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雨子：为何中国多年来一直拍不好体育电影？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聆雨子】

备受关注的《夺冠》，因为疫情影响，从春节一直延宕到9月底，终于和观众们见面了。

从贺岁档重头戏，到国庆档前奏曲，这里面的定位差异，难免让人担心。毕竟，所谓档期，从来都指向特定节令特定的观看诉求，前者重在合家欢，后者重在献礼，冲着前者去的电影忽然投奔后者，能不能顺利地对接预期？

好在《夺冠》有其特殊性：赛场争光、称雄世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这样的题材，反而与“十一”前所需的民族骄傲感珠联璧合。

被动调整，成了价值本位的回归。

值得关注的是，去年国庆有《中国机长》和《攀登者》，今年则是《夺冠》，电影质量先不论，至少题材上指向的都是特定的职业或运动项目，上面所说的“献礼”这件事，已在不知不觉间，从伟人领袖建功立业的革命史诗，外扩到了每一个领域里的、由普通人创造的光辉业绩。

只要好好干，谁都有资格成为这个国家的“主旋律”，这当然是让人欣喜的、该由电影普及给整个社会的时代精神。

亟待突破的类型盲区：运动题材的中外对比

从类型划分来看，《夺冠》当然属于“运动题材”——耐人寻味的是，这一直是国产电影相对贫瘠的区域：银幕上的中国体育形象非常单薄，与国际赛场上争金夺银的强势地位严重不匹配。

谢晋执导的《女篮五号》产生过不小的社会影响，但它属于一个过去的时代和一种过去的文艺样态：一对母女在解放前后经历截然不同的事业境遇，该叙述模式散见于“十七年”时期各种作品内部，体育只是表现新旧社会落差的一个背景板，把它换成工业、医疗、文艺等等，故事一样能讲顺溜。

这之后的《沙鸥》、《跳水姐妹》，再之后的《女足九号》、《京都球侠》、《女帅男兵》，近年的《我是马布里》以及韩寒的《飞驰人生》，体育电影零打碎敲、时有时无，翻来覆去计算，也就数出十部左右，总量少、关注度低、没有经典也没有爆款，都是不争的事实。

只有2008年北京奥运之前，出于应景，体育题材有过一个小阳春式的扎堆，但从质量上看：《大灌篮》群星云集却成了公认的烂片，卡通二次元向的风格也没多少推广意义；《一个人的奥林匹克》讲述往昔的屈辱岁月，属性上更接近历史人物传记；《买买提的2008》口碑尚可，但它与其说是运动题材，不如说是儿童题材和乡村教育题材。

仅有的几部带来过一些新气象的作品：《翻滚吧！阿信》、《破风》、《激战》，还都来自香港或台湾。

电影《翻滚吧阿信》动图

有人统计过，一整部中国电影史，体育类作品几乎没有获得过任何主流奖项，也几乎没有跻身过任何一年的票房排行榜前列。

作为对照，自1977年史泰龙主演的《洛奇》摘得小金人开始，体育电影便始终在奥斯卡保有稳固的席位，《愤怒的公牛》、《百万美元宝贝》和《弱点》先后捧得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多项桂冠。

这背后，自然是好莱坞极其强大的生产机制和创作能力，总能将全美先进的电影产业与根基深厚的体育基础多维结合，酝酿出跌宕起伏的情节、呼之欲出的表演与精良的视觉效果，将运动本身特有的激情澎湃和百折不挠，发挥到淋漓尽致。

即使是中国周边近邻们，日韩不乏《哭泣的拳头》、《马拉松》、《菜鸟总动员》、《棒球伙伴》等佳作（这还只是说电影，还没把构成几代人成长记忆的《灌篮高手》、《足球小将》以及《排球女将》计算入内）；俄罗斯票房冠军《绝杀慕尼黑》去年登陆内地院线，看得观众惊心动魄；至于印度的《摔跤吧！爸爸》，那更是现象级神片。

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动图

以人观己，委实汗颜。

情况何以至此？

许多人做过分析，可在我看来，那些被分析出来的理由，反而愈发证明了我们对体育电影缺乏正确认知。

比如有评论讲，中国运动题材的症结在于“体育人不懂电影，电影人不懂体育”，这几乎是一句废话。隔行隔山，体育与电影本就是两拨从业者，普世皆是如此。也没见美国哪位导演是运动员出身，或者欧洲哪位奥运冠军弃武从文、折桂柏林戛纳威尼斯。

比如又有评论讲，中国体育电影煽情过度、不是把自己当催泪弹就是当励志鸡汤，这次《夺冠》开映，这类批评再次甚嚣尘上。平心而论，真有点刻板印象与欲加之罪。国产片确实常走入说教和洒狗血的误区，但要说这世上最不怕“情绪饱满”的，还就是体育题材，毕竟运动天然和肾上腺素、和多巴胺、和“上头”、和“热血中二魂”有关，信任、友谊、勇气、理想、坚韧、励志、动情，这些看着老套的关键词，从来都是这个类型的基准诉求和本体特征。

所以我觉得，真正的问题在于视野，以及格局。

第一，各位不难发现，上述国产片多是些化整为零的细碎故事，其发生地或在古代、或在校园、或在乡村、或在社会边缘，它们更像是“和体育有关的电影”，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体育电影”。

现实当中，奥运会亚运会世锦赛世界杯各种国际最高竞技舞台上，那么多被体育迷们津津乐道的比赛、那么多耳熟能详的明星健儿、那么多热血沸腾的荣耀时刻，电影人始终没勇气去正面触碰。

成功的运动题材，除了“一个人在一项比赛中找回自我”及“胜负不到最后一刻总是未定的紧张刺激”这些标配，往往还会附着于一个更加宏大的东西之上，除了对手和锦标之外，它往往还要去战胜一个其它东西，或者说，建立一个其它东西：

《光荣之路》和《成事在人》是种族平等、《摔跤吧！爸爸》是性别平等、《点球成金》是数学和智慧、《铁拳男人》是生活与责任、《马拉松》是走出自闭症、《一球成名》是与诱惑和人性弱点共存。

第一点是“回归那些最具有现实土壤、最具有社会认知度的、打动过最多人的经典的体育”。

第二点是“从体育走向那些可以建立在体育之上的、起于体育又高于体育的价值本体”。

谁能做到这两点，谁也许就能改写中国体育电影的命运。

当女排遇上陈可辛：群体记忆的银幕重建

陈可辛一直是那种特别聪明和敏锐的导演，以至于你很难为他的主体风格下定义，“我是一个生意人”是他的夫子自道，传递的核心信息是：观众们最需要什么而市场上又最缺什么，那我就去拍什么。

尤其他北上内地之后，从《中国合伙人》、《亲爱的》到《七月与安生》，无不如此。

所以他一定会捕捉到近两年爱国情怀持续发酵的大环境，然后为这个大环境，找到一个恰当的释放端口。

有意思的是，呼唤本土运动电影的突围时，不少专家和影评人都提起中国女排：唯一称雄过世界的团队项目和大球项目，时代号角，巾帼英雄，全民族的兴奋剂。

要拍体育，还有谁比她们更当之无愧？

于是，陈可辛遇到中国女排，意料之中。

“最具有现实土壤、最具有社会认知度的、打动过最多人的经典的体育”，这个命题一下子被这场邂逅解决了。

事实上，他也确实承担起了填补类型空白的责任，拍出了“体育电影”里必须要有的东西（而不再仅仅是“和体育有关的电影”里装进了一些和体育搭边的东西）：

一个人和一群人，对一项运动、一份职业的精神信仰，彼此的支撑和唤起，个性飞扬的理想主义，见证历史，积极且坚韧的生活态度……

平行剪辑行云流水，几条线之间互文工整。比赛内部的起承转合。大量筋肉、伤痕、汗珠、泪水的特写。适时的消声，适时的现场声。恰当的细节道具和细节台词，在特定场合的复现来铺下动情点，比如很多年后，再次于电视机前穿上那件一人织了几针的毛衣，比如队友葬礼上的重逢，袁伟民依旧斩钉截铁“别掉队，都跟上”。

但这还不够，类型的必备要素夯实之后，还要有提升要素，规定动作完成之后，还要有加分动作。

于是就牵出了前面所说的：“从体育走向那些可以建立在体育之上的、起于体育又高于体育的价值本体”。

那个更加宏大的东西是什么？在言说中国女排的同时（背后），电影还可以言说一些什么？

从合格走向优秀，就看这一步。

《夺冠》里那个更加宏大的东西，叫做“中国和中国人走过的这三十年”，在言说中国女排的同时（背后），电影还在进行群体记忆的打捞与温习。

从这个意义上，《夺冠》有一种年代图文志的意蕴，它以中国女排为线索，帮我们想起了很多很多：曾经那些朴素的、真挚的、纯粹的、发自肺腑的感动和激昂。

我看《夺冠》的时候，身后坐了好些老阿姨，她们一直在啜泣。想必都是来同一个记忆符号里，启封青春的。

用一些真实的人物，在其半生沉浮里扩展出许多许多真实的年代，这是陈可辛在《中国合伙人》里就做熟了的事情。

虽然这些年对唯金牌论的反思也提供了许多理性的有价值的声音，但必须承认也必须理解，对一个曾被烙上过东亚病夫恶名的国家来说，用竞技体育的胜利来自证民族尊严的渴求（甚至可以说是执念），这种群体情绪的历史合法性并不应该被嘲讽。

所以“被体育点燃的爱国情绪”成了本片不变的底色。

但这个底色的不变里，依然有渐变存在，毕竟这个底色洇过了太长的历史时区：

上世纪80年代刚刚重返国际赛场的荣誉饥渴，那是极致的艰苦和励精图治，不知道对手已经走到了哪一步的焦虑，只能用玩命来赌一场筹码不明的局。

雅典登顶的君临天下式的黄钟大吕，和08年猝不及防的失败与低谷，那是拿到了一切之后，注定要到来的调整、回潮，甚至“都什么年代了，体育不过是一场游戏”的自我怀疑和消解。

里约的王者归来背后，是更加直接更加多维也更加外向的情绪，是“休息，去谈恋爱吧”的理念革新，是新鲜的营养、管理、训练、经费使用模式，是个性十足的许多人：朱婷的家境、惠若琪的性格、曾春蕾的委屈、张常宁的习惯、陈鹿的选择。

它们的呈现形态是不一样的。它们裹藏着三个阶段不同的群体情绪。我们都以自己的方式走过这三个阶段，我们都参与过这不同的群体情绪。

《夺冠》剧照（图/豆瓣）

值得注意的是，它使用的符号，或者说话语体系，是“为国争光”这个抽象的、甚至是老派的表述，但这个符号下欢欣鼓舞热血沸腾的，却是一代代实实在在的、依然保有内心青春热情至少是青春回忆的人。

要把这些实实在在的人的生命体验里和中国女排相关的部分、把这些青春热情和青春回忆里被中国女排所引领所抚慰所激发的部分，给整体复述出来。然后，它就会兼有当下的神圣与过去的乡愁。

可以说，它为很多现实生活中稀缺与急需的、摆出来一本正经灌输又显得说教味过浓的品质，提供了一个舞台化的情境，让它们变得非常自然而动人，重新被大家估定了价值并给予了敬重。

勇敢、热血、坚强、合作、信任甚至是一根筋的执拗和有点目中无人的霸气，这些东西被日常性的功利因子所间隔了。体育给了它们一个回归的理由，而且回归得那么自然、那么水到渠成。

所以很多人才说，体育是和平时代的战争。因为它自带一种史诗味道。

还有一点很难得的是，在电影里，这些情绪并不带有攻击性。仅有的一次民族主义愤怒稍纵即逝，而且指向的也是最终的英雄郎平。

它不是要去战胜谁、碾压谁，更不是要去羞辱什么或者向什么讨回公道，它只是要超越和实现自己、只是要去呈现一种力量和风貌。这毫无疑问，更符合健康积极的体育精神。

谁都知道她们赢了，那悬念从哪里来：叙述困境及突围策略

是时候探讨一下《夺冠》的叙述难度了。

很多人想当然地觉得，沾了中国女排这种金牌IP，五连冠、漫长的低谷、再次崛起、换帅、逆转、登顶，这么多现成的戏剧性、这么多现成的情绪爆点，都给你准备好了，“换了我去都能拍好”。

殊不知，这些要素，全是双刃剑。

“为当代修史”引发的来自真实人物的顾虑和异议，直接导致了之前的改名风波，这个见仁见智，各方立场不同，此处姑且不提。

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群像戏不利于聚焦，可能会拆散本来就缺乏凝聚力的剧情动能。

好在有郎平，还有陈忠和（尊重当事人的异议，影片里从没坐实其具体姓名，尽管大家都知道）。

用郎平串联，这个选择不需要评价为恰当，因为没有更合适的选择：从选手到教练，从离开到归来，当过主心骨当过救世主甚至还当过对手，连际遇都跟中国女排高度同步，第一次爆发之前的长期没球打，第二次逆袭之前的被责难被怀疑。想不出还有谁更合适，来把三个时代接续于一身。

现实中的郎平与巩俐饰演的郎平

陈忠和则从一个初始的外来者视点，逐渐渗入到内在者视点，再抽离成“比内在者更加富于责任感的旁观者”，在各个角度里诠释冠军为什么可以成为冠军，提供了另一种故事节律和韵味。

三场比赛，两个人，他们亦师亦友，甚至还“亦敌”过。他们当初都很边缘，后来都创造过辉煌。他们斗智时知己知彼，讲解战术高度同步。她的改革，他是第一个甚至唯一一个支持者。他主动退出竞选推她上位。他帮她的队员找回初心。

陈可辛导演在被问到电影中他最感动的桥段时，给出的答案就是郎平带领年轻的中国女排获得奥运冠军后，打电话给陈忠和让他听国歌这段。

这一刻，他们实现了合体。这两个人，是《夺冠》故事的节拍器。

另一个问题则更加麻烦：这电影打一开始就“没有悬念”。

中国女排这一路走来的波峰和低谷，观看者早已如数家珍。文体不分家的时代，郎平和一干队员无不是高曝光率的公众人物，经历甚至性格、情感也都被大家熟稔。

在故事被拿出来讲述之前，就已经“谁都明白这个故事里的每个人是怎么样的，谁都明白这个故事的结尾会发生什么”。就连具体的起承转合都被提前公布了，反正那一届届大赛一场场决赛，我们都追过直播。

那我们还看什么？

答案有两个：我们曾经激动过，我们想等等看，能不能在电影里想起那个曾经激动的自己，甚至，能不能在电影里再激动一遍；我们知道她们赢了，我们想仔细挖掘一下，她们是怎么赢的。

对前者而言，观众们这次要的不是一个结果，而是这个结果对某种高光情感体验、对某种感动与荣耀的唤起，就像它曾经在赛事直播时唤起过的那样。甚至，有了文艺渲染的加成，这唤起还应该更刻骨铭心、感人肺腑一些。

有一种悬念是what（很多商业电影），有一种悬念是why（很多作者电影），有一种悬念是how（电视剧），这里的悬念大概是when：我什么时候，才能重温欢呼。

“结果延迟”变成了“满足延迟”：腾跃、扣杀、拦网、反吊，一次次做成慢镜头和升格镜头，一次次插入闪回，用每个比分牌上的落后来蓄势，赛点时刻总是主动静音一片死寂，欢呼以后，又会全程播放国歌。

俗套，但是有用。

对后者而言，这回在大银幕上看比赛，看的不是怎么跌倒爬起在输赢之间反转（这些当初都看过了），而是怎么布局怎么做战略怎么知己知彼怎么调动怎么给自己打气怎么形成凝聚，看的是斗智、斗心眼、乃至于斗气场。

这也帮助陈可辛在商业性之外，一定程度地坚持了他的作者性。当然，负面影响就是，对于完全奔着“爽”走进影院的观众而言，这片还是有些“文”。

每场比赛前的一大段会比较温吞，进程的紧张刺激度也略显不足（如果和《绝杀慕尼黑》那样的文本相比），跌宕起伏不是特别明显，连大高潮都不是登顶冠军的那场。

但如果把自我预期管理建设成：看的就是幕后、是发展、是坚持、是成长，那它依然提供了一种更禁得住咂摸的厚度。

当然，本片绝对不是完美的，很多情节、很多角色都给人一种“往深处挖一下本可以更好”的遗憾。可我依然不想否定它在很多场景里的动人。

一支队伍几十年的跌宕起伏，无数的集体回忆，几代人的花样年华，历史给了最佳的故事蓝本了，体育题材获得了开疆拓土的补课，有这些，也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