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的律师就能完成上帝的工作吗？《我们与恶的距离》(2019)

《我们与恶的距离》是HBO亚洲台3月24日开播的一套台湾社会题材剧集，直面拷问人性善恶的沉重题材。开播之后口碑一路走高，目前播出四集之后豆瓣已经达到了9.3的高分，如果不出现烂尾的意外，这部极有可能成为本年度大华语圈评分最高的剧集。

鲤鱼看过台湾剧集不多，甚至看过的电影都不多，几年前除了杨德昌，侯孝贤，蔡明亮三位华语旗手级导演，加半个李安（李安的另一半算美国的）的作品之外，我对台湾影视作品的印象就是小清新。不痛不痒，不食人间烟火。

这几年我对台湾影视作品的感觉产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主要也和这几年台湾影视作品涉及的题材，明显变得丰富起来有关。比如《大佛普拉斯》《血观音》，这届金马奖大出风头的《谁先爱上他的》，热播的剧集《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花甲男孩转大人》，无论从可看性到思想深度都是非常成熟的影视作品。

这部的编剧就是《谁先爱上他的》的编剧之一吕蒔媛。相对来说电影创作的过程中剧本未必就占有主导地位，电视剧不同，一个好剧本是电视剧成功的首要因素，比导演还要重要。在看这部之前，我对吕蒔媛的编剧功底非常有信心。

这几天放假比较闲，一天看完了已经播出的四集。从资料上看这部只有十集，所以节奏上非常紧凑，没有丝毫的拖沓之感，开了头基本就停不下来。这点上内地连续剧做的非常差，明明三十集会讲得非常流畅的一个故事，非要拍七八十集，这跟灌水猪肉没太大区别。

剧集从一起无差别杀人事件开始，在法院对造成9人死亡21人受伤的凶犯二审判处死刑以后，被告辩护律师王赦（吴慷仁 饰）坚持认为应该调查凶犯李晓明的犯罪动机，从而杜绝类似恶性事件的发生。

对凶犯李晓明的深入调查，从一开始剧集就设定了两大悬念，李晓明是否有精神疾病，虽然只看了四集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就会引出李晓明的恶源自于何处，也就是剧集的主题我们（善或者普通人）与恶的距离。

剧集所涉及的社会范围非常广，律师代表着法律职业从业者。

记者，电视新闻编导代表着媒体职业从业者。

精神科医生代表着医疗职业从业者，而这三大职业无疑对防范精神疾病患者恶性伤人事件发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这样一部和我们生活密切相关，深度讨论社会问题的作品来说，观众的认知会千差万别激烈碰撞，这是无可非议的。这也是一部成功的艺术作品需要做到的，我们的社会已经出现了问题，引起公众的关注并且试图解决问题，正是艺术作品存在的价值之一。

不知道剧情后面的发展方向如何，现在为止已经成功的提出了问题，主创最好不要在后面的剧情中试图解决问题。这部中现在已经涉及的尖锐问题，不是台湾现在解决不了，即使是在美国，在英国这种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困局，也没有双赢的结果。编剧最好不要挑战社会学与法学专家的智慧，能提出问题让更多的人去思考，对于一部剧集来说已经非常成功了。

这部剧集可以讨论的方向很多，篇幅和时间的关系这里讨论一下给我印象最深的律师王赦这一人物形象。王赦无疑是一名理想主义者，无论如何也不是一个坏人，更谈不上是一名恶人。

可如果我的生活中身边有这么一个人，我不但不会喜欢他，尊重他，反而会非常讨厌他。

理想主义的律师也不能去试图完成上帝的工作，即使再悲天悯人也不行。原因很简单，从事的职业和所处的社会位置，不具备解决这种问题的能力。无论出发点多么崇高伟大，有力不逮的结果不仅仅是不尽人意，往往会适得其反。

这好像在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是，即使是自己职业和能力范围之外的社会问题，作为一名有良知的人也应该密切关注，但绝对不要成为试图解决这种问题的倡导者。简而言之，在能力所及之处尽可能的贡献自己的力量是可贵的，去做超出自身能力的事只会越帮越忙。

王赦可能是一名法律专家，他的学习和从业经历，我不认为他会是一名精神疾病和社会学专家。法律判处一名精神疾病患者死刑毫无意义，这个命题是在法律范畴内的。如果王赦认为现行法律缺乏公正性，那么就应该辞去律师的职务去从政，成为一名立法委员之后推动法律的改革。

至于凶手精神疾病的成因和社会包容问题，王赦没有相关知识也没有能力去解决，他应该追随更权威的社会学专家去参与解决自己发现的问题，而不是联合媒体和精神科医生试图还原凶手的动机。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个悖论，李晓明如果是精神疾病患者又何来动机，王赦连李晓明是否是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都无法确定，就高高在上的审视人性的善与恶，这显得有点荒唐了。

再其次如果李晓明有精神疾病，并且主要原因来自家族遗传病史，何来防范再次发生的可能，象纳粹一样剔除人类的恶劣基因吗？与此同时王赦在正气凛然的坚持自己理想的时候，考虑过被害家属和凶手家属的感受吗？王赦这一人物在后续剧情的所作所为，是我非常关心的悬念，这也是这部剧集的成功之处之一吧。

剧集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生了三起与精神疾病患者有关的案件，前面说过的李晓明影院无差别杀人案，陈昌公园杀害两名儿童案和年轻导演幼儿园挟持案。

前两起因为是倒叙还未完整展现，第三起王赦的做法就显得非常令人费解。作为被挟持儿童的家长，不但没有陪伴自己受惊的妻儿，反倒为了保释嫌犯忙乎了一夜。好吧，我承认这是一位无私，正义，敬业，很有职业操守的律师。

可是在观察这位年轻导演的精神状态之后，王赦并没有提醒家属马上带他去找专业医生诊断，更没有提醒家属对他的行动加以约束。的确幼儿园中这位导演对小朋友并没有表现出暴力倾向，可是王赦对这种疾病后续的症状了解吗？不久保释出来这位年轻导演就对自己的姐姐拔刀相向。即使不表现出暴力倾向也不行，随随便便不让小朋友放学回家，引起的恐慌和伤害，在精神疾病患者的行动自由权力面前就微不足道了吗？

保护一个弱势群体的权力，而有可能损害其他人的权力，这绝对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法。虽然我不知道怎样做才会更好，但是我觉得王赦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

保护精神疾病患者这一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在政治上有着不容置疑的正确性。但是判定精神疾病患者的是否具备自由行动的权力，不是应该由精神疾病医生来做的吗？如果说现行制度存在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歧视，那么应该试图去健全完善相关制度，而在制度没有修改之前，即使再置疑这种制度作为一名律师来说，首先应该遵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而且再怎么修改，也无论如何轮不到一名律师，来决定一名精神病患者是否具有自由行动的权力。

一部社会题材影视作品，观众解读的方向千差万别，恰恰意味着这部作品的成功。不要说我的一家之言算不得准，即使权威的法律和社会学专家，现在也无法给出更合理的解决方案，而让更多人的去关注，去讨论，就是这部作品的社会意义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