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有人骂他叛徒 有人赞他国士。一生荣辱任风雪
赵孟顺(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浙江吴兴人。生于南宝祐二年,卒于元代美宗二年。
赵孟是宋太祖赵匡之子秦王赵德芳之世孙。其五世祖乃安王子偶。南宋高宗无立子之子赵,是为宋孝宗,孟四世祖的圭即孝宗之兄,被赐第于湖州,孟即生于潮州(今浙江省湖州)吴兴,所以后人又称他为赵吴兴赵孟额12岁时其父去世,他的生母丘夫人流泪告诫他:“汝幼孤,不能自强于学问,终无以成人,吾世则亦已矣。”
由是孟刻厉、昼夜不休。14岁,因父荫补官,尔后仍以读书、练字、作文为主。不满20岁,“试中国子监,注真州(今江苏六合、仪征一带)司户参军”。参军只是一个下级小官。其时南宋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本来就十分腐朽的政权,经奸相贾似道欺误,已浊乱不堪。同时的蒙古军又益加强大,分兵击宋,宋势在必亡。
孟23岁时,元人攻进南宋都城临安,恭帝投降。元军复渡钱塘江追杀南宋的残余势力。国乱如麻,赵孟却闲居里中,研究学问,以谋“异于常人”。孟26岁时,宋王朝的残余势力完全被元军消灭光。所谓“皇元混一”。他的母亲又一次告诫他:“圣朝必收江南才能之士而用之汝非多读书,何以异于常人。”
赵孟益自力于学,时从寓居于湖州的老儒敖继公质问疑义,经明行修。且经常写字、作画、吟诗,他和钱选等八人被称为“吴兴八俊”,声闻溢涌,达于朝廷。当时任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司事的夹谷之奇就特别欣赏他。后来,夹谷之奇任主管官吏的吏部尚书,就推举他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赵孟却推辞了。赵还曾有《赠别夹谷公》诗云:“青青蕙兰花,含英在中林。春风不披拂,胡能见幽心。”
据《宋史翼·赵若恢传》所记,赵孟后来避地新昌山,与其族叔赵若恢邻居,相得甚。闻知元主求赵氏之贤者,子昂又转入天台依杨氏,为元所获。程文海第一次去江南时,绑架赵孟的人强行把他交给程文海,孟称疾力辞,并说,尧舜在上都准许巢、由隐居,我愿做隐士。程文海感其义而释放了他③
赵孟的一生人臣之位已极,他身享无穷荣华,然而却心受无穷折磨。他的一生可用“矛盾、痛苦、悔恨、委屈”八字来概括,一生富贵,却“中肠惨戚泪常淹”(见《松雪斋文集》,以下所引赵诗,不注明者,皆见此集),痛苦极了。
赵孟对他的大宋王朝当然是有感情的,直至晚年,也没有停止他的故国之思。但南宋之腐朽又使他失望。破坏是不行的,因为他是宋朝
臣民,又是宋太祖的后人,维护又没有力量,况且大厦将塌,一木难支。他的心情矛盾,又是爱又是恨。他后来在杭州写的《岳鄂王墓》诗,便可见其思想之一斑:
鄂王坟上草离离,秋日荒原石兽危。
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
英雄已死嗟何及,
天下中分遂不支。
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
在宋朝灭亡之前,他绝没有叛宋降元。但他当时还年轻,不甘心终老于户牖之下,他希望干一番事业。他说:“士少学之于家,盖欲出而用之于国,使圣贤之泽沛然及于天下。此学者之初心。”(《松雪斋文集》)他的生母很早就教育他要“自强于学问”。元初,又告诫他“多读书”“以待圣朝之用”、“以异于常人”。所以,尽管他处于风雨飘摇的时代,仍然是“昼夜不休”地读书,以奇性货待贾。
他很明白,当时参加任何政治、军事上的斗争都是无益的,事实上,他没有那样做。他非常希望出仕,干一番大的事业。但他又是宋朝宗室,不能降志辱身以事胡元。他也清楚,那样做会遭到世人和后人的非议。(他的很多诗皆可证明)所以,当元朝贵族夹谷之奇第一次举他做翰林时,他拒绝了。元统治者几次去江南搜访江南遗逸,大部分人皆拒绝出仕,谢枋不但拒不出仕,并谓江南人才仕元可耻。在赵出仕前后,还有很多人劝他不必如此。戴表元有《招子昂歌》(见《剡源文集》卷二十八),牟山献有《简赵子昂》和《别赵子昂》诗(见《陵阳集》卷一、卷四),吴兴刘承干跋《陵阳集》时还特别指出:“…如《简赵子昂》云:余事到翰墨,藉甚声价喧。
居然难自藏,珠玉走中原。’曰‘藉甚’曰‘居然’,皆隐寓不足之辞也。又《别赵子昂》诗云:‘荆州利得习凿齿,江左今称庾子山’,亦以子昂之仕元而哀之也。”子昂是王孙的身份,和别人不同,他是仕元还是隐居,乃是生与死的问题。谢枋拒绝仕元,后来被元杀害便是一例。当第二次被有司“强起”出仕时,他仍然抗议,谓之“尧舜在上,下有巢由,今孟孟贯已为微、箕,愿容某为巢由也。”然而到第三次,他不得不出仕。这一次,可能还是有点绑架性质。他自己的诗“捉来官府竟何补,还望故乡心惘然”便是证明。但孟毕竟是出仕了,未能以一死而殉赵宋,正是他矛盾心理的归结。他从小愿学而用之于国的思想是不能不起一点作用的。
后世文人常因赵孟以宋“宗室之亲,辱于夷狄之变(仕元)”责难他的人品,乃至影响对他的艺术之评价。
若以新道德观之,仕宋、仕元并无二致,何况赵孟烦并没有出卖宋室,也没有在宋朝灭亡前降元求仕,而只在宋朝这只破船沉没之后,被人硬拉到别船上的。
若以旧道德论,赵孟当然应该像伯夷、叔齐那样耻食周(元)粟而饿死,能隐则隐,不能隐则一死而殉宋室。赵孟本人则既希望发挥自己的才干,又不希望出仕元朝,最后半推半就地做了元朝的官。他到底缺乏猛士的精神,缺乏刚强的性格,缺乏磅礴的气魄。他为官后又后悔,一心向往隐逸。
因为他的影响,入仕是身不由己,但他也并不能拍案而起,卷席而去,或者像田横那样不辱身命。隐逸也只是他一生的向往,留在他的思想中。他缺乏一往无前的积极精神和果断决策。他虽遭人讥笑和非议,却不仅不计较,反能自责,宽容以待人,他性情温顺和平,不违抗皇帝的旨意,小心谨慎,为官期间,不鞭答一人。“士大夫莫不颂公之德”。(见《赵公行状》)但伺机一举杀死残暴的桑哥,上下游说,左右捭阖,又显示他十分精明。这些皆在他的艺术中有所表现。他的艺术是温润整暇的,而不是刚猛峻拔的;是柔顺轻雅的,不是气势磅礴的;是清和、平淡的,不是奇险怪倔的;是内含的,不是外露的;风格手法是多种多样的,不是单一简纯的等等,皆其人格之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