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能进入文学史的重要位置 离不开的这两个男人

张爱玲曾在台湾生活过一段时间，基本都是深居简出，社交圈子也非常的小。因为离开了大陆好长一段时间，张爱玲已经被大陆文艺界、出版界和读者群完全遗忘。

但在1968年后，张爱玲又一次的火了起来。不过，这次不是在大陆，而是在台湾香港。

从50年代起，尤其在60年代，张爱玲在台港地区的声望越来越高。除了她作品本身的魅力这一主观因素，还有两个外部原因，一是台港出版界的热心介绍，二是海外华人学者的高度评价，推波助澜。

张爱玲在美国的时候，就已经台北的皇冠出版社结下了几十年的友谊。而出版社的老板叫平鑫涛，是当代有名的出版家。

平鑫涛十分尊重张爱玲。他说张爱玲除开写作，生活非常单纯，她选择了孤独，甚至享受这个孤独，从不觉苦。对于声名、金钱，也不看重。她通常是完成一部作品后，便不会再去重读。

因为作品被广为流传，所以当时曾传出她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的呼声很高，可是她自己却不知道这件事，所以这个传言不了了之后，她也没有任何的失落感。

对于她作品的版税，张爱玲也不太计较。有一次平鑫涛曾有意将她的作品拍为电视剧，当跟张爱玲提到到版税时，她回说：“版权的事情你还要跟我说吗，你自己决定就可以了。”

虽然平鑫涛和张爱玲接触的三十年时间里从没有见过面，但彼此却通了很多的信，每封信都只是三言两语。可是这种持续性的交情却让平鑫涛觉得弥足珍贵。

两人的合作，也是1968年皇冠版的《张爱玲短篇小说集》开始的。之后还出版了《流言》、《秧歌》、《半生缘》、《怨女》等多部作品。

长篇小说《半生缘》就是根据《十八春》改写的。虽是改写，可却是一个动人的故事。如何为这本新书命名，也花费了张爱玲不少脑筋。

她要先考虑的书名是“浮世绘”，但觉得不太切题；换成了“悲欢离合”，又嫌名字太苍白；后来想到了“相见欢”，可是这个“欢”字又与书的格调不太吻合；“急管哀弦”又觉调子太快，匹配不上书中的慢节奏；还考虑过“惘然记”，又认为“记”字不太有小说味。最后，才终于定名为《半生缘》。

不得不说，张爱玲对作品命名，她是非常讲究的。不仅小说写得好，题目也取得妙。她的大部分作品的篇名是既切题又有诗意，既别致又不夸饰的。

像《红玫瑰与白攻瑰》、《倾域之恋》、《沉香屑一一第一炉香》等让读者感到这些名称非张莫属，并使人过目不忘。也就是这样的执着，才让很多人记住了这些经典的作品。

1966年，香港的《星岛晚报》连载了张爱玲的长篇小说《怨女》，皇冠出版社于1968年出了单行本。这也是一部改写之作，它由《金锁记》改写而来。

不过，这一次花的功夫和时间可是比《半生缘》大得多，一个三万多字的中篇被张爱玲改为了十万多字的长篇作品。这是她的长篇代表作，也让她再一次证明了自己的创作才华。

而第二次的“张爱玲热”，是在20世纪的60年代港台。爆火的重要原因是因为夏志清对张爱玲作品的研究。虽然当时的出版界与评论界并未有意联手，却也此起彼伏。

夏志清早年就见过张爱玲，但张爱玲那时却不认识他。

夏志清回忆说，他是在一个沪江同学的聚会上，见到过张爱玲。她那时脸色红润，戴了副厚玻璃的眼镜，样貌跟照片上看到的不太一样。

夏志清那时专心攻读西洋文学，只看过《西风》上的那篇《天才梦》，张爱玲的小说一篇也没有看过。

那是夏志清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从事文学研究与教学的工作。专门研究中国现代小说，并从事英文本《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写作。

在读了鲁迅、茅盾、老舍、沈从文等小说名家的主要作品之后，他也读到了张爱玲。他被张爱玲的作品吸引，并评价其作品“大为其天才、成就所惊奇”。

于是他研究张爱玲的作品甚至多过于研究鲁迅。可见，一件事的曝光程度，完全是由人所控制。

如果说在40年代傅雷的《论张爱玲的小说》是张爱玲研究史上的第个里程碑的话，那么十多年后夏志清的文章则是张爱玲的第二个里程碑。

由于夏志清以小说史的形式且在港台地区文坛影响较大，所以夏志清的文章显然比傅雷的文章更引起人们的注意。

但两人纯正的艺术眼光和公正的学术态度是一致的，所以他们都不受主流话语的压力和既有研究的羁限，洞见了张爱玲的艺术价值。

夏志清第一次正式地把张爱玲请进了文学史，并给予重要地位，

他说：“但是对于一个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人来说，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仅以短篇小说而论，地的成就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如殊菲尔、安泡特、韦尔蒂、麦克物斯之流相比，恐怕还要高明。

夏志清能准确地把握张爱玲小说的特色:"人的灵魂通常都是给虚荣心和欲望支撑着的，把支撑拿走以后，人变成了什么样子，这就是张爱玲的题材。

这个总结和张爱玲谈自已作品时的看法是十分一致的。中国的旧小说也给了张爱玲极大的影响，她摸透了中国人的脾气、对白也极圆熟。而且，张爱玲还继承并发展了《红楼梦》的“国阁现实主义”风格。

不过，若干年后，夏志清的看法略有一些修改。

鉴于张爱玲离开大陆后作品日少，夏志清认为她的创作魄力和创作持久力不够。她在后来印出的旧作比新作还要多，就像一件件出土的“文物”。

夏志清说：“出土文物愈多，我们对四五十年代的张爱玲愈表示敬佩，同时不得不承认近三十年来她创作力之衰退。为此，我们公认她是名列前四、五名的现代中国小说家就够了，不必坚持她为“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

写在最后：

其实不管张爱玲到底是不是才思枯竭，但不能明灭她对生活的观察入微以及妙笔生花的写作才能。而她能站在文学的重要位置，更是因为碰到了理解她，懂她的两个人男人。有什么比人生路上能遇良人知己更难得的呢？

就好像张爱玲自己说的：“一个知己就好像一面镜子，反映出我们天性中最优美的部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