杨过式通才与令狐冲式专才更适合待在哪儿？这不仅取决于公司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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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Florenta Teodoridis等 译者：Sail2008

编者按：众所周知，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世界里，杨过是兼通多门武学的通才，令狐冲则凭借华山派剑宗风清扬老前辈传授的独孤九剑纵横江湖。这两位都是不世出的一代大侠，令诸多武侠迷为之倾倒。在现代公司里往往也不乏这两类人才，一类是通才，一类是专才。除了公司调性以外，什么样的环境更适合他们，其实这里边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

激发团队创造力的最佳途径是什么？这真没有什么简单答案。关于这一点，即便在研究界大家也是莫衷一是。

有观点认为，创意突破的关键在于能联合不同领域的专家并博采众长。毕竟每一次创新都是在设法把已经存在的事物重新组合到一起或加以重新构想。

许多研究都发现，最佳创意总是在将看起来不相关领域的见解相融合的过程中浮现出来。比如说，Charles Babbage发明的由穿孔卡片驱动的计算机器是现代计算机的基础，其灵感来自Babbage从丝织业中学到的知识。丝织业普遍采用有孔卡片来为丝织品设计图案。类似的，亨利·福特关于汽车制造生产线的革命性创意，其灵感来自Singer牌电锯和肉类加工厂。

基于这种想法，你或许打算鼓励员工探索新领域，或雇用更多通才来让你的团队更有创造力。他们拥有丰富经验和多种专业知识，能把其他人眼里毫无关联的点串起来。

然而其它研究又发现，通才是要付出代价的。常言道，样样皆通，样样稀松。这句话是说，对研究课题理解得更深刻的专才，能更好地发现和抓住出现的机会。举个例子，Sarah Kaplan 和Keyvan Vakili这两位研究者发现，在纳米管研究领域，对来自同一专业化领域的创意进行重组，比对来自多领域的创意进行重组产生了更多奇思妙想新创意。专才之间相互协调也更容易，因为工作应当如何分工对他们来说更加清晰。

这些观点认为，你最好要么雇用在某一重要领域造诣颇深的员工，要么鼓励员工在其从事的任何工作领域都成为真正的专家。

这两方面都有可观的支撑证据，因此我们可以推断，或许这两种主张都是对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一些情况下通才能大放异彩，而在另一些情况下专才则大显身手。在即将发表在《管理科学季刊》（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的一篇论文中，我们对这些情况进行了研究。

我们的理论认为，在变化节奏慢的领域，成为通才的好处是最大的。在这些领域（比如石油、天然气、采矿业），让专才来提出新创意和识别新机会或许更加困难，而通才或许能从其它领域发现创意灵感。我们的理论还认为，对于变化节奏快的领域，情况则完全相反。在这种情况下（比如量子计算机和基因编辑等发展迅猛的领域），通才想跟上最新进展就有些吃力，相反，专才在新的技术发展和机会刚一出现，就能更轻松地理解并掌握它们。

要测试这一点，我们要让研究对象在某些领域经历某种突然性变化，而在其它领域则保持稳定。这正是苏联解体后理论数学领域出现的状况。在上世纪80年代，苏联数学家在理论数学某些领域（比如积分方程）大大领先于其西方同行，而在其它领域（交换环与交换代数）则不然。随着苏联的解体，西方数学家一下子取得了大量科学进展。在此前苏联一直领先于西方的领域，这大大加快了其变化节奏。

理论数学领域也让我们可以在专才与通才之间区别对待。举个例子，意大利菲尔兹奖（the Italian Fields Medal）得主EnricoBombieri闻名世界，他融合了彼此迥异的数学领域的深刻见解。与此相反，法国菲尔兹奖得主（French Fields Medal winner）LaurentSchwartz则把其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广义函数上。

我们比较了在变化速度快的领域（主要子领域是数学分析，如积分方程，偏微分方程，以及傅里叶分析）工作的数学家，与在影响小的领域（主要子领域是代数和几何，比如环、代数和组合数学）工作的数学家。我们追踪了从1980年到2000年（从苏联解体10年前到苏联解体10年后）超过4千位数学家的学术研究进展，采用了由美国数学学会提供的一整套有关发表与引用的大量数据。

我们基于数学家的学术成果，对其专业水平进行了量化分析。我们把仅在理论数学某领域发表过学术成果的研究者定义为专才，而把在多领域发表过学术成果的研究者定义为通才。我们根据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在快速发展领域和慢速发展领域测量通才与专才的创造性成果的变化情况。由于发表的论文质量参差不齐，我们还对后来收到的引用成果数量进行了调整。

当然，理论数学的背景设定很独特，但它让我们能精确测量变化速度的增加对专才与通才的创意表现造成了多大影响。我们的分析结果证实了我们的理论。

苏联解体给理论数学不同领域带来不同速度的变化。过去，在变化不大（慢速发展）的领域，专才的生产效率往往略低于通才，但苏联解体后，这一鸿沟显著扩大了。我们的回归分析估计，专才发表的具有加权引用频次的学术成果每年减少22%，通才在同样的慢速发展领域的表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这一数字指的是苏联解体前十年与苏联解体后十年之间生产效率代沟的平均变化，它是在对随时间变化的论文发表趋势，和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不同个人特征进行控制的基础上获得的。）

在受影响最严重（变化节奏更快）的领域，情况刚好相反。在苏联解体前，专家的生产效率略高于通才，而在苏联解体后这一鸿沟也扩大了，专家的生产效率提高了，而通才的生产效率却下降了。说得再具体些，我们的回归分析估计，苏联解体10年后，与苏联解体10年前相比，专才发表的具有加权引文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增加了83%。

不只在快速发展领域通才表现不如专才，他们的表现也逊色于慢速发展领域的通才。在苏联解体前，在这两个领域通才的生产效率极为相似。苏联解体后，快速发展领域的通才生产效率降低了，发表的具有加权引文影响力的论文比慢速发展领域的通才少了37%。

换句话说，只要变化节奏不是太快，通才表现得似乎都相当成功，而当变化节奏加快时，他们的生产效率就降低了。同时，当变化节奏加快时，专才似乎表现得更好。

我们的研究表明，两种类型的能力可以提高创造力的表现。一种能力是将跨课题领域的创意相结合。这并不容易，因为在一个领域取得成功的创意，在另一个领域未必会成功，但它会带来回报，尤其是当你的工作领域发展相对停滞时。另一种能力是在你的领域高效发展时，抓住技术前沿地带出现的机会。当事情进展很快时，这可能特别有价值。

关于提高创造力，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策略。但我们的研究表明，领导者应当对团队中有多少专才和通才进行评估。如果发展节奏慢，团队将从雇用通才中获益，他们会对整个行业中想当然的假设提出挑战，带来新的想法。如果变化节奏快，团队将从雇用专才中获益，他们更有可能帮助团队实现创新。

本文编译自《哈佛商业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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