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 汪精卫为何在青岛留下长文《我与日本之关系》？
汪精卫，本名汪兆铭，精卫是其笔名，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大汉奸，汪精卫在中国一度完全被否定，甚至被认为是中国人的耻辱。随着社会的进步，客观的评价一个人显得尤为重要。汪精卫早期参与革命、作为孙中山的左膀右臂等活动还是对于中国历史的前进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当然在他政治生涯后期投降日本做起卖国求荣的勾当，也的确为有良知的中国人民所不齿。
刨去政治因素不谈，汪精卫的文笔在民国时期也算上乘，早年间汪精卫一直担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笔，以“精卫”的笔名在《民报》上发表文章；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总统的就职宣言全文、临终遗嘱全文都来自汪精卫的手笔；另外，诗歌、散文都是样样精通，《被逮口占》、《双照楼诗词》最负盛名。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以及世人对于汪精卫的偏见，其文学才华很长时间都被忽视，一些散乱在报纸中的作品也未被收录。
大内球探在研读收藏于中国家图书馆的《青岛新民报》时，偶然间发现汪精卫的佚文一篇。在1940年1月1日《青岛新民报的“元旦特刊”第32页中，刊登了汪精卫以实名——汪兆铭发表长篇文章《我与日本之关系：回忆以往新正感慨无量》，以下是该文章全文，首次公之于众：
秋庭晨课图感怀一到正月余即回忆在可恋之故乡所过之幼年时代，余虽生长于广东省番禹县，原来余父乃浙江山阴人，因宦游移住粤省，当时随父来粤者，为余母与兄弟十人，余为最幼者，嗣余一人迄父母亡故而养育膝下为最得宠爱者。家庭教育极为严格，殊以勤学知名之父亲每夕由书塾归来后，即督促用功朗读诗书，为余之教育颇费一方苦功，而在家庭之学课继续，迄吾父以七十四岁之高龄而长逝之前夜。母先父一年，即在余十三岁时去世鸡鸣共起侍候老夫，教育子女，关于家事至米盐琐碎而不忽略，只管以家庭之人以生于家庭之人而终之余母，四十四年之生涯，所谓劳苦与牺牲之生涯也，儿童之余殆不知母亲之劳苦，饿则索饼饵饱则嬉笑为乐，一至正月即与附近之儿童相游戏，大有游至筋疲力尽之概。然其后思之，一念及儿等远离之母亲，必忧伤逾怟，而由衣箱中取出衣物付与仆人变换金钱，母亲之姿态，在儿童心中尚有迷糊记忆，因此斯时余不知何故母亲忧形于色也。余丧母六年后离国经十年始返故乡，返怀想之故乡后，即搜罗亡父母之遗品，只探得父亲书信二三件，而追念母亲则无任何物件，后年余乃嘱温幼菊氏描写，《秋庭晨课图》一幅，以追念余幼时之母亲，是以将当时情景均描写其上，其图系于凉爽之秋晨，九岁之余于芙蓉盛开之庭园中，余母教余课读情景，前年底南京陷落之目前离开汉口时，纷乱如麻之际，身殆不能携带一物，余仅将此“秋庭晨课图”谨慎携走。日俄战争当时 华人祈俄败北一九零五年，即明治三十八年是年正月为余离故国而迎以最初之正月也。当时之余，尚为二十一岁之青年，系以广东省政府官费留学生，在其前年秋而渡日本投入法政大学者，一九零五年之正月在余特以为印象甚深者盖由于如此之二种理由，即其一余离故乡在他国而过此最初之正月，其二斯时恰为日俄战争之最中，日本举国为战争气氛所包围也。殊以自岁暮至正月日本国中之关心集中于攻击旅顺，有谓今日陷落乎将于明日乎，众说纷纷盖全国民极为期待也，而街谈巷议谓乃木大将元旦陷旅顺，奉天皇陛下为始，国民一般期待在举全力而攻陷旅顺，为互相谈话之资料，此日本国民之热烈爱国心尚未灼过于年轻之余之心底，学校讲书时一闻窗外卖号外铃声之先生即中止讲书而买号外，以一睹为快。当时之法政大学为我等中国留学生因设有特别翻译讲义班，余虽不善日语，但能充分听讲，又因书物文语体者甚多，为联系一二个月可领会大体之意味，故于用功上无甚障碍，斯时余下榻神田春水馆，街名虽不能十分记忆，但以为神保町也。当时之余正在专心向学，从而除于教室听梅谦次郎博士之讲义外，其他教授未有直接受熏陶之机会，斯时余最崇拜之日本伟人为西乡南洲与胜海舟二人也，盖倘无二人江户事件之解决固然，而明治维新恐亦不能见如斯美满完成，此为余所想象者也。余每至神田一带之书铺必不忘渔列对此二人伟人有关系之书籍。每至日曜日常赴上野公园饱览西乡之铜像，盖吾人从事革命运动之际，而革命运动反至国内之分裂，借据成为促进列国瓜分中国，遂有康有为及梁启超等大为反对，余以日本明治维新时情形殊以想及西乡，胜两雄之事，确信绝无斯忧虑也。今日而回顾当时之正月，有一种感想浮起于脑海，盖日俄战争距日清战争仅隔十年，但日俄战争勃发时，中国举国国民所希望者在日本之胜利，而于十年之间中日间之感情对立，既被清界矣。余留学日本，当时在东京之中国人超过一万有奇，无人不由心中支持日本，以今日之现状观之，亦有谓中日两国到底未能由心中相和之说，故余没想起襄昔在东京所过日俄战争当时之情形也。唯一处理方法如何国兴国之怨恨绝非不能解决者也。又在此谓一九零五年之年，余无论如何有不能忘之一事，即是年余始与孙文先生会晤，相会之处系在日本东京神田锦辉馆演说会之席上，时日虽不能十分记忆，因孙文先生正着白色衣服当在夏季也。在中国人以为余所想象者，日本之正月除种种固定礼仪外无他，然致之困苦之中国正月则乐苦悬殊也。放弃革命运动 肃亲王之劳心次谈在北京牢中而迎正月之情形，一九一零年（宣统元年）余在北京时，因企图暗杀摄政王而未成，遂被逮捕下狱，嗣至一九一一年（宣统二年）之正月乃于北京之铁窗下而迎新春，当时北京之牢狱因在改善囚人待遇不久之时，较之以前能无法形容之程度已变为人道的矣。然余尚上有脚镣每日三餐，虽称老米因过然陈腐脂肪分殆完全失去，以带黄色味之炊米一碗，酸药萄一片，菜汤一碗，五日附一回豆腐，即此比较以前已为非常良好矣，当时之余正在气盛之青年，故食量甚大，始终恼于饥饿，而吃肉时一年不过三回，即端午、中秋节、元旦日，殊以元日没人可得肉一斤，而于狱中迎是年之正月何事均忘，仅贪吃一片肉而迎之也。摄政王袭击之计谋统治喻培伦、云纪号乃千叶医专举业之医生，在吾等之间为多少有化学知识者，仅彼一人，彼乃专担任问题之炸弹制造，嗣后被捕处刑，助余一命者，殆因肃亲王维持也，肃亲王为使余抛弃革命之决心，讲求凡百手段，曾一度实际拉住刑场而追余变更决心，又常至狱中屡屡论天下谈诗书，自己之得意不死者，不能谓未含有何等政治的意图亦未可知，余一追忆斯时之事乃成为朝末期杰出之政治家。无印象的西洋之正月余在欧洲几度过正月，对正月并无何种可取之印象，因此余每赴欧洲时常为故国政情变化或急剧中断，大体西洋所谓正月与无特殊的印象，但随处对圣诞节则印象甚深，而圣诞夜及越年之夜于寺院所打之钟声除将余之感兴惹为嘈吵心境外无他，实实在在的说，余之心境对西洋之大寺院不甚调和，如谓西洋人听后发怒亦未可知，盖余一人西洋教会建物中之空洞无物，因此想儿童时正月在故乡参诣之城隍庙，盖庙中造有地狱正中有十殿明皇（阎魔大王）面目狰狞，有大小赤鬼及牛头马面怪物王者均被追至尖刀山火山，儿童无不恐怖回家后仍有梦见者，其幼年时代之印象尚留于脑海，余在西洋每见大寺院及伽蓝即联想幼年时代在故乡所见之地狱无论如何不能表示钦佩。孙先生参拜孝陵与新政权之示唆于中国特感铭甚深之正月为一九一二年（明治四十五年）之正月其前年岁暮，方旧历十一月二十五日孙文先生抵上海，嗣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乃于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又由此年发中国从来阴历采用阳历，再次赠阅孙文先生参拜明孝陵而无政府主义者之吴稚晖、李石曾等对此遂加以攻击，其所为论旨主张民权之孙文先生不应参拜旧时代君主制陵墓，在余个人对先生之参拜，虽别无反对，而对吴李之议论觉有新意味，视为可喜然不久余对彼等之议论破觉不以为然，盖孙先生之参拜孝陵，乃由于民族的见地为有大意义者，由无政府主义的所想象，而对此反对之非早，竟表共鸣者为余所不及者，此时有一事不能忘者为孙文先生就任宣言，乃为余所起草，先生对余所写者，并未改一字一句竟照样发表，当时年轻之余为出乎意外之欣慰，盖此宣文中有“中国今后以文明国应尽之义务，以文明国不能不受应受之权利”之一句，说实在的乃余在法政大家受教之山田三郎先生讲国际私法时，谓“诸君频频高呼撤废治外法权，乃领事裁判之废止，但在向猎国要求之前首不可不以国际社会之一员而尽义务”云云，系假借此言辞而云者，余近来追想当时想及如此之事，一九一二年即民国元年一月一日孙文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当时，宋教仁等对此大为反对，其所谓理由谓孙先生今如于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对在北方以袁世凯为中心，计划之宣统帝退位工作恐使反对逆转然实际因其反对而孙先生于南京表示X固之态度者，促进在北京工作之贯彻而结果促进袁世凯之决意，嗣孙先生见宣统退位后，即于二月十二日提出辞表，遂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大总统，乃于三月举行就职典礼，即开于现在新政府问题闻有相似议论，或有谓今如组织政府愈使重庆限于穷地，遂全失和平之机会者，然余不作如是想像有新政权之出现，岂不反促重庆之和平决意，因想起民国元年情形时故余如此相像云。贴春联竟成半生未熟新生活运动民国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余于南京迎正月，恰为国民政府新生活运动之最高潮时代，警察忙于废止旧正月，而大众以旧正月为一年一度之热闹，又殊因为快乐之时，余视此取缔似觉过分，乃怂恿警察当局及市当局设法缓和取缔，卒归无效，因此虽正遇旧正月而在南京，亦索然无味遂拟赴上海但因事未果，然在南京无甚兴趣乃赴附近汤山温泉，一时农村百家姓大门上贴有如此春联：“打倒帝国主义，实行新生活运”。自不待言而贴此红纸之该人必以此文句为祝正月之言词，盖其文句之出处系由党部所分配，宣传新生活运动之传单，盖本为所谓“打倒帝国主义”与“实行新生活运动”之二重标语，因由六个字与七个字字数不能相并，字不能张贴，遂将七字者减去一字变为“实行新生活运”，而“义”与“运”并不踏韵，实在乱七八糟，竟不顾一切只拾六字与六字向并而自觉得意满面，其中可窥见挪喻，余不禁喷饭。既决定和平方针之蹉跎民国二十七年、二十八年即前年与去年之正月在余之生涯最深刻之正月，二十七年之正月为南京陷落之后，余正在汉口恰对共前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陶德曼德大使之和平条件由广田外相到着第二次回答张群、王崇惠、孔祥熙乃与余以其回答为中心加以讨论结果乃达到应受诺此条件之结论，乃将此旨报告蒋委员长，蒋委员长穷尽言辞，其结果因问题重大遂谓待白崇禧、李宗仁、阎锡山到后，再行讨议决定一次种关系结局李宗仁未能参加，乃自十二月三十日至翌年元旦历三日间开国防最高会议协议和战问问题，嗣至大晦日乃决定受诺陶德曼德大使之和平提议，并决定蒋介石辞行政院长之职，由孔祥熙代为院长，张群任副院长，在蒋介石以自辞行政院长之职，想信迥避媾和之责任。二十七年之元旦自晨起皆围住蒋委员长畅谈终日如照例年政府当局者全体团拜，参诣中山陵而是年南京既告陷落中山陵被日军所占领，实为暗淡至极。
侧记：汪精卫为何会选择在青岛的一份报纸上发表一篇长达4000字的文章？
这要从汪精卫与青岛的特殊关系谈起，1935年7月，南京政府监察院对汪精卫主持的行政院提出弹劾，指责汪精卫大搞媚日外交，而此时汪精卫又肝病复发。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离开南京前往青岛休养，时任青岛市市长的沈鸿烈将其安排在刚刚落成的“韩复榘别墅”。8月底，病愈的汪精卫离开青岛。这是历史记载的汪精卫与青岛最早的接触。
1939年，日本人希望扶植汪精卫组建统一的“中央政府”。9月份，汪精卫约王克敏、梁鸿志在南京举行了第一次会面，但并未完全达成一致。此后，汪精卫和日本人再次商谈，决定在青岛再与王克敏、梁鸿志进行一次会谈，商定关于建立统一政府的最后事宜。
为什么汪精卫会选择青岛进行决定性的会谈呢？当时的汪精卫虽然投靠了日本人，但是却没有自己的根据地，另外两人则不同，王克敏在北平有“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梁鸿志在南京有“中华民国维新政府。选择曾经疗养过的青岛作为中立地，对于汪精卫来说是十分有利的事情。
当然，青岛本身也有着独特的优势，日本人曾经两次占领青岛，在青岛有久远的政治影响和根深蒂固的经济势力。“七七事变”后，日本加紧制定“开发”华北经济的侵略计划，拥有良港和广阔富饶腹地的青岛，成为日本侵华战略地图中的重要目标，也是日本侵华重要的桥头堡。此外，在地理上，青岛距北平、南京、上海均不远，位置适宜，交通方便，对会谈三方都是乐于接受的地方。
而在青岛会谈之前，汪精卫受邀在青岛新民会的机关报《青岛新民报》上刊发文章，也可以视作是为会谈进行舆论铺垫。通过刊发《我与日本之关系》，来宣传中日亲善，和平相处的必要性。因而，从汪精卫与当时青岛的特殊关系来说，汪精卫专门在《青岛新民报》元旦特刊中发表文章也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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