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眉：诗人王尔碑的不完整记录

来源： 桑眉 诗草堂

王尔碑：“只不过是一个喜欢做梦的人”

——诗人王尔碑的不完整记录

文 | 桑眉

寻访王尔碑

去年（2019年）“三八”节那天，我手写了心形咭卡，准备了一条宽大的羊绒围巾，想去探望老诗人王尔碑。这之前，有四年时间，她在重庆。我曾跟重庆某友说：“王尔碑老师在重庆，有活动可邀请她参加，不然她得多寂寞……”

王尔碑是2018年年末回成都的。一回来，“散花楼”女子诗社就在桃蹊书院为她和另一位前辈张新泉举办了一场诗歌朗诵会。我向新泉老师打听，他说，王尔碑与儿子住在一起——噢，那就仍在桂王桥东街！

桂王桥东街与我从前租住的燕鲁公所街隔一条巷子，与我现在的办公楼隔三条巷子、一条马路……2012年春访谈王尔碑期间我曾去过她家，那天她一边用流利的英语欢迎我到来，一边张开双臂以华尔兹般轻盈的姿势邀我进门，我们相谈甚欢。在她家吃完饭，她送我下楼，我们手挽手穿过宿舍大院，一边看夹道的林荫，一边聊诗歌，她说喜欢我那首《地下党》，想来这与她年轻时的某段“惊心动魄的日子”有关……

步行，一进大院就蒙了，竟忘了她家在几单元几楼几室，只好折回来写了张便条托门卫转交。等数日未有音讯，便向“每月十五”文学社社长阳光和求助，她辗转找来一个手机号码。号码主人是王尔碑老师的保姆，保姆告诉我一个地址：神仙树大院第三道门右边第一幢16楼4号。那里是王尔碑的儿子为她租的房！

2019年初春的好天气不多，一周捱一周，终于遇到一个明丽的日子。从神仙树地铁站出来，是一座高架桥，桥上走汽车，桥下是宽阔的草坪。一个大叔帮我指路：神仙树大院就在马路对面，分为几期……步行近半小时，

终于到了“神仙树”小区。

也不管“第三道门”是从哪头数起，遇到第一道门我便长驱直入，很快找到第一幢。上楼需要门禁卡，看有人进电梯我便跟进去，但那人住在8楼，我只好中途从安全通道爬楼梯。当我气喘吁吁地立定在16楼楼道，正好有一个妇人开门出来，正寻思如何开口询问时，发现她身后门内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啊！那一刻，脑子里迅速闪现“踏破铁鞋”“冥冥有天意”“无巧不成书”……

王尔碑一边跟保姆说，不去散步，有朋友来了，一边与我热情拥抱，紧接着又面露狐疑，像是没有想起我是谁。 我们待一块儿时，她还不止一次问我：“你是桑眉吗？哪个杂志社的呢？你今天来有什么事？”我告诉她曾访谈过她，现在想写一篇关于她的稿子，需要补充一些内容……她总是反复说：“……哪方面的内容？今天没有准备，下次嘛！下次带几本你们的杂志来……”

约莫两个钟头，我坐在沙发上，坐在王尔碑身边，她只有一侧耳朵听力好些。开始的时候，我说话，王尔碑就微微欠身来听，后来我索性附她耳边一字一顿地说……听力的阻隔、记忆力的阻隔，像隐形物横亘在我们中间，看着她的白发，她认真却无能为力的神情，我有一种被软鞭轻笞的痛感！她像一个好客却不知如何招待客人的主人，不忘吩咐保姆大姐给我倒茶，甚至礼貌翻看、赞美我送她的围巾……却无力将现场氛围带动起来。我也不忍“逼迫”她去回忆！岁月已无情地将一个人抛置于浅滩，倘若非要她再次冲进大雾迷蒙的海上，或许是一种莽撞，是另一种残酷！

那个下午，时针很慢，急性子也变成了慢性子。我与保姆大姐拉家常，希望她尤其晚上警醒一点，如果老人起夜最好能扶一扶……我告诉保姆这位老人是一位非常有名的诗人，告诉她这位老人多么的不平凡……保姆大姐说自己信佛，请尽管放心；她说她知道婆婆是了不起的作家诗人，有时会用放大镜翻看书报；她说婆婆很慈祥也很倔强，不轻易给人添麻烦，一切日常基本上都靠自己，天气好的时候她会陪婆婆下楼……

那天，临走时，我跟王尔碑约定：哪天出太阳我过来一起晒太阳！她让我把想问的问题写下来她“考虑考虑”！我把手机号和用斗大的字写下的几个问题留在台历旁（保姆说这样她才找得到），叮嘱保姆：王老师哪天准备好了就电话我。

左右等不来电话，我便又给保姆大姐去电话，她说她已辞职回乡，王尔碑也已搬离神仙树大院，住进了养老院（好像是因儿子新房子在装修）……我与新泉老师谈起，他说：“如果你去养老院，请告诉我，我想一起去探望尔碑老师……”四月中旬，我落实养老院的详细地址时，友人说王尔碑生病，已被家人接回，不知身在何处……

王举人家的幺小姐

时光倒流，时间的小小蜂鸟吻开岁月绳索上的结节，那些被紧紧束缚的往昔渐次重现，从枯木到新枝、从落叶到芽苞、从果实到花朵……谁能说这不是时间行进的方式之一呢？！当我们穿梭于记忆隧洞，时间倏地回到了1926年。

1926年冬天，午夜时分，盐亭的一户大户人家——王举人家，仆人们进进出出、忙前忙后。王举人在书房坐立不安，不时询问：生了没？生了好给她起名字……或许是一种预兆，孩子临盆时，天色突变，几乎在孩子落地的瞬间，王举人顺着椅子滑倒在地。这个父亲太过紧张，突发脑出血……孩子生下来便戴孝，母亲给她乳名取作：孝环。学名：婉容。

因为父亲是清光绪十九年癸卯科举人，家境还算殷实，婉容的童年还算无忧无虑，大家都喊她——“王举人家的幺小姐”。举人家在盐亭木龙湾，家的后山有一座树林，在婉容眼中，那可是艾丽丝仙境般的神秘所在。她常往山上跑，山上的林木葱茏，到处都是树蓠、花草丛，耳畔都是鸟鸣……大自然的教诲与滋养是血肉亲情无法替代的。

王举人离世，留给孩子最大一笔遗产是一个大书房，房中有许多书籍。婉容的哥哥姐姐都爱读书，哥哥言行举止颇有小作家的派头，因为他崇拜王尔德，所以给自己取了个笔名：王尔塔。他还给同样爱看书的妹妹取了一个笔名：王尔碑——

一方面是缘于他崇拜王尔德， 另一方面更是为了纪念父亲——他对婉容说：“你生父亲死，你就是父亲的纪念碑了。”

王尔碑曾拿了些照片给我看，黑白照，其中有一张儿时与母亲、姐姐、哥哥，以及表兄的合影。照片拍摄于木龙湾后山山下，1937年的春天？或秋天？年轻的母亲坐在中间，左侧依次立着姐姐金环（后改名王剑清）、孝环（王尔碑），右侧立着哥哥王尔塔、表兄。从站姿与衣着一眼就能看出，这是几个家境殷实、有教养的孩子，尤其那个剪刘海短发、穿黑色（或许是红色？）过膝裙的少女，她一只手悄悄勾着姐姐的手指头，静静伫立，干净得像一个初醒的梦，像山中小溪。对，王尔碑爱小溪的安静，她写过一首《小溪流的歌》：我是小鸭的摇篮/我是小姑娘的镜子/我喜欢小牛独饮我清亮亮的水……这首近似儿歌的小诗，是王尔碑第一本诗集《美的呼唤》中的一首，她说她一直偏爱它。

王尔碑诗集《美的呼唤》

王尔碑好几本专著中，都放入了这张合影。照片中的姐姐金环很文静、落落大方，少时的王尔碑爱模仿她，把“家里的东西，吃的、穿的，悄悄送给她贫苦的乳娘”；“那些绿色封面的《冰心诗选》《丁玲诗选》……不同作家的选集共有十本，她爱读，我也似懂非懂地读起来。”姐姐读高中时便已怀着进步理想，1938年离家出走、奔赴延安，改名王剑清， 与家人失散许多年， 母亲常常流泪，终因想念她而病亡。王尔碑说：“我的思想、个性、生活道路，（人生中）每一步都印着姐姐的影子。”

王尔碑也爱看书，对文学已到了痴迷的地步，譬如：上课时，她会用不喜欢的课本打掩护，偷偷看小说、写诗；下课时，就和好朋友去河边读艾青、绿原的诗，读《红楼梦》《花月痕》……她特别喜欢读外国小说，托尔斯泰、罗曼·罗兰、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从不轻易放过。

访谈时她曾谈到：“印象非常深刻的经历太多了，现在一下子想起来的是一本哈代的小说《一个富于想象的妇人》。那是一个周末，我路过一个教数学的女老师的宿舍，宿舍的玻璃窗半合着，可以清楚看到临近窗台的书架，架子上密密麻麻摆着许多书，我随便扫了一眼，被一本书的名字吸引了，那本书就是哈代的小说，当时我并不知道哈代……我偷回宿舍熬夜看完后又放回原处，周一的时候心惊肉跳地坐在教室里，生怕被女老师看出破绽……这本小说的内容至今我都还记得，讲的是一个贵妇去旅行时在旅馆发现一个诗人的画像和手稿，因此暗暗爱上了这位诗人……”

一个被文学照亮的少女，浑身上下都是快乐！都是光！多年后，当她已白发苍苍，回首往事，仍眸光熠熠。“我喜欢去的地方是图书馆、绳溪河边。我和好朋友范兆麟有时周末不回家就在一起讨论文学，吃饭的时候我们干杯，说：你是拜伦，我是雪莱！（笑）”

那时候，学校长廊的墙壁上贴满了揭露和诅咒黑暗、歌颂和赞美光明的壁报，有班集体或班里几个人合伙编的，也有进步社团“布谷社”编的，还有一张比较别出心裁的诗歌壁报是王尔碑一个人编的，内容全部是她在《西方日报》《光明晚报》《新华日报》等副刊发表过的作品剪报，以及一些没有公开发表的、用手工工整整写上去的散文诗……

王尔碑说：“那时候，写诗成狂，半夜来了灵感，没有灯就摸黑写在墙上；有一次学校演出《雷雨》话剧，我激动得彻夜未眠，为剧中每个人物都写了一首诗，可惜那些诗稿现已散失！”

对文学的痴迷带给王尔碑不少收获，但也耽误了学业，她严重偏科，语文、外语等文科成绩不错，数理化则一塌糊涂。有一次代数考试交了白卷且不说，她还在试卷上写道：“亲爱的老师，对不起，我只有给你交一份纯洁的白卷了！”数学老师是当时颇有名气的秦炳穆老师，他不仅没有责备她，还对其他老师说：“王婉容这个学生真有点个性哩！”后来高考失利了，范玉梅校长有一天在升旗台上对全校师生讲：“我们学校有很多同学考上川大、华大，王婉容同学没考上，但她有特长，川大也专门开会讨论过想要特招她入学……我觉得她是光荣的……”

有为在“歧路”

1947年秋天高考落榜后，王尔碑到成都女子公寓当“寓公”。公寓在成都长顺上街，以王尔碑的话说乃是闹市中的一方净地，“前庭有古树、花圃、回廊、大(院)坝……后园幽静，宜于攻书”。这里住的多半是外州县考大学、中专落榜准备来年再战的女学生。

女子公寓成为王尔碑临时的“家”，家中按月寄钱来，让赶考的“书生”没有后顾之忧。课本用心念，闲书却还忍不住要读。出公寓大门不远处的祠堂街，街上有许多书铺，王尔碑最记得的是“联营书店”，她只看不买，书店主人仍旧笑眯眯的；相邻的东城根街则有许多租书铺，店面小，中外文学和哲学书籍却应有尽有……那时候，王尔碑似乎尚未与

“文学界”接上头，她还是天然的，与老同学和朋友自成小集体，复习、散步、看电影、阅读、练学写作……没有孤独感。

“然而，那时整个成都却不平静。处处触目惊心……眼看革命志士惨遭杀害，进步书店、报刊被捣毁、查封，凡热血青年能无动于衷吗？”（《女子公寓》）王尔碑写下了《野店》《与鬼为邻时》《寂寞》《长夜》……“拉琴者死了/作曲家在害病/唱歌的人在吐血/好寂寞的夜呀！”（《寂寞》1947年）“长夜呵/你以铁的沉寂/禁绝我们歌唱/我们的泪，在心里滴成一道河流/泛滥时，便将你顽强的一切冲毁”（《长夜》1948年）……

善良的正义的种子其实早已种下，1946年她第一次投稿，第一次发表在重庆《新华日报》的《纺车声》，就是她对那个时代和自我写作才华的见证。“这首诗的灵感源自邻居深夜纺线，每当听到那‘呜呜’的纺车声，我的心就会被什么揪起来似的，乡下人生活很艰难！”诗中写：“纺车在深夜里哭泣/哀怨循环地/仿佛谁在说：苦啊苦啊/啊，是那个孤独、驼背的老人/不停地纺着她凄凉的命运/手已经僵硬了/声音，渐渐微弱了/仿佛谁在叹息：饿啊饿啊……”

最终，经过一年复读，1948年王尔碑去了重庆南林学院外文系。在大学期间王尔碑曾用王念秋这个笔名在《重庆日报》上发表了长篇故事诗《宝石花》（根据苏联同名电影创作）。南林学院的吴先优、方敬、沈寄踪等思想进步、文学造诣很高的老师，对她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1949年上半年，物价飞涨，学校成立了兰心读书会，王尔碑也加入其中，看进步书籍、开诗歌朗诵会、在群欢晚会上扮演饥饿的农村妇女……积极投入到“反饥饿”“反内战”学生运动中。王尔碑说：“在南林学院度过了平生可谓惊心动魄的日子，秘密参加‘新青社’（地下共青团组织）、在白色恐怖中流浪、逃亡……”

在第一次访谈时，王尔碑曾讲起过一次送别。因她不愿我在文章中提及而封存在录音笔中，后来录音笔遗失了，那次送别的时代背景、具体人物亦无从稽考了。依稀记得：由于情况紧急，她黎明前匆匆踏上行程，一个风度翩翩的年轻人闻讯赶来，隔岸挥别，雾气愈来愈大，

直至模糊、消失。——时隔多年，已然无法分辨那个情形是梦是真。它像一段不宜议论的时事，亦像她从不与人谈论的爱情……一切都渐渐演化成为传奇，不必去刨根问底！

我曾问王尔碑，回过头再看在重庆那段经历会是怎样的心情？后来各种“运动”接踵而来，将您推着跌跌撞撞向前走……她笑言，一切都是瞬间，一切都是永恒，一切都会过去，

一切又会诞生…… （这也是她的诗《瞬间》 中的诗句） 。 她说 ：“我曾在会理 （农村）劳动了一年，那里有很多民歌，让人觉得苦中有乐。我刚去会理的时候，见人总是躲闪，当地的姐妹就冲我唱：‘远方飞来一只鹅/飞到这方不敢落/脚踏丫枝你稳稳站/有了实话你尽管说。’

歌声明亮，仿佛在白云上滚动，在山野间回旋，仿佛都在用温柔俏皮的目光在安慰我、召唤我，我这只‘孤零零的雁鹅’慢慢就落下来了，那原本不是桃花源的地方也变成了桃花源。”

这首民歌在王尔碑的散文集《云溪笔记》里曾出现过，看得出她非常喜欢民歌。民歌如同

《诗经》 中来自民间的“风”， 清新、素朴……“小时候，家里的女仆桂娃教了我许多民歌，现在想来它们正是我最初的文学养料。有首《山呷呷》她信口就念来：山呷呷，尾巴长，/嫁给对河李三娘，/李三娘脚拐，嫁给螃蟹，/螃蟹脚多，嫁给白鹤，/白鹤嘴尖，嫁给犁辕，/犁辕拱背，嫁给桃妹，/桃妹嫌她，嫁给田家……

“这首民歌描述了一只鸟凄凉的一生，象征着旧中国山村女人的悲惨命运，直到今天，我仍觉得它十分前卫。它完全运用了浪漫主义的、超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体现了古人‘诗有别趣，不关理也’的诗论，因无理而妙趣横生，令人难忘！”

《山呷呷》王尔碑从小记到老，成为她在小范围文学聚会中才艺表演的保留曲目，往往一边念唱，一边加入“手舞”，惟妙惟肖，惹得全场齐声喝彩！

关于重庆，除开南林学院那几年，她曾以川报驻重庆记者站记者的身份，在重庆生活、工作。走上记者岗位，与她姐姐有些关联。新中国成立后，姐姐在北京工作，登报寻亲，她便去北京找姐姐，并考入北京新闻学校。从新闻学校毕业后就分配到川北日报社，后来到四川日报社。

王尔碑曾在书中回忆：“记得我在四川日报社重庆记者站工作那段时间，正遇上自然灾害，特别艰苦，但我相信古人说的‘飘风不终朝，暴雨不终日’。一切都会好起来，所以工作一直很认真，有时要到南岸那边去采访，中午没饭吃，就把早餐时的两个馒头留下一个当午餐。”

重庆于她而言，是天真之地、希望之地……王尔碑书中罗列过许多“第一次”，都发生在重庆——第一次写诗、投稿，在1946年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纺车声》（笔名：海涛）；第一次写长诗《宝石花》，在1948年《重庆日报》副刊发表（笔名：王念秋）；20世纪80年代，第一次听重庆诗人陆棨、梁上泉传达北京关于创作的解冻与开放；第一次拜访老诗人杨山，杨老鼓励她重新写诗；第一次在枇杷山下与穆仁、余薇野互看习作，后来认识了青年诗友傅天琳、华万里、肖敏、培贵……第一本小诗集和散文集在重庆出版；第一个评介她散文诗创作的人是新诗研究所的吕进……连她离休后的第一批散文都是在重庆《人间》月刊刊发的。

重庆于她而言，也是伤怀之地。在特殊的那些年，“我的十多本日记，老伴的川剧艺术研究手稿，都在烟雨坡一位友人的炉灶中灰飞烟灭了”，

现如今“访旧半为鬼”，她说，至亲的人去了，童年好友、诗友知己去了，敬重的文学老师方敬、沙鸥、邹绛、王文琛、聂云岚……也都相继去世。

2014年末王尔碑去重庆，直到2018年末才又返回成都。其间四年，于我等旁人，像个谜。1926年至今，漫漫九十余载，细雨柔风也好，波澜跌宕也罢，她都将它们凝结成一首首小诗，化作一篇篇小文章。这一生，何尝不是一个连自己都难以解答的谜团呢？！

诗人王尔碑

在整个写作生涯中，王尔碑的创作高潮有两个，一个是在20世纪40年代，一个是在20世纪80年代。她的第一本诗集《美的呼唤》出版时印了一万七千五百册，很快售完，至今偶尔还有人寄书来请她签名。

20世纪40年代末至80年代，王尔碑似乎中断了诗歌创作，但她曾在《回望重庆》中提及烧掉了十几本日记，日记本中会不会便是她为安全起见密不示人的诗作呢？！1977年秋“创作的解冻与开放”后， 她再度闪亮现身诗坛——“我是大湖的知己/我是老鹰的旅伴//小船上，有过雷雨/此刻，风轻，云淡//我把双桨当成彩笔/我把湖水当诗笺//呵，我蔚蓝的诗笺上/有银鱼跳跃，有青鸟盘旋”（《湖上》1979年）。《湖上》不仅婉转呈现了新时代的欣荣景象，更显露出她那不被岁月削减的志向与才华。

新时代焕发出王尔碑的创作激情，为了能潜心写作，她甚至将衣服染黑，以免于频繁换洗、耽误时间。“许伽春节在我家中时，曾目睹过我挑灯夜战的情形，我晚上熬夜写文章，许伽早上先起床，帮文章打分、改错别字……”尽管如此，她坦言，

“其实在报社工作期间，我很多精力都花在工作上了，真正的创作高潮是退休之后， 我创作了 《镜子》《墓碑》《雪兰》《树》等诗。”

20世纪80年代是文学艺术复苏的年代，王尔碑也迎来了她的黄金期。她诗风清新、凝练，

“温柔但不纤细柔靡，低回但不消极沉沦，热烈潜游于自然明净之中，研雅不失隽永深邃……”（佚名） “我很喜欢王尔碑的诗，婉约、含蓄、晶莹。”（木斧）“这种诗美和‘超常性’，

或许就是所谓‘兴会神到’，意象的出现有些莫名其妙。‘诗到绝处不可释’，或者‘不可以智慧识’，只可以‘心感’。”（刘强）

最初读王尔碑的诗，尤其读她三行诗，同为习诗者的我其实是存疑的。有段时间现代诗坛流行的“截句”，虽精到，我个人却仍不以为然（不称之为“诗”）；哪怕日本俳句，也是用“句”进行统称。

倘若通读王尔碑诗集，会发现，这些超短诗，多为1990年前后创作或修改而成。譬如只有两行的《遗憾说》，最初发表在《诗刊》上的是十行，分三节：“碎了的/不要缝补/针针线线/给你新痛苦//亿万年鱼的泪/晶莹了海/海很宽/不要去填//最好，有一叠波涛/明亮你心的深谷”。后来变作两行：“亿万年鱼的泪晶莹了海/不要去填” （《遗憾说》）。

通过《云溪诗话》（2017年，文汇出版社）王尔碑与孔孚的书信往来，可以确认，这首诗是在孔孚建议下进行修改的——

……这诗，你可能是“一气呵成”。我相信。但我还要说，虽然我喜欢它，但并非“极佳”。问题就在于你未能深入细改。煞尾两行：“最好，有一叠波涛/明亮你心的深谷”，虽然味道不是没有，但属于“篇末点题”老路。实为“蛇足”，可以抹掉的。这首诗的价值，在我看来，在于第二节的前两行：“亿万年鱼的泪/晶莹了海”。可以说是千古独步，大概只有你王尔碑能写得出来，别人谁也重复不了……当然仅此两行，还不完整。最好再出一能与此二“虚象”配得起来的“虚象”，才合诗心。我是绞尽脑汁也搜寻“抟虚”不得……如果“抟虚”不出，留下“不要去填”，也是可以的。有此三句，也会是上品。“海很宽”一句夹在那里，实在松劲。

以上，见于1988年10月2日孔孚致王尔碑信件，起因或应前溯到王尔碑8月31的信。因孔孚曾嘱咐她改某篇作品，她在致孔孚的信中谈到：

……关于改诗，我有一种体会：有时一首诗初稿还可以，改来改去却多了理念、技巧，而失去了第一感觉的真，或失去了原始的朴素、丰满的魅力。有人说“诗是改出来的”，纯属工匠之谈，非诗家语。人的认识总在不断地变化、开展。多年前我写诗崇尚精巧，现在则认为“所有精巧都意味着艺术的自杀”。数月前我极珍视吾师的《谈提炼》一文，现在我又担心吾师在剪枝剪叶之时，会不会将你最有生命魅力的枝叶剪掉了？因为我有过此种教训。所以我现在如果写了一首纯感觉的诗，而且是一气呵成，我就基本不去怎样改动了。也许那首诗仅有某种真情能打动人，

就够了。在此胡言乱语一番，只不过是引起吾师在“用减”之时，应百倍警惕而已……

尽管王尔碑对改诗心存疑虑，对孔孚倡导的“用减”心存警惕，但她仍接受了建议，将《遗憾说》舍了个干净。

事实上，在他们往来书信中，尽是对彼此诗作毫不客气的“删”“改”。而这段关于“改诗”问题的探讨，想必在王尔碑那里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据说王尔碑喜欢古诗词，出口便能背诵。古诗词的“辞约意丰”之美，令她时常赞叹。把新诗写精巧，写精准，如同一个果壳世界，如同一把匕首，是否源于对古典诗词的致敬？而她的诗歌创作短制甚多，与倡导极简主义的山水诗人孔孚的交集，无形中也践行、发扬了她“天才善用减法”的箴言与精神。

但王尔碑其实能把诗写长，写来如同小型魔幻剧！

整个八九十年代，王尔碑都在写散文诗和散文，其用力程度不比新诗少！我手中的《瞬间》是她第二本散文诗集，部分内容直接从《行云集》（1984年）“拿来”。有人说，散文或新诗写不好的写散文诗！这个论断有失偏颇，换个角度：在诗中加入适当的叙述；在叙述中加入适量的诗意，亦实亦虚，岂不正是能兼容并蓄的文体！

散文诗不好写，王尔碑却写得风生水起，写成了散文诗写作的代表性诗人，她的散文诗代表作有《石屋》《父亲》《鸣沙山》《寒溪的路》《女人和蜘蛛》等。西南大学新诗研究所教授、评论家吕进，对她的散文诗创作做了恰如其分的梳理与肯定：

大体而言，她的散文诗也许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一山一石、一人一景的吟唱……这些山石人景经过诗的升华，便在陶冶性情上获得了重大的美学意义。另一类散文诗作品保留了更多的散文的叙事因素……这类作品比诗更自由，比散文更富诗意，在诗篇的美学建构上表现出诗人非同寻常的高强手腕……跳跃：意象的跳跃，诗的跳跃。故事被诗化和再造，于是，读者得到了一种特别的体验和感动，而在这体验和感动的背后有一个要由读者的想象去编织的很长很长的故事……

评论家蒋登科在《论王尔碑的散文诗》中写道：

诗风转变之后的王尔碑没有停止探索的步履， 她坚持那种从容、大度、洒脱的传达策略，让一些抽象性极强的情绪也融入诗中……她的散文诗就像洁白的云朵，虽然形在变，但本质是一样的；她的那种细腻、深情、崇美的女性特征，始终是构成她散文诗格调的心理动因。

毋庸置疑，诗和散文诗，正是王尔碑的双翼！照彻她、引领她飞越晦明莫测的烟火人生！她素朴的外表下掩藏的是一个罗曼蒂克的灵魂。“浮云的苍老/空空如也的所谓古迹/我，只不过是一个喜欢做梦的人”。这首《关于我》，算是她对自己的认领吧！

编辑王尔碑

王尔碑是一个喜欢做梦的人，还是一个传递梦想的人。

2012年我第一次访谈王尔碑时，《黄河诗报》主编王竞成得知消息，托我向王尔碑问好。他说，“八〇年左右，我上初一，在沂蒙山深处（我老家）一个公社的新华书店，那时文学书籍很少，新诗集就更少了。我记得书店只有两个人的诗集，其中就有王尔碑的《美的呼唤》，薄薄的，但很精美，那是我少年时代读到的第一本新诗集。”他用过年积攒的压岁钱买下了诗集。

《美的呼唤》带给王竞成新诗的启蒙，让这个身处山区的孩子看见了世界的美和诗歌的纯净之光！“没有王尔碑的《美的呼唤》，我可能不会走上新诗写作这条路。”这本小小的诗集伴随他从少年到青年、从故乡到部队、从部队到地方、从地方再到北京……他说，《美的呼唤》在他手中二十多年（后来被初恋女友拿走），时常品读。

素未谋面，却在其诗歌创作生涯中有着不可取代位置，这即是王尔碑的魅力。至于日常生活中，她做了几十年的记者、编辑，女诗人嘉嘉曾在文章中写道：“王尔碑最大的魅力在于她能发现天才！”她影响、扶持过的文学青年不胜枚举。那些文学青年中，有一位姓廖的年轻人当时在基层开大车，因为将他的作品推荐到《星星》诗刊发表，不但小廖常常来看望她，连他所在单位的支部书记都非常开心，带着橘子、花生专程到报社表达谢意。

首届鲁奖获得者张新泉早年也曾受惠于王尔碑，他感慨地说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她不顾忌、不嫌弃我是个打铁的，对我投去的稿子认真对待， 给我提建议、批改、刊发……”

有评论者说，20世纪40年代末至80年代， 三十年左右，王尔碑没有写诗。我的理解是，一方面囿于时代，一方面缘于她忙着为他人作嫁衣（传递梦想）！经她手发表过作品的四川诗人，不胜枚举。

现任青年作家杂志社主编的诗人梁平，曾向我讲起一段往事：

当年，梁平在重庆江津插队，正值青春飞扬的年纪，现实贫瘠而精神富有。他热爱文学，订阅（或借阅）了《四川文学》《星星》等文学类报刊，当时有一本叫《巴山文艺》的杂志发表过他的作品，每月都会按时寄刊物给他……他一个人在窄小的泥屋里读书、写诗，尤其喜欢王尔碑精巧、细致的小诗，有段时间甚至模仿她，由于模仿得太像，有编辑还专门来确认是否是抄写王尔碑的。这也提醒了梁平，使他意识到必须改变诗风、调整创作方向。

有一天，他插队的队上高音喇叭突然响起：五里八队的知青梁平，请下午到县委招待所去一趟……梁平去到县委招待所，一看，竟是《四川日报》的编辑王尔碑、蓝羽两位编辑老师，十分开心。原来，王尔碑到江津出差，问县委宣传部的同志：“有一位上山下乡的文学青年在你们这里插队，名字叫梁平，你们认识不？”那时梁平已在多本文学刊物上发表过作品，小有名气，宣传部的同志说：“认识，就在琅山村公社五里八队！”王尔碑表示想见一见这个年轻人，于是县委通知公社大队、大队通知村上，一级一级……

“见到自己崇拜的偶像，那种开心简直没法形容……王尔碑是第一个亲自来看我的编辑老师……她对文学小青年的重视、扶持力度相当大……”梁平到成都工作后，住在燕鲁公所街，王尔碑退休后恰巧住在桂王桥东街，相隔不远，但俗务缠身一直没能亲自去探望她。某日清早，梁平正在一家面馆吃面，王尔碑碰巧也来过早，这样意外见面两人都很愉快，王尔碑像妈妈拍孩子一样拍他的肩：“哈！我知道你来成都了……”而梁平则抢先付了她的面钱……

我向诗人龙郁提及想听听他与王尔碑的故事时， 他正在彭州避暑，

遂传了一篇自序来，说一切线索尽在其中：

我又抱着试试的心理，决定亲自将一首习作《青春书简》送到《四川日报》副刊部去。迈进那幢二层小木楼就如走进圣殿，本来雄赳赳的我一下子血流加快。轻轻推开副刊部的门，探头颤声道：“请问哪位是诗歌编辑？”坐在门边的先生用笔指了指左前方，我看见一位头发斑白、微胖的慈祥老太太，她就是王尔碑老师。王老师见一位“工农兵”作者来访，客气地说：“你把稿件留下，待我认真看后再同你联系。”可能是觉得老太太好说话吧，我鼓起不很足的勇气说：“就一首诗，老师能不能当面指点指点？”老太太果真好商量，她无可奈何地摊开我的稿纸，又立刻抬起头来说：“哦，你就是龙郁呀！”王老师的惊奇吓了我一跳，心想自己本是无名之辈，你怎么可能知道我？王老师见我很惊诧，立刻请我坐下，亲切地解释道：“你去年是不是给我们投过一次稿？”我摇摇头。王老师肯定自己没有记错，立刻从厚厚的卷宗中翻出一首已打印成小样的诗稿说：“这不就是你的诗吗？当时我们本已决定采用，只因版面太挤，临时撤下来，

打算留待今年一月备用。”

那一年他在《四川日报》发了五次稿。龙郁说，当时他请王尔碑将标有“龙郁”二字的小样送他做个纪念，

他至今完好保存着，感恩着这份知遇之恩。

经新泉老师“提醒”，得知诗人杨然与王尔碑也渊源颇深。

杨然说，第一次听到王尔碑这个名字是在1981年10月，去成都同小廖、荆纪民一起组织《行云》诗社。当时小廖已经从雅安运输队借调到《四川运输报》做编辑，“他对省城报刊的诗人编辑比较了解，他讲‘《四川日报》的王尔碑，是一个40年代就出名的女诗人’。”没想到油印诗报《行云》印行后，小廖寄来了王尔碑的一篇散文诗，标题就叫《行云》，“她是来支持我们的，这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这篇《行云》后来收进了王尔碑的《美的呼唤》。

认识王尔碑后，杨然倍感她对青年作者的慈爱，但他当时偏向于长诗创作，对她提出的一些细微而具体的指导意见没有认真领会。1983年暑期，杨然开始去《星星》做助理编辑，有一次他去《四川日报》编辑部拜访王尔碑。“她非常和蔼，对我非常亲切，知道我是乡下来的，

说要送礼品给我， 是茶杯。当时我还没有喝茶的习惯，那些茶杯就没有要。”

1985年8月，《星星》主编白航安排杨然去甘肃参加“中国玉门石油诗会”，在兰州与王尔碑、傅天琳汇合。那次诗会使杨然与王尔碑有了一次时间最长、距离最近的接触，一起讲了许多四川诗界趣事。“我在她面前最放肆的是用成都话念诵童谣

：王婆婆，在卖茶，两个观音来吃茶。后花园，有两匹马，两个童儿打一打。王婆婆，骂一骂，隔壁子幺倌儿说闲话。”王尔碑笑眯眯地听着，任他“张狂”“胡闹”，她只用一句“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来回敬。当时的氛围多么快活。“要知道，原来大家都毕恭毕敬叫她王老师；自那以后，我就叫她王婆婆，再也没有改口。”

杨然说，在那个年代，像他这类乡下来的作者，能够得到著名诗人、作家真诚的厚爱，是一个普遍现象。“不仅王尔碑，包括白航、流沙河、木斧、曾伯炎等众多名家和编辑，都对我非常爱护。”他们的厚爱对一个写作者的影响是深远的，终其一生的！后来杨然主编《芙蓉锦江》，大量发表素不相识的作者作品，十分开放包容。

文学， 成就了“诗人王尔碑”，也成就了“编辑王尔碑”。或许人一生会做许多梦，唯有文学梦，她执着地做了一生！

夕光沐照“散花楼”

时间抛人，转眼妩媚青山已覆上霜白。

王尔碑主要的生活场域是盐亭、重庆、成都，而她的大半生都在成都度过——从指挥街到红星路，从四川日报社资深编辑到退休后居家蛰伏的女诗人……晚年，在成都，她如何度过的呢？……她似乎隔绝了与纷纭诗坛的交往，只在“散花楼”女子诗社玩耍……

“散花楼”女子诗社端午诗会。前排右四：王尔碑

“散花楼”女子诗社的缘起，与王尔碑息息相关。故事要从2006年，甚至更早的时候说起，从“星期二”说起……

20世纪80年代，各种思潮复苏，全国的文学都开始蓬勃发展，文学活动举办得很多，诗人之间的交流前所未有地频繁。“那时，我和流沙河、石天河、木斧、许伽、孔孚、郑玲、杨山、杨本泉、余薇野……交往比较多。例如许伽，她每年春节都会从乡下到成都我的家中过年；例如跟我一起出版集子的山东山水诗人孔孚先生（1997年去世了），我与他只是在诗会上见过三次面，却相互视作文学知音，相互写信探讨一些文学方面的问题、现象，有时他会改我的诗……还有郑玲，有段时间我们通信比较频繁，某年湘西诗会上，孔孚曾约我一起去看她，那时她在株洲，我因故没去成，当时觉得很遗憾，所幸后来在另一次诗会上见着了面！”

全国各地纷纷成立文学社团，“在成都，‘星期二’只是其中的一支（活跃的文学群体），每逢星期二我们就邀约在一起，一边喝茶，一边把各自的作品都摆出来，毫不留情地进行‘审判’，还相互推荐好书。从大慈寺茶园到青羊宫茶园，这个雅集一直持续了十几年，大家还编辑过

《星期二》诗报呢！”王尔碑认为，成都文学氛围浓郁，文学精神一直都是有传承的。

王尔碑与陶佳桂（现为“散花楼”女子诗社社长）的师生情缘于2002年。当年，陶佳桂在 《晚霞》杂志做编辑，因工作需要和对文学的喜爱而走近诗人、作家，与王尔碑的缘分也就从那时开始。未见其面先闻其逸闻趣事——“有一次王尔碑去见好友许伽，去之前也没有预先告知，兴冲冲去了，到小区却忘记了她具体所在，于是在楼下徘徊，又不甘心，徘徊了足足一个多小时，

许伽在楼上窗口偶然一探，大喊，‘呃，那不是尔碑吗？’总算是欢喜团聚了。” 听王尔碑的故事多了，陶佳桂就愈加好奇王尔碑究竟是个怎样的人？陶佳桂说，终于得了年终作者见面会的机缘，一见，原来是这么慈祥的

“婆婆”嘛！

大家都叫王尔碑“王婆婆”。王婆婆在场面上很照顾“新人”感受，生怕“新人”拘谨。关于这个“婆婆”，陶佳桂如数家珍——“她会不停地请你喝茶，很亲切，让你很快融入其中。无论什么事都会被她弄得很诗意、很舒服。她请你坐，会用英语说‘Sit down please’，有诗人的天真……她从来不会说某某是她带来的，她觉得你来了就很好，都是爱诗的……”王尔碑住在指挥街的时候，周渝霞、

阳光和曾去她家中做客，“……屋子很小，到处都堆着书……”但就是在这个小居室中，诗人拓开了广阔的诗境，在这里迎迓第二个创作高潮，许多人慕名前去拜访。

说起来，陶佳桂开始并不写诗，因王老师热情张罗她去参加

“星期二”茶会，这才开启了她的诗意门扉。茶会形式十分自在，“以成都大慈寺为据点‘碗底开花’，成都周边的诗人作家都会来，像郫县的钟老师（颜歌的奶奶）也会来，甚至重庆的也会过来交流。来了就自己掏钱买杯茶，想吃饭就自己买一碗面，遇到谁生日大家就在旁边吃豆花饭庆祝一番……每周二，来去自由……”

王尔碑很喜欢散花楼公园，她与陶佳桂经常携手在公园漫步，走着走着来了兴致，念起赵熙的川剧戏词来，“携玉手，并香肩，同把阶下。”散花楼赋予了她很多想象，“我们来编一个散花楼的故事嘛，想象一个小姐在楼上，她的丈夫远行了……”2006年偶有一日，王尔碑、蒋明英、陶佳桂、李明馨，在散花楼喝茶，王尔碑突然又来了兴致，“要不然我们成立一个女子诗社嘛，就叫‘散花楼’女子诗社。”

诗社就这么不经意间诞生了，开始仍是周二聚会。如果非要问“星期二”为何会派生出另一个群体，可能也是有内在因由吧。“原来是比较综合的，有写诗的、

写小说、写散文的；‘散花楼’则全是写诗的，而且一开始就定为‘女子诗社’，‘散花楼’与男子也不搭……”

“散花楼”女子诗社成立后，社内渐渐开展了一系列活动，譬如写同题诗。她们的第一期同题诗便是以散花楼为主题的。“散花楼”女子诗社五周年时还结了一本纪念集，小序这样写道：“散花楼下，一湾流水，一泓鹭影。//常常看见三五女子，几杯茶，一卷诗，一些欢声笑语……这便是我们这一群爱诗者。//于是便有了散花楼女子诗社……”

2011年冬“散花楼”女子诗社成立五周年暨王尔碑文学创作六十五周年纪念举行，高缨因病缺席，写信祝贺：“尔碑的诗，以近二三十年来成就最大，质量最好，格调最高，语言最纯；不仅是指语言的纯，我正想以一个‘纯’字来概括尔碑诗的最大特征——纯情、纯景、纯境、纯意、纯句，成为一种纯诗。正因为是纯诗，所以才自成一格，才被许多少男少女所崇敬，也为许多中老年读者所惊叹。”信中还希望，“散花楼诗社的女才子们，更勤奋地创作，更充分地展示你们的才华和诗情，更细心地探索适合于自己的形式，形成各自的独特的表现手法和风格，而后渐渐形成一个独立于诗界的流派。相互促进，互相学习，‘散’而又不散，由‘花’朵而成为花树，那才是结为诗社的真正意义。”

“散花楼”女子诗社就这么安安静静地存在着，虽说是诗社却不囿于形式，王尔碑并不煞有介事地讲解如何写诗。“她有时说，‘哪天我来讲一讲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嘛’，但没有实施。她是自然而然的……对我们的影响像流水一样，潺潺的，每回忆一次就被浸润一次。”

陶佳桂也曾采访、请教她：一首诗应如何开头？如何结尾？平时在公众场合不善言辞的王尔碑不假思索：“大诗人起句往往是横空出世，并给诗歌留下无限余地；结尾宜

‘羚羊挂角’不着痕迹……”王尔碑国学功底深厚，十分喜欢古典诗词，她说：“比如李白‘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意境好大，后人无法超越。”

王尔碑晚年笔耕不辍，“她写了一首满意的诗，立马会打电话来‘显摆’一番；有时我们手挽手散步，她会提议背诗；平时她是个老婆婆，戴起眼镜看诗稿时立刻就是一位诗人”。她为一些后生晚辈写序——蒋明英的《寻找蓝丁香》、陶佳桂的《雪夜》、周渝霞的《雨季》、周南村的《花雕》——那时周南村尚未加入诗社，周南村的父亲白汀也是一位作家，机缘和合，王尔碑便为她的诗集写了序。王尔碑不但从头至尾认真阅读，还毫不吝惜对她小诗的赞美。

在重庆那几年，“散花楼”女子诗社成员不时去探望王尔碑。那期间，故乡盐亭出版名家丛书，其中一本《云溪诗话》由陶佳桂责编，此书便收录了这些序，和一些随笔、评论，以及王尔碑鲜少示人的晚年诗作。

散花楼无意中给了王尔碑诗意的流连、栖居，“散花楼”女子诗社则齐聚、温暖了一大批爱诗、写诗的女子。2011年我来到成都，认识王尔碑后，也曾参加过诗社的几次诗歌活动，有一次是在琴台路，大家还围成一圈跳起舞。也是在那次活动中，我与更多老一辈文学前辈建立了联系，木斧、沈重……他们虽不复少年时神采飞扬，岁月却将他们镀得金黄，使他们沉甸如深秋的粟黍！

2019年9月，中国作协授予王尔碑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从事文学创作70年荣誉证书”，四川省作协将证书送至王尔碑养病的成都第五医院，

我这才通过网络 “寻到”王尔碑的身影……

尾声：所有的生命不能注释

人们爱用花来形容女子的光阴，王尔碑的《雪兰》却这样写：“跨过时间古老的河流/我生长//不忙着开花”。她不是不开花，是为了花开时更加馥郁芳菲。人们爱用溪流、江河来形容人的一生，王尔碑喜欢小溪的静、大湖的蓝，她不是不爱酣畅流淌，是为了汇入大海那一瞬的激越飞扬！

细想，王尔碑青春年少时短暂闪耀灵性发光后，几乎到不惑之年后才重又焕发诗情。1985年参加玉门诗会时她已近60岁，在那次诗会上，她见到了峨眉山走出来的“女诗神”陈敬容，见到了孔孚……

多数读者喜欢她的《墓碑》，我也非常喜欢！《墓碑》是纪念一个朋友的——“葬你/在心之一隅/我就是你的墓碑了”。有位名叫王笑言的曾根据这首小诗，写了一篇小说在内蒙古的一本文学刊物上发表。但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另一首《所有的……》：

所有的生命不能注释

所有的形容词都是陷阱

所有的精巧意味着艺术的自杀

所有的魅力消逝于灵魂的黄昏

所有的名声后面站着一个问号

所有的高峰给你留下遗恨

所有的流星变成青色、白色的鸟儿

所有的大树在风暴中拒绝沉沦

这首诗曾于1994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并于2004年被刻在成都诗歌桥上，王尔碑在一些诗会上也朗诵过，它代表着她的诗学观和人生观。是的，在起伏跌宕的命运中才能懂得生命的真谛，经过风暴洗礼却“拒绝沉沦”的灵魂才得以超脱升华！

注：部分内容参考《云溪诗话》（王尔碑/著，文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