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挚爱亲情】父母的爱情（下）
父母的爱情（下）
文/远方的游子
3，城里和乡下
她生下第三个孩子的时候，他在县农技站当站长，站里人手少，他想叫她进城当临时工，帮站里搞搞卫生，在职工食堂做做饭，她不肯，她惦记着家里的一亩三分菜地和孩子们，后来又生下了两个女儿，她更走不了了。
那时候是大集体，挣工分吃饭。家里的孩子们还小，只有她和公公两个人挣工分，每到麦收，秋收分粮的时候，因为挣的工分少，自然分得粮食少。
看着分到的那寥寥几箩粮食，想着家里嗷嗷待哺的五个孩子，她忍不住就会悲从心中来，跟生产队干部又吵又闹：我一家大小七口人，分得这点粮食怎么够吃？看到队干部没人理她，她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拿着箩筐就装粮食，装好后让队干部称，队干部说：你挣得工分已经分了粮食给你啦，不能多分呀！她不服气地说：这两担算我借的，明年挣了工分再还，怎么啦？共产党领导下难道还要把我们老百姓活活饿死不成？
就这样一年又一年，每年分粮食的时候，她总是要跟队干部大哭大闹一场，后来她的两个儿子慢慢长大了，寒暑假也可以出来挣点工分了，再后来，就实行了分田到户，她再也不用受那些队干部的鸟气了，彻底扬眉吐气了。
责任制的那几年，每到春种秋收，他都会赶回来帮忙，买来化肥，农药，用他的农业技术，精心地打理着自家的责任田，因此年年，自家的收成总是比别家的高。收割的时候，他虽然不能下田干活，也总是帮家人们送送茶水什么的到田间，地头，孩子们看见老爸来了，总是干得更欢了，他的身上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鼓舞着他们。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小小的县城也陷入了疯狂，到处贴的是大字报，今天揭发这个，明天批斗那个。他胆小怕事，谁也不敢得罪，更不敢参加任何派系，慢慢地就成了靠边站。后来县城还发生了武斗，他吓得躲回乡下。她问他怎么回来了？他把县城的情况讲给她听，她说让人家去闹吧，没事就呆在家里，家里还有三斤老米吃，不要去干那些缺德事。后来武斗事件平息了，他才敢回城。
七十年代初，站领导看他一贯忠厚老实，让他做了财务室的会计，却不曾想，他不知为何算错了账，到年终结算时，亏空了八十多元钱，对于当时工资只有三十多元钱的他来说，这也不是一个小数目，领导责令他停职审查，他灰溜溜地跑回家，她听他说完，安慰他道：不怕，咱把账还上，以后再不要干跟钱沾边儿的事不就行了吗？
她把她偷偷攒下的，给他补身子的一百多个鸡蛋拿到供销社去卖，换得钱交给他去还账，他停职审查了三个月，才还完公账，回去上班。从此后，他再也不干预经济沾边的事儿，只埋头搞自己的技术。
他出生十二天就失去了亲娘，是用面糊糊喂大的，因此身子骨一直都很弱，常年的单身生活，吃着食堂里没有营养的饭菜，加上干起工作那种拼命不顾身体的精神，导致他很多疾病缠身，也让她担了不少心。
有一年的大年初三，他的胃不舒服，吐得满地都是，还夹杂着血丝，把她吓坏了，急忙去请赤脚医生，那几天正好下雪，地上的积雪都深得及膝了，她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回跑，请来医生帮他打了针，输了液，她的心才安定。
后来又一年，他的阑尾炎发作，必须手术治疗，临上手术台时，他对着她哭了：万一我下不了手术台，你要照顾好家里老人和孩子。她也吓哭了，拼命地拦住他：不会的，不会的，不要瞎说，不要瞎说。生死关头，他们都感觉到了彼此的重要，他们在彼此心目中就是亲人，他们那么害怕失去彼此！
4，进城
他努力地工作和钻研农业科学技术，不断地有文章发表在《农业科技通讯》上，在八十年代初，被评为高级农艺师，成了农业部门的高级技术人才，按照国家政策，家属和子女都可以转城市户口，吃上商品粮。这一次，为了照顾三个女儿读书，她不得不进了城。
可是离开了责任田的她心里却空落落的，没了着落。两个儿子结婚后都自私地分家单过了，三个女孩还在上学，她又没有工作，单靠他一个人那点微薄的工资，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什么都要买，城里什么都贵，连个小菜都不能大方吃，这样的日子过得怎么不让她发愁？
她开始想办法贴补家用，先是在家附近农场秋收后休闲的农田里种菜，后来又捡邻居不种的菜地来种，一点一点地解决家里的吃菜问题。她还借别人的架子车去附近的汽车站帮人搬过货，后来有钱了干脆自己买了一辆架子车去煤场帮人拉煤，即便是阴雨天在家她也闲不住，又学会了用编织带编菜篮子，拿到城里去卖。
他在单位上着他的班，下着他的乡，她在家里做着她的家务，种着她的菜，打着她的小工。进城了，他们也还是各干各的事。
有一次，她正挑着她的水桶从鱼塘里挑水去浇菜，他单位的小年轻见了开玩笑地说：老太太，你还在这里这么辛苦干什么呢？你可知道你那老头子正在乡政府里吹着空调，和小姑娘聊着天，日子过得风流快活着呢？
她微笑着说：那敢情好，那敢情好！
小年轻继续挑拨着：老太太，你不生气啊？要不我们带你去把那老头子骂一顿？
我才懒得管他呢，我还要种我的菜呢。她头也不回地挑着水就走了。她肯定是不会相信小青年的话的，三十年的婚姻，早在她的心中种上了对他的满满的信任。
他们二十年来，一直过着聚多离少的生活，从来没有红过一回脸，吵过一次架。进城了，两个人之间却有了摩擦。她的性格比较急躁，遇事总是风风火火的，忍不住高声大气地和他吵，而他呢，毕竟有文化，比较沉得住气，当她急躁发脾气时，他总是不吭声，等她脾气发过后安慰她：国秀，你不要急嘛，这事等我再想一想，想出一个周全办法来。到最后，她还是会按照他的办法来做。
她在农村住的是单门独院，自然养成了农具随意放的习惯，可是现在住的是机关大院，依然积习难改。每当他发现她把种菜的锄头，铁锹，水桶再随便放时，总是劝她：国秀，你要把东西放好，这是机关大院，要注意影响。劝了几次后看到毫无效果，他只好亲自动手，帮她把农具归置好。
日子在她的勤扒苦作下，慢慢好了起来，大女儿，二女儿先后高中毕业，安排进了他的单位上班，家里只有一个小女儿还在读书，本以为就这样等孩子们都有了工作，他们身上的担子就减轻了，日子也就好过了。
谁知世事变幻大，九十年代初，因为单位人口多，国家又缩减事业经费，他的单位效益开始不好，大女儿，二女儿相继下岗，南下打工，连他这个干了十多年革命工作的老干部也只能拿到60%的工资，他离退休还有七八年的光景，何况还要供小女儿上大学，日子怎么过，钱从哪里来，又成了问题。
为了供小女儿上大学，她豁出去了，用板车把家里的锅碗瓢盆，桌椅板凳，统统拉到汽车站门口，摆起了小吃摊。从早上四点起床，干到晚上一两点，他白天在单位上班，下班后就来帮她，后来他们干脆用砖头临时搭了一个小棚子，晚上，她就住在小棚子里，不再来回跑了。
他却总是不放心，常常等她睡下了，帮她掖好被子，封好炉火，关好门才放心地离去。就这样又挨了几年，供到小女儿大学毕业，直到2000年他领到了退休工资，她也老了，干不动了，才歇了手。
两个儿子都盖了小洋楼，住上了高楼大厦，可他们老了，还住在单位分的那两间低矮的红砖瓦房里，她做梦都想住上那样又干净又明亮的楼房，可是他却没有能力再给她盖了。
2010年拆迁修路，他们的老房子扒掉了，补偿款不够买补偿给他们的房屋面积，他们又要开始筹款买新房。为了买新房，他们没有住进儿子们的楼房里，而是去了市里帮小女儿带孩子，带了两年孩子，他的工资悉数存了起来，补齐了房款。
2012年，老两口搬进了新楼房，坐在宽敞明亮的新楼房里，她喜得合不拢嘴，脸上挂满了比新楼房的玻璃窗还要闪亮的笑容，高兴地对他说：跟你受了一辈子苦，没想到到老了还能享到你的福。
老太婆，这回咱们算是熬出头啦！他欣慰地说。
他们就是我相濡以沫的父母。他们的爱情，没有花前月下的甜言蜜语，只有为生活奔波的艰辛和无奈，没有滚热发烫的海誓山盟，只有风雨同舟的相携相扶，他们甚至没有互相说过“爱”这个简单的字，但他们却有浓浓的陪伴一生的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