虐童案：我该如何告诉孩子 这是怎样的一个世界？

文丨卢悦（新浪微博@卢悦_心之助）

心悦君：

一个连孩子都保护不了的民族，是让人耻辱的。

两种三观，给孩子不同的人生

又一起，不，应该是又双叒叕……一起虐童案。

面对满屏的“喊打喊杀”之声，我看到了雾满拦江的一个微博：

下面还有人评论：

其实，虐童案屡屡发生，受伤的已经不只是那些事件的亲历者，而是整个社会。

几乎所有人都在问两个问题：

1）我该如何告诉孩子，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2）如果我的孩子受伤了，我该怎么办？

其实孩子最大的伤害，不是肉体上的。

最大的伤害是来自两个方面：

1）不再相信这个世界，2）不再相信自己的父母。

而后者往往会被有些人认为，是懂事，当一个孩子不相信父母能承受得起伤害的时候，他的世界已成废墟。

雾满拦江勇敢地把自己女儿的回答，贴在了微博上，他可能只是想说明一件事，我们需要教会孩子如何理解人性的邪恶，而且更重要的是，如何从邪恶中找到解脱之路。

注：2016年全年媒体公开曝光的433起性侵儿童案件中，一人对多名儿童实施性侵害的为61起，占14.09%；有269起性侵案件的作案者是对同一受害人多次实施性侵，占比高达62.12%。

如何治愈孩子，如何帮助孩子面对创伤，这是我在《虐童案：孩子，我不能给你没有芥末的世界，但可以教你疗愈心伤！（纯干货文，求扩散，让更多的家长知道！）》中试图回答的问题，没看过的家长一定要看！

但是家长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儿，那就是给孩子输入三观，教孩子如何理解这个世界。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该如何理解虐童案呢？

其实不光是虐童案，纵观之前的王宝强案，很有可能马蓉一家人都是骗婚团伙，马蓉的妈妈更加奇葩，她居然还和宋喆的爸爸结过婚！屡屡结婚又离婚，由此获得了大笔财产，还伙同亲戚私刻公章，转移王宝强的财产。

如果说是电视剧，我一定会说编剧太扯了，但这是现实。

马蓉骗婚团伙、跳楼自杀的孕妇、屡屡发生的虐童案、为了一点儿偷窃的首饰，可以把连大人带孩子都烧死的保姆，差点把孩子暴打致死的父亲，像集中营一样虐待孩子的豫章学院和誓死捍卫虐待孩子的戒除网瘾学校的家长们……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啊？

注：图片来源电影《熔炉》。本片是根据韩国光州一所聋哑学校校长性侵儿童的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

简而言之，两个视角：

1）道德视角：特质论

“啊呀呀，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这不是人间，这是畜生的世界，无间道！

我们是好人，他们是坏人，是好苹果中的烂苹果，是一小撮。

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好人！”

把好人和坏人分裂成两个阵营的好处是，我们是安全的，我们是不会做坏事的，坏人就像是癌症肿瘤一样，只要割除掉，就没有问题了。

但为什么绝大多数癌症患者最后还会死呢？

因为癌细胞是会转移，会扩散的，也就是说，好细胞，也是会变成坏细胞的。

这样的割裂虽然感觉很安全，但其实会特别不安全，因为我们无法识别，什么人是好的，什么人是坏的：人心隔肚皮，我们怎么识别呢？

所以孩子会问：妈妈，那我怎么识别坏人和好人呢？他们头上又没有贴标签？

你怎么回答？

这就是道德主义的困局，他们只关心如何扔掉坏苹果，却不知道，所有的坏苹果，曾也是好苹果，他们有没有想过，好苹果是怎么变成坏苹果的呢？

对邪恶，一直都有这种三观：壁垒分明地辨别好人与坏人，能让我们感到安心。

这种三观的存在，至少是基于以下两点理由：

它建立了一则二分法的定律，在这样的定律之下，邪恶被认定为“天性如此”。大部分人将邪恶视为一种内在不变的特质，也就是说，我们认定有些人性与生俱来，是他人所没有的。

维持善恶二分法，可令好人免责，好人们甚至不必反省自己是否可能造成、维持、延续或姑息以下这些情境——行为不良、犯罪、破坏公物、嘲弄、欺弱、强暴、酷刑、恐怖行动，以及暴力，甚至认为自己并不能改变什么。

也就是说，道德主义者们，虽然得到了安全上岸的感觉，但却不得不面对无力感——他们无法预防，无法理解，也无法解决邪恶。

注：电影《熔炉》的热映在韩国国内掀起了一股“熔炉热”，上百万民众签名请愿。当年案件被重新审理，涉案人员被重新起诉。

2）人性视角：情境论

他们敢不敢想另外一个可能性？

好人和坏人，没有那么绝对的界限，在某些时刻，任何人都可以变异成一个绝对的坏人呢？

邪恶渐进式：随着环境不同，任何人可在任何时间，成为好人或者坏人，而这些特质无论是朝向善或恶的一面，都是可以被改变的。

渐进式的观点，意味着人性是脆弱的，是可以随着情境而变化的，也就是说任何人都有可能是天使，也有可能是恶魔，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内在的人格水平和外在的情境影响。

它的坏处是，打破了我们的安全感，但却可以让我们有力量——我们只要知道，什么样的环境下，癌细胞会疯狂扩散，而什么情况下，它可以继续潜伏，就可以保障我们大多数时刻的安全。

有什么证据呢？

1971年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教授做了举世瞩目的“斯坦福监狱实验”：

将一些身心健康的学生与外界隔离几个星期，进入到一个精心布置的虚拟“监狱”里，其中一些学生被随机分配扮演狱卒，而另外一些学生扮演囚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学生们都进入了自己的角色中——狱卒变得野蛮，而囚犯真的“很想出去”，甚至试图越狱。情况变得非常糟糕以至于研究不得不提前结束。

设计这个实验的心理学教授菲利普·津巴多这样描述道：

“仅仅六天过去，我们不得不关闭这座模拟监狱，因为所见到的情形令人震惊，对于我们和大多数学生来说，这已经不仅仅是表面的东西。

真实身份结束了，角色扮演全面开始，大多数人完全进入了囚犯和狱卒的角色。在他们思考、感觉和行为的每一方面都有了本质的变化。

一些“狱卒”对待囚犯就像对待可鄙视的动物，随意使用暴力，而另一些“囚犯”则变得卑躬屈膝，备受非人的对待，他们只想逃离这里，拥有自己的生活，而且他们对狱卒的仇恨也在不断加剧。”

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实验。后来不同的学者都进行了类似的实验，且都得出了相似的结果：只要提供一个真实的情景，人们就会根据这个情景变成施暴的狱卒（恶魔）。这些情景在现实世界中也一再的重现，而人类也无一例外地陷入到情景中做出了平时难以想象的恶行。

同样地，我们生于“大规模谋杀的世纪”。在由政府下达死亡命令，由士兵和市民执行的系统化谋杀下，已超过5000万人因此丧命。

1915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屠杀了150万亚美尼亚人；20世纪中纳粹肃清600万犹太人、300万苏联战俘、200万波兰人和成千上万“不受喜欢”的人们；2006年，种族灭绝在苏丹的达尔富尔地区爆发开来。

然而，还有更多这样的事件，在世界的角落被我们随意忽略。

位于非洲中心的卢旺达，爱好和平的图西族学到一件事情，即使只是简单的大砍刀，也可以造成大规模的摧毁。

胡图族人从1994年开始大规模屠杀图西族，几个月内就遍及全国，军队用砍刀和狼牙棒杀害了数以千计的无辜男人、女人和孩童。联合国统计，约有80万到100万卢旺达人民在三个月内被谋害，是有史以来最凶恶残暴的大屠杀，消灭了四分之三的图西族人口。

一个受害者回忆当时伤害他的人所说过的话：“我们要杀光所有的图西族，然后有一天，胡图族的孩子们会问‘图西族的小孩长什么样子？’ 屠杀从前的朋友、隔壁的好邻居，都只是‘奉命行事’。”

一位胡图族的屠杀者在十年后的一个访谈中提道：“杀害自己的邻居是再糟不过的事情，我们曾经一起喝酒，他的牛会在我的土地上吃草，他就好比是我的亲戚。”

纳粹中打开毒气室阀门的是一些应征入伍的普通人，伊拉克战争参与虐俘的也是一些心理正常的士兵，更不要说我们当年上街造反批斗走资派的红卫兵都是稚气未脱的青年人。

还需要我列举事例吗？

我小时候受到的教育就是，日本人都是人渣。

但是如果你看看文革时期，看看中国人在军阀混战的时候，对老百姓做的那一切的时候，你就会明白，这个世界，根本不存在天然的人渣，就像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癌细胞在体内潜伏一样，只要给它蔓延的温床，它就会无限地扩展。

所以，我绝对不会告诉孩子：宝贝，这个世界都是好人，你遇到坏人的概率是很低的！或者告诉孩子说，你一定要做个好人，遇到坏人，你就狠狠打击！

我会告诉她（他）：每个人都有善和恶的种子，只是环境不同，我们的个人情商不同，才会有不同的善恶。

我会告诉江歌，人性可以恶到夺取一个人的生命；而不是事后给她封个烈士名号，鼓励无数热血少女往刀口上撞。

我也会告诉刘鑫，人性可以善到你可以确信，利他地活着未必就是一条死路，而不是自作聪明地以为别人会就此罢休。

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的悲剧，都是发生于我们高估了自己和他人的善和恶的能力。

结果发现，我们其实太天真了。

一个好人是如何变坏的？

事实的真相是，纯粹的反社会型人格患者，在社会里，算是边缘少数人群，他们是彻底丧失了任何共情他人的能力，纯粹以伤害他人为乐。

而更多的做恶者就像是《辛德勒名单》里的盖世太保一样：在集中营他可以随意猎杀犹太人，回到家，他又可以成为孩子最慈祥的父亲。

穿上军装，他们是杀人魔；脱下制服，他们是好公民。

而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的作恶者，就是这样的普通人。

这才是让我们防不胜防的。

注：2012年熔炉案的当事人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刑满后佩戴电子追踪仪10年，身份信息公开10年。在已经废除死刑的韩国，处罚力度已经是重罪重罚了。

很多女人问我：为什么就是在一年前，他还可以为我舍生忘死，因为我病危还痛哭流涕，恨不得和我一起去死；但是一年后，当他有了新欢，就处心积虑转移财产，甚至故意精神虐待我，在微信里盼我旧病复发，这样他好省心？

一个人的善恶怎么可能转变这么快，这么大？

人性的变化，就是这么快，这么反转，快到脱掉衣服的工夫，他就变成了另一个人。

一个好人如何变坏？你不需要药物，你需要的是心理学过程。平凡的好人堕落为恶魔的七个社会化过程：、

1、无意间迈出第一步2、对他人去个性化3、对自己去个性化4、推卸个人责任5、盲目服从权威6、不加鉴别地服从群体规范7、袖手旁观，漠不关心，对恶行消极容忍

观察这些案例，我们会发现一个共通的模式，这个模式中包含了两方，施害者和被害者。对于施害者，系统会首先给予他们权力，这个权力未必很大，但往往不加管制。

同时，系统会鼓励或要求施害者去个人化，例如佩戴面具（这让他们不担心被人认出）、或者身穿统一的制服（归属于某个大的群体）。

接下来，系统的文化会把被害者去人性化，也就是把他们看做罪恶的、低人一等的，或者干脆就是某个“东西”。

最后，系统会把施害行为神圣化，例如：为了保家卫国、为了消灭敌人，为了纯化种族等等。于是，恐怖的恶行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发生了。

注：2011年12月29日，韩国国会通过了《社会福祉法事业法修订案》。修订后的社会福祉法规定，对触犯《性暴力特别法》和《儿童青少年性保护法》规定的犯罪行为，十年内不得从事相关业务，在职期间对使用社会福祉设施的人员实施同类犯罪的，将永远禁止从事社会福祉事业的经营管理业务。《社会福祉事业修订案》还规定了经营管理人员停止执行职务，强化国家和自法团体的指导和监督力度，提高社会福祉经营管理机构公益性和透明性等措施。

在虐童案里，虐童的时间往往很长，但是虐童的幼教们，往往会都有系统的支持：

1）被赋予了绝对的权力：在幼儿园期间，只有成人和幼童两类人。几乎所有的幼儿园都有监控录像，可是监控录像只有园方才能看到，这就形成了一个闭环。一个人怎么能既做监督者又当运动员？监守自盗的现象必然是会发生的。

2）施害者和受害者都去个人化：老师只需要给自己一个名义——管理的方便，为了让孩子学会遵守纪律，熊孩子就需要教训才会学乖……就可以肆无忌惮。

3）团体的动力：当虐童事件发生以后，其他未虐童的老师为什么不去阻止？为什么不去举报？因为在一个小团体里，所有人都是自利的——如果你去挑战团体的潜规则，你就会失去归属感。而因为害怕被边缘化，我们要么追随，要么闭嘴。

为什么我们那么容易被魔鬼诱惑？

所以我们看到，人性的黑暗面在于权力。

权力可以带来绝对的全能感。

越是从小生活在没有共情环境下的人，就越是渴望权力，通过权力的快感来压抑自己对爱的渴望。

希特勒的人生就是最好的写照。

注：左边是著名逻辑学家和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右边是希特勒。

希特勒的童年很显然不愉快，他一直是旁人眼中的异类。历史学家认为小时候的希特勒经常遭到同学们的欺负，在学校里，同学们讨厌他，不喜欢跟他玩。

他从小就诡计多端，缺乏同情心，但又身体瘦弱，别人欺负他时不敢还手，这段童年经历使他产生强烈的报复心理。

希特勒学习成绩很差，唯独绘画成绩很好，他立志要做个画家。由于学习太差，中学还没毕业就退学了。他曾两次报考维也纳艺术学院都被拒绝，他气愤地说：“维也纳艺术学院不录取我将是世界的损失！”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他当年报考此校时的画作，的确有一定的艺术天分。

希特勒为何要屠杀犹太人？因童年经历？心理变态？还是其他原因？

1903年，他的父亲去世了，四年后，母亲死于乳腺癌。希特勒的日子愈发贫困，只能靠卖画为生。

他对世界充满仇恨，又决心复兴德意志民族，他将民族的不幸归咎于犹太人的背叛。在《我的奋斗》中，他这样写到：“犹太人那棕色的眼睛背后，你永远不知道藏着什么，一切背叛都来自于那双眼睛......”

注：你能看到他们眼中的恐惧吗？

我们的自卑往往来自从小缺少父母的点赞，这就会成为制造魔鬼的温床。

整个人类史，其实都是挣扎在“人性”地活着还是“动物”地活着的道路上。

人性的光明和黑暗总是在不断互相冲撞着，渴望着真正的和解与整合。

真正让暴力可以终止的道路，还很漫长。

因为这个世界最缺的就是容器。

因为我们无法承载自己的痛苦，于是我们才会把痛苦倾泻在他人身上。

一个人做恶了，成为施害者，然后被害者反过来报复，又成为新的施害者，然后魔鬼就在两者之间循环，一个暴力的世界就此形成。

如何才能一直远离魔鬼，成为一个人？

菲利普·津巴多对于如何才能人性地活着，给出了三个药方：

1）自我觉察力（self-awareness）、2）情境敏感度（situational sensitivity）、3）街头智慧（street smarts），简称为“三S力”。

对于第三点，我还不是太清楚是什么。

但我更愿意把第三点改为“智慧”。

人的一生最重要的，是意识到三点：

1）人性如此脆弱

2）魔鬼是如此强大

3）成长是如此艰难

记住这三点，你就不会成为施害者，甚至也不会成为受害者。

我们需要有一双眼睛随时可以监控到内心魔鬼的蠢蠢欲动，我们还需要看到魔鬼背后，往往是连我们自己都不愿意触碰的创伤，因为我们无力消化，我们才需要呕吐出来，让他人替我们受过，然后我们就可以给自己一个合理化的理由，享受狂欢的上帝般的统治感。

比起人性，人类兽性的历史，实在是太漫长了。

而当别人伤害我们的时候，因为我们懂得人性，所以就会更快地洞察到对方背后的动机，就不会成为协同者，被操纵者，我们可以退出这样的游戏，可以反对这样的游戏，也可以改变这样的游戏。

心理学家米尔格伦曾经做过一个实验，把参与者分为两类，一个是回答问题者，一个是提问并惩罚者。实验的规定是，回答问题者每回答错一个问题，提问者就要按下电击按钮，以此“惩罚”答错者，每答错一次，提问者就要提升电击的量级。

米尔格伦把他的实验告诉约四十名精神医学专家，然后要求他们估计，有多少比例的美国公民会从头到尾完成三十个等级的电击实验。

他们平均预测只有不到1％的人会坚持到最后，认为只有虐待狂才干得出这么残酷的事，而且估计绝大部分人在150伏特电力的第三级就会撒手不干。

但事实证明他们大错特错！

人类行为专家之所以会错得离谱，原因有二：

首先是他们忽略了情境决定因素，因为埋藏在实验程序性说明当中的情境决定因素会影响人的行为。其次是他们受到传统精神医学训练，使得他们过于依赖从天性观点来解读异常行为，而忽略了情境因素。也因此他们全犯了基本归因谬误！

事实上，在米尔格伦的实验中，大约每三个自愿者里就有两位（65％），一路进行实验直到最高450伏特的电击程度为止。扮演老师角色时，大多数人会无视“学生”的苦苦求饶而一再施以电击。

他们的理由是：我是按实验要求这么做的，哪怕到了最高电击量的时候，另外一个房间里已经没有了惨叫的声音——回答者很有可能已经昏厥的情况下，他们还会坚持执行电击。

尔格伦的实验告诉我们，比例最高的时候可以有90％的人继续进行实验，直到按下最高电力伏特按钮，但只要增加区区一个关键性的变项到情境中，“驯服”的比例就可降到不到10％。

想得到最高服从度的话，只要让受试者成为“教学小组”的一员，惩罚任务交给另一位小组成员（实验同谋），而受试者则负责协助其他测验程序，通过这样的安排就可以轻易达成目的。如果希望人们反抗权威，只需有个反抗权威的同侪做角色样板即可。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1）人性是不可靠的。

2）正因如此，我们要掌控的是让人性发生变异的情境，以及为提升人性靠谱而必须要进行的人格成长，这样才能不进入魔鬼的套路，你有更多的自我，才不会容易“退化成兽”。

事实上，无论是在任何环境下，都会有人成为反抗“体系”性催眠的“英雄”，他们的存在证明了一点，那就是如果一个人有足够的情商和足够的自爱，就可以突破魔鬼的催眠，达到人性的彼岸，但对大多数人类来说，这样的人和纯粹的反社会人格罪犯一样，是边缘人群。

所以，我希望，如果你想让孩子继续生活在一个安全，更有人味的世界里，我们每个成人都需要行动起来，从这四个方面入手，创造更好的善良的温床。

终止一切暴力。

因为所有的魔鬼都会给魔鬼赋予某种美好的名义。

比如打小三活该！

比如如果有人打我老婆，我就飞脚踹死她！

比如，谁碰我孩子，我就让他后悔一辈子……

为了让孩子戒网瘾，怎么电击我的孩子，都没问题！

不就是男女朋友闹分手吗？打闹很正常！

因为你上课的时候看手机，我就把你的手机用锤子砸碎！

因为你们航空公司飞机晚点了，我就要发泄！

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是发展和解的力量，发展中和的力量，发展对于暴力心魔的警惕和对人性发展的觉察。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生活在一个更有人性的世界里。

只有这样，我们才说，这个国家是真正强大的。

一个连孩子都保护不了的民族，是让人耻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