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废墟上向死而生

5月5日，老北川县城遗址。 法治周末记

“那些或显或隐的创痛，绝非三年五载可以愈合”

“那些尚未愈合或者更加刺目的伤口，在十年时间里，一直用自己的方式，提醒着人们这场灾难的存在”

法治周末记者 张舒 发自四川成都、彭州、北川

林凌偶尔还是会做噩梦。

废墟里，女儿大半截身子被压在了学校倒塌的钢筋大梁下，鲜血糊住了头，露在外面的两只胳膊已经充血、黑肿，像碗口那么粗。

她不敢放手，却也无能为力，只好拼命抱住女儿，企图用自己的体温温暖怀里逐渐冰冷、僵硬的身体。

10年过去了，这一画面依旧时不时地被唤醒，在她梦里重现，一遍又一遍。

和汶川地震4625万受灾者一样，林凌的命运也在2008年5月12日这一天被改变——年仅16岁的独生女儿小溪成了87149个丧生者中的一个数字。

此后，开朗热情的林凌消失不见，人们看到的她，焦虑、抑郁、对生活丧失希望。

根据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的调查数据，地震3个月以后，20%以上的受灾者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患神经症、焦虑症、恐惧症的比例高于正常人群。

如今，废城已经重建，受灾者的人生也无限分岔，但“5·12”始终是一个起点，那些坍塌的内心，大多仍埋在废墟深处。

在心理咨询师贾佑春看来，那些或显或隐的创痛，绝非三年五载可以愈合。而她在做的，正是帮助这些被阴影笼罩的心灵在墟土上“向死而生”。

心理学界也措手不及

时间倒回至十年前。

在地震发生前，贾佑春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介入灾后心理干预领域。

当时她还是成都一家心理健康咨询公司的创始人，公司里员工不少，包括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心理专家。

台湾来的心理咨询师夫妻初到成都时，租住在她同一栋楼的15层，当时丈夫还和房东开玩笑：“楼层这么高，要是遇到地震，跑都跑不了。”

房东也笑着回应说：“成都是天府之地，可没地震。”

那是2007年的下半年。仅仅几个月后，汶川强震，这栋楼也晃得不轻。

最初的震惊和恐惧过后，这对参加过台湾“9·21”地震心理援助的台湾夫妻向贾佑春建议，进驻重灾区做志愿者，参加大灾难后的心理援助工作。

于是，2008年5月15日，贾佑春和丈夫关山月带着公司6位心理咨询专家，前往绵阳市安州区黄土镇灾民安置点。

当时，救援还没有结束，现场一派混乱，灾民们的心理创伤大多也还没有显现。

贾佑春决定，先和同事一起，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开展紧急的灾后培训，随后一周时间他们培训了1000多人。

“灾难发生当时，不适宜对受创人群进行过多心理干预。”四川省心理学会副理事长肖旭和贾佑春作出了同样的选择，“那样大的灾难过后，救援、物资发放才是第一位，我们的心理援助，在后期进驻才比较妥当。”

地震发生后，肖旭没有第一时间前往灾区，反而选择留在成都，组织起一批要前往重灾区做志愿者的大学生队伍，对他们进行了应急辅导。

“灾难太重、太突然了，心理学界也措手不及。”她连夜编写了《灾后心理援助知识汇编》，并印刷了10多万份，分发到灾区学校和安置点，尽快普及心理学知识。

两个月后，救援行动结束，灾区情况也已基本稳定，创伤后心理干预团队才正式活动起来。

贾佑春带着自己的同事，正式扎根在北川县擂鼓镇。

这里正安置着当地两万多名灾民。她找了一间简易板房，作为灾区固定的心理咨询室，跟进辅导一些需要持续帮助的个案，从而有效地预防自杀，促进创伤者的心理修复和社会适应能力。

房间很小，只有五六平方米，除了有一张来访者的座椅放在咨询师的椅子斜对面外，靠门的一边还紧凑地码着四张木凳，让房间看起来更加拥挤。

“这里的条件不能和成都相比，能找到一个单独的房间做咨询室，已经很不容易了。”贾佑春说。

就在这样的混乱中，林凌走入了她的视野。

地震发生前，寡居的林凌是北川一所小学的老师，独女小溪本是她全部的希望和寄托。

地震时，压在小溪身上的房梁太重，任凭林凌如何拼命，也没能撼动半分。她记得小溪在停止呼吸前，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妈妈救救我，我不想死……”

我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咨询师

遗憾最终积聚成心病，林凌被巨大的悲痛击倒了。

“正常情况下，人在变故过后，特别是面对至亲的突然亡故，都会经历由震惊麻木，到悲哀愤怒，再到焦虑恐惧疲倦等过程。”在贾佑春所学的理论中，正常的悲伤往往不需要治疗。

但林凌异常得多。她每天不哭也不笑，也不和任何人沟通交流，一身黑衣，独来独往。

“她像是被黑色锁住了，不仅是衣服的颜色，还是心理的颜色。”贾佑春知道，这是人在遭遇重大打击后出现的一种社会退缩行为。

贾佑春第一次见到林凌时，是在擂鼓镇的土路上：“她远远地发现了我，很警惕地瞟了我一眼，转身拐进了厕所里，有意识地绕过我。”贾佑春对这样明显的敌意有些不解。

不久之后，她才从老乡口中得知，林凌身世坎坷：从小便被父母送人，11岁时养父母也在车祸中双双遇难，她不得不一次次离开自己原有的家庭，内心极度缺乏安全感。

贾佑春开始“蹲点”接近林凌：“我每周都会去看她一次，不骚扰她，也不惊动她，只是远远地、默默地看一眼就离开。我不在乎她理不理我，只是想在她最绝望的时候陪她一程。”

将近一年，林凌才慢慢放下了戒备，和贾佑春成了朋友，甚至想认她当姐姐。

贾佑春感到为难，向自己的督导、一位澳大利亚的资深心理咨询师请教。

一般而言，每个心理咨询师都有一到两个督导师，以便自己在遇到无法解决的心理问题时进行求助。督导并不赞同这样的做法。他认为“姐姐”的角色，说话会没有力量，无法保持中立。

思考了一个星期，贾佑春还是决定认林凌这个妹妹：“我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咨询师。”

贾佑春认为，当时林凌更需要的不是心理咨询师，而是一个亲人。“已经十年了，现在回过头去看，我仍然会这样做。这更符合民俗民风。因为这不是在办公室，是在灾区。”

贾佑春和林凌的关系更近了，她用一种自然的，但蕴含着创伤治疗意义的方式关心着林凌。她建议林凌去上班，尽快恢复社交，林凌一一照做，身体也慢慢恢复。

2012年离开擂鼓回成都前，再次去探望林凌时，贾佑春在她的房间看见了一束鲜花。

送花的是个男人。他的妻儿在地震中遇难了。

贾佑春欣慰不已。

尽管依旧悲伤和抑郁，但她看得出，林凌已经开始走出地震留下的巨大阴影。“虽然缓慢，但她已经在走了不是吗？”

治疗别人，其实也是治疗自己

当时的林凌并不知道，贾佑春除了心理咨询师之外的另一重身份。

她的“贾姐”其实是一位同样需要进行心理干预和辅导的PTSD患者。而贾佑春的心理创伤，也是在地震后留下的。

地震后长达几年的时间里，她和丈夫关山月都异常忙碌，大工作量考验着二人的生理和心理。

“对一个咨询师来说，一天咨询几个来访者就不得了，但那个时候，我们经常一天要咨询十几个。”贾佑春说，一般咨询师，在接待了一个负能量的人后，往往需要再接触三个乐观积极的人，才能抵消掉接收的负面情绪。

但显然，在灾区，这一模式很难实现。每一次她坐大巴从北川回成都稍作休整时，经常会觉得疲惫得要猝死。

回到成都，看见热闹的广场上有人跳舞，她就会掉下眼泪；洗衣机一转，空调一开，这样的声音会让她感到恐惧，害怕又要地震；做梦的时候，她常能看到小孩子被压在废墟下的脸，看到一张张遗像，看到倒塌的房屋像山一样倒过来……

她明白，自己也患上了严重的PTSD。

于是，心理咨询师贾佑春也去看心理咨询师，接受治疗。治疗焦虑抑郁症的药，贾佑春随身带着，吃了近十年。

其实，贾佑春并不是特例。

2004年印尼海啸之后，有机构对五十多个参与海啸后心理援助的专家进行了调查统计，其中有二十多个得了抑郁症，90%得病的人退出了这个行业。

“我一直觉得，自己好像得病之后，才真正学会心理咨询，因为有了切身感受。”贾佑春说，“我们没有面对过这么大的灾难，并不知道这会给我们带来多大伤害，但现在，我知道了。”

贾佑春用自己做了实验，结果，她“牺牲”了。

“可我切身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心理咨询的‘不勉强’和‘不逼迫’。”贾佑春开始学会尊重每个人的内心状态，也尊重自己因创伤而变得敏感的心。

在擂鼓镇持续3年的心理援助时间里，她和这里的灾民们一起经历苦难，走过死亡，安慰与被安慰，解救与被解救融为一体。

她说，有时候“治疗别人，其实也是治疗自己”。

如今，尽管偶尔还会避谈自己三年的擂鼓生活，但她的病情已经稳定了很多。

贾佑春的经历，肖旭也看在眼里，她不准备走同样的“老路”。

地震发生之初，时任四川大学心理咨询与测评中心主任的肖旭在走访中发现，地震给重灾区的中小学生带来了不可磨灭的伤痛。

四川省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在汶川大地震中共有5335名学生遇难和失踪。

肖旭在随后半年时间里27次前往重灾区，为灾区学生做定期心理辅导。

但她逐渐发现，个人之力实在太过薄弱。

“当时受灾群众将近5000万，伤亡惨重，个体的心理干预过于专业，适宜像贾佑春一样能长期扎下根的咨询师。”肖旭认为，国内的专业咨询师太少，而为数众多的受灾学生，需要更大规模的心理帮扶。

肖旭开始思考，怎样探索出一条适合国内教育环境的本土化“大群体”创伤心理干预方法？

直到她遇见什邡市红白镇红白中心学校的小学生齐浩。

不一样的干预

齐浩在地震中失去了右臂，当时这个小男孩刚满10岁。

后来他拒绝穿任何短袖的衣服，哪怕酷热盛夏，也坚持穿着长袖。

2008年10月，在红白中心学校给齐浩做心理辅导时，肖旭得知他喜欢写作文，失去右臂后，还坚持用左手写作文，这让肖旭感触不已。“我当时就和他约定，可以让我的研究生给他批改作文。”

此后，在两周一次的书信往来中，除了作文，还有一封交流信，她和齐浩聊学校、聊家庭、聊梦想、也会聊地震。

几个月后，肖旭发现，这个在震后变得沉默的孩子，在书信和作文中有了积极的心理改变。

这一发现令肖旭激动不已，她预感，通信可以成为心理援助的有效切入点。

她开始把想法细化成具体的操作方案：在四川大学招募了310名大学生志愿者，与8所灾区学校的435名中小学生结对。孩子们每两周写一次作文，寄给大学生志愿者批改。大学生再将批改好的作文和一封信寄回给灾区学生。

每封寄到川大的作文，都由心理咨询与测评中心的师生们敲进电脑，作为心理学研究和监控的文本，在必要时进行心理干预。

孩子们的自愈能力超出了肖旭的想象。

她在分析作文文本后发现，经过长达一年至两年的心理帮扶后，结对学生的书信作文中积极意向明显增多，“成长”“快乐”“重建”“牵手”在孩子们的作文里频频出现，多次发放的心理调查问卷的统计数据也证实，孩子们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在减轻。

肖旭给作文交流活动取名为“五彩石”，希望自己和志愿者能像女娲用五彩石补天一样，做好灾后心理重建。“心灵的伤疤，不一定要通过‘动手术’才能治疗。我们可以在周围营造一片绿洲，把心灵的伤疤保护起来。”

此后10年，一届又一届的志愿者加入活动。

截至2018年4月，活动已结对灾区学校37所，开展结对活动725次，超过一万名大学生参与其中。

在肖旭看来，相对于通过心理咨询等方式进行直接干预，营造良好的外部心理环境，更容易被人接受。“受传统文化影响，人们认为接受心理咨询就是心理有毛病。那么，谁会主动承认自己心理上有病呢？”唐鑫便是其中之一。

10年前，经历了末日崩塌的北川中学在临时板房学校复课，唐鑫重返课堂。

但由于学生几乎全部来自北川当地，地震时受影响巨大，情绪一时间很难恢复。

唐鑫记得，一次课间休息时，班上两个同学发生争执，推搡间，不小心撞到了板房墙壁。

学校板房被设计的五间连为一体，小小地震动之下，所有教室的师生全部跑出了房间。

“都以为是又地震了……”唐鑫回忆起震后的生活，还是绷不住哭了出来，“那时候就是这样，一点小的惊吓，我们就会过度反应。”

为了防止学生出现过激行为，北川中学专门抽出一间板房做临时心理诊疗室，并取名“安心花园”。可惜收获甚微。

“不得不承认诊疗室是很被动的方式。”唐鑫回忆称，学生不愿意去，心理问题就很难解决。“复课之后，我们几乎每个人都带着防备，小心地活着，同伴之间，更是对这种避之不及的伤痛三缄其口。”

直到肖旭他们出现。

无法持续的救助又成为了另一种伤害

“人可能没办法短时间去信任一个刚刚认识的人并且向他倾诉，但是我们可以信任手中的笔、桌上的纸，和内心那个真实的自己。”在唐鑫最初的认知里，“五彩石”仅仅是个给自己批改作文的活动。“你不会去想到心理辅导、心理干预，也不知道肖老师会透过我的文字去看我内心隐藏的情绪。”

就这样，一写3年。唐鑫慢慢变回了曾经自信的模样。

其实在北川中学的3年，肖旭的团队不是唯一一个来这里做心理干预的团队。

地震发生的最初几个月里，时常会有心理咨询工作者到北川调研，但是时间通常很短，“多的两三天，短的半天就走了。”唐鑫回忆道，“有些同学，心理量表就填了几十张。”

然而，多次重复心理援助，如同把伤口反复打开却不包扎，对一些受灾者造成了二次伤害。有的灾区安置点甚至打出了“防火、防盗、防心理咨询”的横幅。

但这股潮水来得快，去得也快。

几个月后，大批咨询师撤离，留在当地的心理援助者越来越少，而这时，真正的心理援助需求才开始呈现出来。

无法持续的救助又成为了另一种伤害。

“这是汶川地震后，我们最应该吸取的教训。”心理学界后来反思，对个体的心理干预一旦开始，就必须持续下去。

不过，每个心理咨询师都有必须面对的现实生存问题，大灾之后，像贾佑春这样愿意长期留在灾区做心理援助的咨询师寥寥无几。

对此，肖旭认为，应该培养心理援助的“本地”力量。“我们要有一个系统的培养计划，把咨询师培养到区县，一旦有灾难发生，就可以直接发挥本地资源，长期关注当地灾后的心理援建。”

这一设想，在四川彭州已经落地。2009年10月起，以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为代表的专家团队，多次前往彭州，对彭州各学校内的本地心理治疗老师进行培训，目前已培养出的8人均在彭州本地的中小学任教。经过近10年的学习，不少老师已开始在当地发挥作用。

由于地震以后，当地学生心理波动较大，自杀、自残情况时有出现。这一阴影，甚至至今仍然笼罩在这片土地上空。

这让任职于彭州中学实验学校心理服务中心的老师胡一波苦恼不已，他最初也没想到，经过10年时间，地震带来的冲击仍在影响孩子的成长。

不久前，一个刚上初一便出现自残行为的男孩还曾来找他做心理咨询，10年前，这个家正位于地震重灾区的男孩刚满2岁，还不记事。

“我本以为，这个年级的孩子对地震没有印象，也就不会受影响。”胡一波说。

事实是，地震过后，做小生意的父母开始忙着重建房屋，重找工作，疲于奔命间，忽略了孩子。于是男孩的记忆里，地震之后，自己好像失去了一切。

但根据胡一波的研究，零岁到三岁是人格形成最重要的时间，婴幼儿成长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

“但地震发生以后，很多父母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照顾孩子，这让孩子很小就有了创伤，在以后的成长中很难平复。”胡一波表示。

他今年已遇到过不少初一的学生来向他倾诉自己的“被遗弃”感。这在往届的初一学生里，少之又少。

“这些学生注定是不一样的，他们的一生都会受影响。”胡一波说，那些尚未愈合或者更加刺目的伤口，在10年时间里，一直用自己的方式，提醒着人们这场灾难的存在。

“心理重建工作进展缓慢，至少要坚持10年以上。”在胡一波看来。

10年时间里，唐鑫很少回家。那片自己成长的土地，如今早已被堰塞湖淹没。

但雷打不动的习惯是，每到5·12这一天的14时28分，她都会对着家乡的方向默哀。

“那一天是我们北川的清明节。”说话间，她习惯性摩挲着右腿上长长的伤疤，尽管它早已愈合。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林凌、小溪、齐浩、唐鑫均为化名)

责任编辑：马蓉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