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融合与“课堂革命”

来源：《教育传媒研究》杂志

【内容摘要】随着主流话语层的大力提倡，“课堂革命”已经由学术视野进入更广阔的公众视野，成为整个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都关注的一个公共议题。本文从传播学的视角指出了传统的课堂知识传播存在的五个方面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以媒体融合为外部助推力予以化解的五点相关建议，以供有关方面参考。

【关键词】媒体融合；课堂革命

2017年9月8日，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署名文章，文章提出要“深化基础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掀起‘课堂革命’,努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文章作者国家最高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掌门人”的身份和《人民日报》国家最高媒体平台的地位都使得文章中提到的“课堂革命”开始从以往部分学者的学术视野进入更广阔的公众视野，成为整个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都关注的一个公共议题。文章发表之后，有很多人撰写了不少文章对“课堂革命”进行了探讨，笔者在2020年7月11日键入“课堂革命”在“百度搜索”上进行了关键词搜索，一共找到相关结果约10000000个，这个搜索结果还是颇能说明一些问题的。但是，这些探讨更多的还局限在教育界，笔者同样在2020年7月11日键入“课堂革命”在“中国知网”上进行了相关搜索，一共找到了70篇文章，这些文章基本上都是从不同的教育角度对“课堂革命”进行的探讨。本文拟另辟蹊径，从“知识传播”的视角探讨传统的课堂在进行知识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探讨如何以媒体融合为外部助力推进“课堂革命”。

一、传统课堂存在的问题

课堂可能是最古老的知识传播平台。仅就中国而论，无论是 “庠”“序”，还是其后的“辟雍”“成均”，抑或是再以后的“太学”“国子学”“国子寺”“国子监”等官学系列，还是由孔子开创的“私塾”和其后以“书院”等为名称的民间学校，哪一种教学机构都离不开“课堂”，在长达几千年的时间里，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课堂基本岿然不动。在这个平台上上演了一幕幕感人的故事，传承了前辈们留下的各种文明成果。可以说，在传承文明、传播知识方面课堂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就像自然界任何事物都有生老病死一样，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传统的课堂教学也暴露出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从知识传播学的视角加以考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传播者本位”现象比较严重。“传播者本位”和传播特别是知识传播的历史一样古老。在漫长的岁月中由于曾经被与“天”“地”“君”“亲”一起敬重而形成的“养尊”和长期处于优势地位的“处优”，使得课堂传播的主体也就是教师们形成了比较严重的“路径依赖”，这种“路径依赖”在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时代都没有多大的问题，但是，在信息文明的当下却暴露出不少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分别从传播的“供给侧”及“需求侧”等角度加以观察。从传播的“供给侧”来看，长期的“养尊处优”可能会使得传播主体迷失自我。清代有一个名叫孙嘉淦的名臣，此人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他曾经给当时的皇帝乾隆上过一道奏折，这就是《三习一弊疏》。在这篇有名的奏折中孙嘉淦一针见血地指出“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这篇奏折虽然是写给皇帝看的，但对于某些老师可能也不无启发甚至警醒，从某种意义上说，老师实际上就是课堂传播过程中的“皇帝”。面对相对弱势的传播对象也就是学生的时候，他们可能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这样的“三习”问题，久而久之，往往沉湎在自己营造的虚拟幻象中，对于知识传播革命形成习惯性的障碍；从传播的“需求侧”角度加以考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知识传播的传播对象可能是所有传播对象中最为弱势的一个群体，无论是内在心理还是外在环境都对这个群体形成一定的自我约束或外部限制，使得他们只能是“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虽然古语有云“大禹闻过则喜”，但毕竟不是每一个知识传播主体都是大禹，虽然“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但这话毕竟是一个叫亚里士多德的老外说的，到了中国这“一亩三分地”这话的可信性难免会打折扣!所以，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当“课堂上的‘土豆’”，知识传播的主体传播什么我就接受什么。但是，这种情况在当下却出现了极大变化，随着社会的进步，原本一向被视为“沉默的大多数”的知识传播对象的“主体意识”和“自我意识”被渐次唤醒，而且越来越强烈。而基于数字化的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一日千里则使得原来的知识传播对象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渠道被无限放大，课堂也因之由原来的知识或信息传播与获取的首选渠道变成了多选渠道甚至是备选渠道，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固守“传播者本位”的传统课堂教学可能就会由原来的知识传播的“主力”变成知识传播的“阻力”，长此以往，有可能影响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二)“不对称性传播”带来“宿命般的问题”。这里所说的“不对称性传播”中的“不对称”至少包括以下三个含义：一是“传者”与“受者”之间数量上的“不对称”，二是“传者”与“受者”之间知识储备上的“不对称”；三是“传者”与“受者”之间信息上的“不对称”。“‘传者’与‘受者’之间数量上的‘不对称’”这一点很好理解，除了极个别“课堂”采用“一对一”教学外，其他绝大多数课堂都是“一对多”教学的，这种“不对称”的原因当然有其历史的惯性，也有其经济学上的合理性。经济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规模效应”，所谓“规模效应”指的是“因规模增大带来的经济效益提高”[①]“一对多”才能够产生效益。尽管教育不是做生意，但也是要追求一对多投入产出比的。但是，“一对多”所追求的“规模效应”也可能因为“规模过大可能产生信息传递速度慢且造成信息失真、管理官僚化等弊端，反而产生‘规模不经济’”[②]；所谓“‘传者’与‘受者’之间知识储备上的‘不对称’”这一点理解起来也不难，知识传播的主体所储备的知识应该大于而不是等于更不是小于知识传播的对象这是古往今来的一个“铁律”。人们常说的“要想给学生一碗水，老师就要先有一桶水”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问题是知识传播主体所储备的知识其衡量尺度既应该包括“量”的指标，也应该甚至更应该包括“质”的指标。因为知识本身也有“保鲜期”，如果一份教案几年甚至十几年乃至几十年都不换，那么，其所进行的知识传播是否会像某位哲人所批评的那样是“三分无用，七分有害”呢？与上述两种不对称相比，第三种不对称也就是“‘传者’与‘受者’之间信息上的‘不对称’”更值得关注。这里所说的“信息上的‘不对称’”至少有两种语义指向，其一是指“传者”与“受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其二是指“受者”每一个人之间所掌握的信息也存在着不对称，包括但不限于这些不对称使得“传者”与“受者”虽然同处于一个阳光明媚的教室之中却往往会唱一出京剧“三岔口”，[③]可能影响到知识传播的精准和效率。

(三)“中间地带传播”带来的问题。课堂传播面对的是一个学生群体，对这个群体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分类。从其知识储备的多少以及对于新知识接受快慢的角度可以将其分成三类，第一类的知识储备相对较多，对于新知识的接受相对较快，人们一般把这类学生称为“好学生”；与第一类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第三类学生，这类学生知识储备相对较少，对于新知识的接受相对较慢；处在第一类和第三类之间的是第二类学生，这类学生论起知识储备来比第一类少但比第三类多，论起对于新知识的接受比第一类慢但比第三类快。这三类学生的客观存在就把一道选择题摆在了知识传播主体也就是教师面前：“弱水三千”您取“哪一瓢”？从理论上说，这三类学生都可以作为知识传播主体所进行的传播的主要目标受众，选择第一类学生作为自己传播的主要目标受众看起来非常“高大上”，可以彰显知识传播主体的档次甚至也可以激活知识传播主体更加“高大上”的潜力，但是，在课堂接受知识传播的群体中，处于“金字塔”顶端的肯定是少数，知识传播主体倘若只针对这样的少数进行知识传播，肯定会遭到大多数人的不满也极有可能会受到知识传播主体上级的规制；同样的道理，选择第三类学生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受众，虽然可以登上“同情弱者”的道德制高点，但也因为这一类学生在课堂传播对象中所占的比例同样相对较小，只针对他们进行知识传播也很有可能会遭到其他人的强烈反弹；剩下来的就是第二类了，由于在课堂接受知识传播的群体一般呈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形”，所以，传统的课堂传播一般都是针对第二类学生也就是处于“中间地带”的学生进行的传播。这样的知识传播，优点是可以满足大多数受众的需求，属于经济学上所说的“次优选择”，但也不是没有缺点，它的最大问题是没有很好地照顾到“纺锤”两头受众的诉求，所以，传统的课堂传播往往是第一类学生听起来不过瘾，第三类学生听起来常常干着急，尽管已经照顾到了大多数，但仍然不能做到让所有的人满意。

(四)“传播的单向度”带来的问题。德裔美籍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曾经在一部题为《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的书中提出过一个概念“单向度的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科学技术的发达，科学技术全面控制了这个社会里的人，使其失去了原本应该具有的对社会的批判性和否定性，导致这个社会的主体——人，成为单向度的人。”[④]所谓“单向度的人”顾名思义，实际上指的是失去了自我，特别是具有批判性精神自我的人。由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使得传播者与接受者都容易迷失自我：这些原因一是传统文化的惯习，二是社会舆论形成的文化氛围，三是相关制度设计的“加权”和“赋能”。所谓“传统文化的惯习”指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所形成的对“师道尊严”的绝对化，许多人都知道中国古代有所谓“三纲五常”的说法，其中“三纲”指的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其实，在这“三纲”之外还应该加上一“纲”，那就是“师为生纲”，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对老师的不敬往往是和对父母的不孝等同的，“欺师”甚至还排在“灭祖”之前，所以，“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般是没有多大市场的，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中国古人明明自己很有才华，很有思想，也偏偏要把自己的思想包裹在自己老师的思想中。这种“传统文化的惯习”使得知识传播对象只能像孔子的弟子那样认为自己的老师“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不敢对老师所讲授的提出任何质疑，更谈不上批判；所谓“社会舆论形成的文化氛围”指的是由于包括但不限于上述传统文化惯习等的综合作用，久而久之，社会就形成了一种“趋同化”的文化氛围，无论是小学，还是中学，抑或是大学，无论是知识习得还是能力养成，往往都喜欢“求同”，不喜欢“存异”，更不喜欢“存疑”；所谓“相关制度设计的‘加权’和‘赋能’”指的是无论是中国古代的私塾、书院，还是现代的学校，相关制度设计都是着眼于对于知识传播主体地位的强化这个目的的，这些制度设计 不仅使得知识传播主体的权威不容置疑，而且也往往将知识传播对象可能有的批判性和合理质疑精神消磨殆尽，这样的课堂知识传播培养出来的往往都是流水线产品，以“听话”为标志。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生前曾经有过一个慨叹：“为什么几十年间我们没有能够培养出大师”，这个慨叹其实也是一个疑问，相关答案的寻找或可从破解课堂传播之弊病入手。

(五)“传播效果不能即时评估” 带来的问题。任何正常人所进行的传播活动都是有目的的。为了对其传播活动的目的是否达成以及达成的成效如何进行检测，有必要进行传播效果评估。从理论上说，传播效果评估的行为主体可以有三个，一个是传播主体，一个是传播对象，还有一个是第三方个人或机构。这三种评估主体各有利弊：第一种评估也就是由传播行为主体所进行的评估，好处是可以帮助传播主体“反躬自省”，缺点是“自己的刀难削自己的把”，虽然古人早就说过人需要有“自知之明”，但真的能够做到有“自知之明”的人古往今来却真的寥寥无几。要不然，古希腊神庙上就不会刻上“认识你自己”的那句箴言了；第二种评估也就是由传播对象所进行的评估，其好处是可以搔到痒处，因为俗话说得好“鞋子难受不难受只有脚知道”，要考察知识传播主体的传播效果如何，最直接的办法也是最接近事实真相的办法可能就是由传播对象直接进行评估了，但是，这种评估在传统的课堂传播语境中又有很大的障碍：这种障碍一方面来自传统的课堂传播相关“游戏规则”等制度设计的约束，一方面来自于传统的课堂传播语境所形成的文化氛围，所谓“传统的课堂传播相关‘游戏规则’等制度设计的约束”指的是在传统的课堂教学过程中知识传播主体传播什么，怎么传播，知识传播对象应该接受什么，怎么接受都是有一整套规则的，无论是知识传播主体还是知识传播对象都不能随意修改这些规则。比如说，知识传播主体不可能一个一个地与知识传播对象进行现场即时互动，因为每堂课的时间有限，需要传播的知识是早就规定好的，如果知识传播主体与知识传播对象一个一个地进行现场即时互动，了解其接受传播的效果如何，势必与每堂课的知识传播的“规定要求”相矛盾；所谓“传统的课堂传播语境所形成的文化氛围”是指传统的课堂传播长期以来形成的“传播者为主，接受者为辅”的文化惯习。如果每一个知识传播对象都站起来与知识传播主体进行互动交流，肯定会被视为对传统的课堂知识传播文化的一种冒犯；第三种评估也就是延请第三方所进行的评估，好处是评估者比较超脱，从理论上说不容易被传播主体或传播对象的主观好恶所左右，但其缺点也同样不容忽视，因为这种评估，评估主体往往都是收费的，难免不会受到出资方主观要求所左右，进而可能会对评估样本、评估数据做某些“调整”，从而有可能影响到评估的准确性。综上所述，包括但不限于这三种评估虽然各有其利弊，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不能对知识传播主体的传播效果做即时性评估，这也是传统课堂知识传播的一个结构性弊病或缺陷。

二、以“媒体融合”为外驱动力，努力推动“课堂革命”进入行稳致远的“快车道”

由于主流话语层的强力呼吁，“课堂革命”已经从少数专家学者的研究视野进入社会公众视野，甚至成了一种公共议程设置，应该说，已经开了一个好头。但是，如果想要推动“课堂革命”进入行稳致远的“快车道”就有必要引进外驱动力，“媒体融合”就是这样的“外驱动力”。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以“媒体融合”为“外驱动力”，努力推动课堂知识传播主体的传播理念从以往的“传者本位”向“受者本位”转变。“媒体融合”发端于大众传播领域。关于“大众传播”人们常常有一个误区，认为“大众传播”就是由大众进行的传播。其实不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所谓“大众传播”实际上乃是少数人受某种媒体机构的委托，借助一定的介质面向大众所进行的传播活动。无论是纸质的报纸、图书、杂志，还是电波介质的广播、电视都是如此，概莫能外。之所以如此，除了因为当时的主流话语层有一个研判，认为大众传播所依托的资源是有限的，这些有限的资源必须掌握在主流话语层手中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当时的技术条件的限制，使得大众传播不可能真正成为由大众进行的传播，两种因素叠加使得一般普罗大众想要进入传播领域成为传播主体难上加难。《共产党宣言》有这样一段话：“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这段话说的是当时的资产阶级借助新兴的技术对于一切壁垒所进行的整合甚至碾压，借用这段话来形容互联网的魔力也亦无不可。基于数字化的互联网技术特别是媒体融合技术对于以往许多人已经习以为常的大众传媒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整合甚至碾压，以往普罗大众进入传播领域的“门槛”被迅速削平，“人人都有麦克风，个个都是广播台”已经成为现实。这种新兴的技术迫使大众传播的相关主体不得不放下身段，从以自我为中心，向以受众为中心转变，这种转变是痛苦的，但又是必须的，因而也是必然的!不进行这种转变，只能是因为“离亲叛众”而导致“众叛亲离”!课堂知识传播虽然不是大众传播，但它也是一种传播。在包括大众传播在内的传播界已经并且正在而且还将继续由以往的“传者本位”向“受者本位”转变的当下，课堂知识传播的相关主体也应该更换观念，跟上传播界前进的步伐。而这些知识传播主体的主管机构也应通过各种方式告诉相关知识传播主体，由以往的“传者本位”向“受者本位”转变乃是包括但不限于媒体融合等原因在内的外部大势所趋，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昌者，逆之者亡!从而内外联合驱动，积极推进课堂知识传播从“传者本位”向“受者本位”转变，为“课堂革命”提供外驱动力。

(二)以“媒体融合”为“外部助力”，努力推动课堂知识传播主体与传播对象之间从以往的“信息不对称”向“信息对称”转变。2001年，阿克洛夫、斯彭斯、斯蒂格利茨等三位美国经济学家获得该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⑤]他们获奖是因为其对信息不对称市场及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具有独创性。由此可见，“信息不对称”在经济领域的显赫地位。其实，不仅是经济领域，任何领域可能都存在着相关行为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知识传播当然也不例外。知识传播主体对于这种信息不对称其实也是心知肚明的。为了化解这种信息不对称，他们想了很多办法，总的来说，就是通过各种方式与知识传播对象进行沟通与交流，这些沟通与交流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方式：一是知识传播主体与知识传播对象个体之间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与交流，二是知识传播主体与知识传播对象的群体进行的沟通与交流，三是知识传播主体与知识传播对象的密切关联者之间进行的沟通与交流。这三种沟通与交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发挥过很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存在着很多结构性的问题。首先，我们看知识传播主体与知识传播对象个体之间进行的交流，这种交流由于是面对面进行的，加上以往的传统文化中对于老师找学生谈话所形成的一种先天性的隐喻，即一般只有在知识传播对象有问题的时候知识传播的主体也就是老师才会找知识传播的对象也就是学生来个别谈话，所以，致使知识传播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有很大的心理负担或者心理障碍，不可能完全畅开心扉，更谈不上真正化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其次，我们来看一下知识传播主体与知识传播对象群体之间进行的交流，这种交流一般多采取主题班会的方式进行。主题班会这种氛围，由于有其他同学的存在，使得个体知识传播对象往往更想向知识传播主体展示自己的才能与才华，而羞于提及自己在知识传播接受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困惑；然后，我们再来看看第三种，也就是知识传播主体与知识传播对象密切关联者也就是学生家长之间进行的沟通与交流。这种沟通与交流往往也受制于时间和场合，也难以很好地化解信息不对称，所谓“受制于时间”，就是这种通常以家长会方式进行的与知识传播对象密切关联者进行的沟通与交流，往往每次一般只有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参会的几十位家长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做到长篇大论，所谓“受制于场合”指的是在家长会这种场合，参会家长可能更愿意向知识传播主体倾诉自己对其的尊敬之情，或者是借助这一机会向其他与会者展示自己孩子的一些优点，而不太愿意提及知识传播对象的困惑与问题，更重要的是，这种与知识传播对象密切关联者的沟通与交流，因为这些密切关联者虽然与知识传播对象有密切关联，但他们毕竟不是知识传播对象本身，所以即使他们提出了一些问题与困惑，也往往不一定能准确地搔到痒处。应该说，在传统媒体(这里所说的“传统媒体”不仅包括传统的大众传媒，也包括可以视为传播介质的真实的物理空间，如课堂、教师办公室、学生家庭等等)语境中，知识传播主体不可能有效化解“传者”与“受者”之间信息的不对称。美国《连线》杂志前主编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曾经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长尾理论”，“长尾”实际上是统计学中幂律(Power Laws)和帕累托分布(Pareto distributions)特征的一个口语化表达。[⑥]根据这个长尾理论，其实我们也可以认为，就是知识传播主体和知识传播对象的时间也是“长尾”的，在传统媒体语境中这种“长尾”的时间是没有办法加以很好利用的，而在媒体融合的语境中，知识传播主体与知识传播对象却可以借助无远弗届的互联网和其近乎无穷大的存储空间把这些“长尾”的时间利用起来，再加上互联网匿名的方式进行移动化、碎片化的信息沟通与交流，知识传播主体的上级主管部门完全可以设置各种各样的微信群，让知识传播对象通过匿名的方式来传达自己的困惑，以便化解“传者”与“受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三)以“媒体融合”为助推力，努力推动课堂知识传播由选取最大公约数式的“中间地带的传播”向“因材施教”式的传播转变。“因材施教”是孔子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是这一重要教育思想的提出者，更是这一重要教育思想的践行者。《论语》第十二章记载了孔子师生之间的一段对话，孔子的弟子子路、冉有问了老师同样一个问题：“闻斯行诸”，孔子的回答却并不相同，当子路提问时，孔子的回答是“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而当冉有提问时，孔子的回答却是“闻斯行之”，坐在一旁的公西华感到很奇怪，于是就问孔子，同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您会有两种答案呢？孔子意味深长地回答“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这段话非常形象地道出了孔子是如何通过“因材施教”的方式开展知识传播活动的。孔子以后，“因材施教”逐渐成为中国本土教育界开展知识传播活动时的一种理想。但是，理想与现实之间还不能划等号。在传统课堂语境中，知识传播难以真正做到“因材施教”。之所以如此，除了知识传播主体自身的原因(毕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孔子)之外，还有传统的课堂知识传播的结构性原因，传统的课堂知识传播乃是一种面向整体的“整体性传播”活动，而“因材施教”则是某种意义上的“碎片化传播”，让一般的知识传播主体“化‘整’为‘零’”，变沿袭了很久的“整体性传播”为“碎片化传播”，这些知识传播主体可能既缺乏勇气也缺乏动力，更缺乏相应的智慧；另一方面，即使这些知识传播主体既有勇气又有智慧，更具备动力，但在传统媒体的语境中，这种“化‘整’为‘零’”的想法恐怕也难以变成现实，因为在传统媒体语境中，时间具有“不可逆性”，空间具有“不可分性”。所谓时间的“不可逆性”指的是传统媒体都是“一维性流动传播”的媒体，无论是借助哪一种传统媒体进行知识传播，时间都不可回头重来，所谓空间的“不可分性”指的是在传统媒体的语境中知识传播主体开展知识传播的空间不能够“一分为多”，供同一个知识传播主体同一时间在不同的物理时空同时进行知识传播。这些问题在传统媒体语境中是近乎无解的，但在媒体融合的语境中却可以得到解决。相关知识传播主体完全可以先通过“私信”方式一对一地了解和把握知识传播对象的真实需求，进而借助社交媒体和移动媒体，将自己的已经讲授过的知识传播内容上传到特定的“群”，供知识储备相对不足的知识传播对象反复学习，又可以把自己即将传播的内容放到“群”里，让那些知识储备相对充足的知识传播对象提前预习，甚至还可以给那些渴望获取更多知识储备内容的优秀学生“开小灶”。

(四)以“媒体融合”为助推力，努力推动课堂知识传播由以往的“传播的单向度”向“多向度传播”转变。除了历史的和社会的原因之外，“技术赋能”也是造成以往的课堂知识传播“传播的单向度”的重要原因之所在。“传播的单向度”的直接结果之一就是造成了“单向度的人”，也就是失去了自我的人。在传统媒体语境中个体是特别容易迷失自我的，这与传统媒体的自我强化和人们对它的路径依赖是分不开的。传统媒体无论是图书、报纸、杂志，还是广播、电视，都有意无意地将传播主体权威化甚至神圣化，以至于在普通老百姓哪里“书上是这么写的”“报纸杂志上是这么登的”“广播电视里面是这样播的”往往成了他们与别人辩论时的重要论据。据媒体披露，前些年许多地方的老百姓往往是把央视《新闻联播》当成“红头文件”来使用的。传统媒体的这种自我强化不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强化了传统媒体自身的地位，也给知识传播带来了隐喻和暗示，使得知识传播对象像大众传播的受众一样变成了“课堂里的土豆”，在传统媒体时代，对于传播主体的强化有助于在短时间内达成传播的基本目标，如果仅仅满足于此倒也没有什么，问题是因为基于数字化的新技术的日新月异，我们已经进入了媒体融合的时代，这一时代的特点之一就是技术上的“去中心化”和普罗大众心理上的“祛魅化”。在以这两“化”为标志的时代，“单向度的人”肯定已经不合时宜。有关方面应该与时俱进，借助“媒体融合”这个强大的外力努力推动课堂知识传播由以往的“传播的单向度”向“多向度传播”转变。具体来说可以从“赋胆”与“赋能”两方面着手。所谓“赋胆”是指借助媒体融合所形成的“多中心化”甚至“泛中心化”，让知识传播对象增加批判性思维的胆量和勇气，将古人所说的“弟子不必不如师”落到实处；所谓“赋能”就是借助媒体融合带来的无限链接，让知识传播对象可以有更多的知识获取的渠道，将原来的知识传播主体由绝无仅有的“一元”变成多元中的“一元”。上个世纪一位名叫玛格丽特·米德的人类学家曾经提出过一个“后喻文化”(post-figurative culture)的概念，其意是指年轻一代将知识文化传递给他们在世前辈的过程。[⑦]媒体融合加快了“后喻文化”的进程，相关主体完全可以借助“后喻文化”这个氛围，让知识传播主体明白在媒体融合的语境中“师不必贤于弟子”的道理。

(五)以“媒体融合”为助推力，努力推动课堂知识传播由以往的“传播效果不能即时评估”向“传播效果的可随时评估”转变。知识传播是一种“传播—反馈—传播”的循环往复的过程，要获得最大化和最优化的传播效果，及时反馈是十分重要而且必要的。无线电通讯理论告诉我们，无线电信号在传输介质中传播时，将会有一部分能量转化成热能或者被传输介质吸收，从而造成信号强度不断减弱，这种现象称为衰减。[⑧]“衰减”绝不仅仅存在于无线电通讯领域，信息传播过程中也同样存在着信息衰减的情况。无线电信号的衰减与空间有关，信息传播的衰减则既与空间有关，更与时间有关。时间过得越久，信息的准确性往往可能就越差，无论是对于知识传播主体还是知识传播对象来说，都有可能因为时过境迁而造成不应有的“信息衰减”。所以，开展知识传播效果评估，时间不能也不应拖得太久，在传统媒体语境中是难以解决“即时性”这个问题的。这就有必要借助媒体融合带来的红利。各级各类教学机构完全可以借助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新媒体，特别是即时反馈的社交类媒体和随身携带的移动媒体建各种各样的“群”，邀请知识传播对象以“匿名”的方式入群，允许他们以“阅后即焚”的“Snapchat”[⑨]方式随时发表对于相关知识传播主体知识传播效果的评估，这样做既可以随时对知识传播主体的传播效果进行动态评价，从而有效降低因时间久远而导致信息衰减影响评估准确性的风险，又可以避免将传播效果评估的评估主体也就是知识传播对象直接暴露在知识传播主体面前，一举而两得，何乐而不为呢？

三、小结

本文分别从“传播者本位”“不对称性传播”“面向中间地带的传播”“单向度的传播”“不能即时评估”等五个方面指出了既往的课堂知识传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以媒体融合为外部助力化解上述问题的五点建议，指出包括但不限于课堂知识传播在内的所有知识传播在媒体融合的语境中都应该以变应变，这样才能够更好地生存与发展。

注释：

[①]详细请参见《百度百科》“规模效应”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规模效应/2863379?fr=aladdin。

[②]详细请参见《百度百科》“规模效应”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规模效应/2863379?fr=aladdin。

[③]京剧《三岔口》一名《焦赞发配》，取材于《杨家将演义》第二十七至二十八回，为传统京剧短打武生剧目。该剧讲述了任堂惠在暗中保护三关上将焦赞至三岔口夜宿时，与店主刘利华因误会而引起搏斗的故事。全剧的中心是一场摸黑搏斗，本文借用这出戏剧比喻“传者”与“受者”之间因为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知识传播活动一如摸黑搏斗一般。

[④]详细请参见《百度百科》“单向度的人”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单向度的人。

[⑤]《三位美国教授获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光明日报》2001年10月11日。

[⑥]详细请参见《百度百科》“长尾理论”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长尾理论/1002。

[⑦]详细请参见《百度百科》“后喻文化”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后喻文化。

[⑧]详细请参见《百度百科》“衰减”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衰减。

[⑨]Snapchat(色拉布)是由美国斯坦福大学两位学生开发的一款“阅后即焚”照片分享应用。利用该应用程序，用户可以拍照、录制视频、添加文字和图画，并将他们发送到自己在该应用上的好友列表。这些照片及视频被称为“快照”("Snaps")，而该软件的用户自称为“快照族。详细请参见《百度百科》“Snapchat”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Snapchat。

(作者系央视市场研究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