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为何执意六次北伐中原？
文/格瓦拉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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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三国演义》的朋友一定对诸葛亮六出祁山的故事有所熟悉，然而每每令人不解的是：诸葛亮为何在“益州疲弊”的情况下，接连六次出师北伐曹魏，即使屡屡碰壁、无果而终的情况下，依然矢志不渝，直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呢？诸葛亮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情况下，仍一意孤行地执行这项艰巨的任务到底是为了什么？个人认为不外乎下面几点原因：
1、争的是法统。法统（legal foundation of the domination）又称正统、道统，按照现代政治学的定义，是统治权力的法律根据，是指导法律实践活动的总体精神，即法律实践活动所要实现和维护的价值。按照中国古代的观念，就是在出现国家分裂或叛乱，出现多集团割据、对峙的情况下，应该由谁来代表国家来进行统治，谁才是“真命天子”。
蜀汉政权的创建者刘备一直以“正统”自居，经常打着“大汉皇叔”的旗号四处奔走，捞取政治资本。曹魏代汉之后，刘备割据四川称帝，以刘汉政权的继承人自居，不承认曹魏政权继承汉室正统地位的合法性，自然也就以“北伐灭曹”、“夺回正统”为基本国策。可以说，“北伐灭曹”不仅仅是刘备的政治口号，而且也是蜀汉政权的立国之本、执政之基和力量之源，是其在益州地区统治合法性的基础，是蜀汉君臣毕其一生都要追求的政治抱负。
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坦承，“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这便是对蜀汉政权从事北伐事业原因最直接的说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哪个皇帝在位，无论哪个权臣掌权，都不能迈过“北伐灭曹”的这个门槛。国家强大时，自然要大规模北伐；国家衰微时，也同样需要进行小规模的骚扰。如果不如此，则蜀汉政权将彻底地沦为“僭伪政权”、“叛逆集团”，失去其在益州地区的统治基础。
2、为理想献身。诸葛亮的出世始于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而他甫一出场，便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对刘备和盘托出，这便是流传千古的《隆中对》。其中提到“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占据荆、益二州，与曹魏、孙吴集团首先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然后结好孙吴，乘天下大变之时，由宛洛、秦川分路北伐，灭曹兴汉，完成统一事业，这是诸葛亮为刘备做的战略大规划，也是诸葛亮毕生追求的政治理想、报复。既然诸葛亮选择了刘备集团，选择了以曹魏为对手，那么政治理想的驱动，就不能不促使他坚定不移的从事北伐事业。
3、要信守承诺。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已经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君臣关系，同时具有亲密的同志、朋友关系，是一种“鱼水”关系（刘备语）。刘备需要借用诸葛亮的智慧与战略，诸葛亮则需要倚靠刘备的实力与人望，共同来完成艰巨的北伐事业。是共同的政治理念将他们结合到了一起，也决定了二人相似的政治命运。
刘备建国后不久，便与孙吴开战以争夺荆州，其真正的原因绝不是为了报关羽、张飞的私仇，而是为了“跨有荆、益，保其岩阻”，建立两路伐曹的基地，实现《隆中对》中提出的政治抱负。然而，刘备骄兵致败，黯然辞世于白帝城，临终前只能将未竟的北伐事业与儿子托付给了诸葛亮。作为中国古代传统士大夫的典型代表，深受知遇之恩的诸葛亮满怀忠君爱国思想，自然责不旁贷的接过先主未竟的事业，毕其一生以实践之。
所以，即使在“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天下存亡之秋也”的时候，诸葛亮依然不敢懈怠，不敢荒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从事北伐事业。因为，他不能有负于主人的寄望，不能有负于一个亲密战友、朋友、同志的嘱托，更可况这更是两人共同的政治抱负！
4、忘战则必危。诸葛亮之所以执意其北伐事业，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简单来说便是想以战养军，以战求和。我们看四川这个地方，四周有山川之阻，境内则是一个大平原，土肥水美、物产丰饶，着实是一个四塞之国、天府之国。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人民，一般只要没有大的战乱，便可以过上一种富足、自保的生活，没有多少向外扩张的动力。久而久之，容易滋生一种自满、懈怠的作风，体现在军事方面，则是典型的军备废弛。历史上割据四川的政权，无一例外都没能走出这块盆地，反而最终都成为被统一的对象。先前的公孙述政权如此，后来的蜀汉、成汉、前蜀、后蜀、明夏、大西政权亦概莫能外，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丰饶的生活销蚀了进取的意志，美妙的温柔富贵乡变成了他们的埋葬场。
所以，割据四川一隅之地的蜀汉政权，面临着一个现实而严峻的选择，是走出盆地，从事一种极其艰难的北伐事业，通过战争的手段来达到训练士兵、整顿军备，时刻保持旺盛战斗力的目的；还是，安居益州，满足这偏安富足的生活，在迎接那亡国的命运之前，尽情的享受荣华富贵。历史选择了诸葛亮，选择了他那条执着不渝的北伐之路。走出去，跟北方强大的政权角力，虽然明知不可为但依然要为之。因为只有主动发动战争，才能凝聚人心，整顿军备，保持战斗力，进而实现以战求和，稳固政权的目的。
这一点，在诸葛亮的《后出师表》中有明确的记载：“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由此可见诸葛亮北伐用心良苦。
5、时运不我待。诸葛亮一而再、再而三的从事北伐事业，每每碰壁之后也不改本心，还有一个原因便是希望通过主动出击来制造曹魏的内部动乱，寻找可以实现突破的机会，在一个时运不我待的局面下来争取改变的方式。
然而，自曹魏政权建立之后，一直并未出现如诸葛亮所期望的那种变局、乱局，北方政权的日益稳固，不仅增强了其实力，也渐渐的改变了民心思汉的心理基础，其对蜀汉政权的威胁也与日俱增。同时，随着老一代将领的相继凋零，新生代将领由于缺乏威望以及对北方战场的深入了解，使得蜀汉自身的战斗力在不断的弱化。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痛陈：“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分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此臣之未解五也。”由此可见情形之危急。
如何破解困局，将北伐事业继续下去，保存恢复正统的一线生机？诸葛亮需要做的只能是靠先发制人，在战争中训练士兵、保持战力，不断寻求可以实现突破的机会。这是一种令人煎熬、痛苦的寻觅、探索，是儒家思想中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伟大精神在诸葛亮身上的真正体现，“既然选择了远方，便要风雨兼程”，此之谓也！
为政治理想而执着终生、死而后已的诸葛亮最终还是没能完成北伐灭曹事业，其中的用人失误、后勤不足、战术不当等等只不过是导致其失败的次要原因，导致这种情况出现最主要的还是那虚无缥缈而又重要无比的“天命”问题。因为曹魏政权的异常稳固，使得实施北伐大战略的“天下有变”、人心思汉的前提条件丧失；因为荆州的丧失，使得“跨距荆、益”、分路北伐的策略失去可能；更因为，诸葛亮其实只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治国者，但恰恰不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他的长处在于谨慎、勤奋，而短处则是缺乏好险用诈的战争谋略（从不同意魏延出奇谋经子午谷奔袭长安可见一斑），而后者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在不利的局面下开创有利局面必备的素质。
诸葛亮终究是败了，但是在一向以成败论英雄的中国，他却能升华为圣人甚至是神，成为后世士人大夫的精神导师。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他那份伟大的家国天下情怀，那种为理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执着，还有那千金一诺的履约精神。所以，虽然已故去千年，但定军山下那座孤坟却早已成为读书人敬仰崇拜的圣地，闪耀着穿透千年的动人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