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全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中国在抗日战争期间设立于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西南联大由当时的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及私立南开大学三所大学共同组成，前身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精华免遭毁灭，华北及沿海许多大城市的高等学校纷纷内迁。抗战八年间，迁入云南的高校有10余所，其中最著名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同年10月25日开学。1938年4月又西迁至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长期以来，后世对西南联大的描写都是以治学严谨、学风优良为主流，但是片面的描述显然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其实在西南联大学术成就斐然的背后，也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

公正的说，西南联大虽然只存在了仅仅8年的时间，但是确实产生了不少斐然的成就。很多专家都说过这样一句话：西南联大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这所只存在了8年的“最穷大学”，却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8年时间，西南联大虽然只毕业了3882名学生，但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相比于现在的教学条件，当时可谓是艰苦至极。教授赵忠尧，为把50毫克镭带到昆明，冒着杀头危险，化装成难民，把装镭的铅筒，贴身紧抱在怀里，坐火车时，数天数夜不敢合眼。抵达昆明时，胸膛已烙上两道血印，但赵忠尧却为此雀跃不已，因为他保全了中国高能物理的全部家当。

朱自清患有严重胃病，在昆明因为饥一顿饱一顿更加严重，有一次得了痢疾，还坚持连夜批改学生作文，妻子劝他休息，他说“我答应明天给学生的。”书桌边放着马桶，整整改了一夜作文，拉了30多次，第二天人都脱了相，脸也没洗就去上课了。

潘光旦右腿膝盖以下截肢，行动不便，他住在郊区，要请人抬他到学校上课，从不迟到。力学教授周培源住处离联大20余里，没有公路无法坐车，他只好买了一匹马，每天早上骑马先送两个女儿上学，再骑到联大。可以说是彼时联大独特的一道风景线。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可以说，当时的文人志士还是很有那种早已消失不见的文人气概的，为了能够支援西南联大，很多教授冒着杀头的千里迢迢赶到昆明。没有教室，就临时租借加搭建，就这样，在短时间内就迅速恢复了学术研究，并且不断地创造着当时中国的最新科研成果。但是，就是在这样一片“学术净土”里，也有着很复杂的政治斗争。

面对着众多先进知识分子云集的西南联大，国共双方显然都不会放过这个宣传自己的好机会。一方面共产党在西南联大的内部，由上层教授开始逐渐发展自己的党员。而此时的国民党也没有对西南联大听之任之，同样努力试图加以控制。

1938年陈立夫出任民国政府的教育部长，开始贯彻蒋介石“战时教育平时看”的方针，加强对青年学生进行的“党化”教育。为了能够更快的吸收青年学生入团入党，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国民党为拉拢教授学生专门成立的社团，后续发展至500人，并长期控制了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更是专门针对这一问题修改了团章，将团员年龄改为16—25岁，此后大学党部，自可专以教职员为对象，党员年龄当在25岁以上。这一矛盾在1940年蒋介石的一封电报中，就能一窥西南联大内部严重的党派斗争，电报说：“根据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中共负责人姚圻池、张际尚(女)(姚张二人均系陕北抗大派往)、侯仁仲等在校活动日趋激烈，于三月五日煽动该校工役三百余人全体罢工，要求增加饷，校方允每人月加五元(每人月饷自二十二元至三十元)，膳费缴半数，始于十日复工。现复出版壁报，谩骂政府腐化、国民党专政以及陕北、河北国军开始剿共，减削抗日国力等荒谬言论。现该校中共党员已有二百七十余人，当地政府及学校当局不甚径意等情，特电知照，即希注意。”就这样，你拉我夺，后来根据国民党的统计，被发展成为党员的教授为85人，而当时教授总数仅为155人，也就是说超过了一半的教授都被发展加入了国民党。

除了正常的发展党员之外，其实西南联大内部还分别安插有特务进行监视。曾在1941年考取西南联大的原中共鄂西特委书记马识途就曾所说：“当时在联大的政治力量十分庞杂，有特务的力量，有云南的地方势力，有张国焘的所谓非常委员会的特务势力，有托派的势力，还有鼓吹第三条道路的美国的隐秘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