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出生名门世家 荣华富贵与我无关 靠自己才是真本事
提起张爱玲,很多人脑海中不自觉地浮现出一个画面,那就是张爱玲身着绲边掐腰七分袖的中式夹袄,一手背后,一手掐腰,下巴微抬,凝视远方。那件散发着绸缎光泽的夹袄,以及贴在耳垂上的两颗亮闪闪的首饰,隐隐衬托出一种世俗标准的贵气。
张爱玲的美给人一种高冷,不敢轻易靠近,只能远远观望的感觉。对于张爱玲,世俗对她有着诸多的评价,比如年少成才、文坛巨星、名门世家的后代......
相较于虚名,张爱玲或许更渴望过上寻常人家的生活,哪怕是普通人家的女儿,一家老小围着一张小桌子粗茶淡饭,那也是安稳踏实的生活。
只可惜,人生来就没法选择出生。接受也好,不接受也罢,血缘关系摆在那里,剪不断,也逃不掉。出身名门世家,对张爱玲来说,并不是一种荣耀,反而是一种无奈。
如果有人遮风挡雨,又何必亲自奋勇向前?
张爱玲曾在小说《传奇》里说过:“出名要趁早”。这句话被世人牢记,也被许多有志青年争相效仿。然而,有人却诟病,年纪轻轻的小姑娘却说出这样的话,想必是虚荣心过强。
如果深入了解张爱玲的成长经历,或许对这句话会有不一样的见解。对于张爱玲的高冷,那也不过是她的一种保护色。今天,我们一起解读《张爱玲:才华是女人最大的底气》。
原生家庭的裂痕,是心里永远的伤口
张爱玲出生于前清遗老的旧式家庭,父亲张志沂是含着金钥匙出世的官二代,颇有才华却没什么志向,靠着父辈的财产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是个典型的公子哥。
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虽然出生豪门,但由于是小妾所生,父母又早逝,童年过得并不幸福。她缠过小脚,也深受五四新浪潮的影响,出国留洋,学过油画,沐浴过欧美的风气,属于新派女性。
张志沂与黄逸梵的结合,是遵循旧式家庭的传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桩看似门当户对的婚事,实际上是一场悲剧。
张爱玲回忆起母亲时,说:“我母亲还有时候讲她自己家从前的事,但是她憎恨我们家。当初说媒的时候都是为了门第,葬送了她的一生。”
父母感情不和,遭殃的永远是孩子,张爱玲也不例外。父母不欢而散后,父亲再娶,母亲独自生活,张爱玲跟随父亲生活,继母从没把她放在眼里,不是打就是骂。
由于继母的污蔑,张爱玲被父亲毒打后,监禁在老宅的空房。半年后,张爱玲多亏奶妈何干的帮助,才得以逃离张公馆。
张爱玲从小深受父亲宠爱,常常被父亲带着一同出去看戏、买点心、走亲戚。回到家后,父亲会给她念诗,教她读书,耐心地给她的作文做眉批。看得出,他对自己天赋斐然的女儿非常珍视。
然而,这种舐犊情深的亲情,只能永远地停留在曾经。父亲对张爱玲的毒打,彻底打断了父女之间的恩情。对于个性要强的张爱玲来说,这不是一顿教训,而是一种绝望,彻底掐灭她对父爱的眷恋。
离开张公馆,母亲那里是张爱玲最后的去处。本来,母女团聚是件开心的事。没想到,母亲对张爱玲的态度严苛,她希望将女儿培养成淑女,而张爱玲却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应付母亲。
虽然黄逸梵接受了新思想、新观念,但是她没有收入来源,依然逃脱不开吃遗产的命运。张爱玲的到来对黄逸梵来说,那是一种经济负担。面对生活愈发窘迫,黄逸梵陷入了困境。
张爱玲每次伸手向母亲要钱,都是对她的一种折磨,母亲更是冷言冷语。在张爱玲一次次伸手后,黄逸梵终于爆发了。
黄逸梵冷冷地看着张爱玲:“既然选择了从张公馆出来,就该学会自食其力,衣来伸手的生活我给不起你,希望你认清这个现实。如果让你觉得难以接受,大可回到张公馆继续做你的大小姐去!”
张爱玲正处于青春期,内心脆弱且敏感。对父亲的大打出手,击碎了她在张家最后的自尊心,而母亲的冷言冷语,则让她敏锐地嗅到亲情的疏离。
父母的无情、冷漠,让张爱玲彻底寒了心,不再对他们有诉求,也不敢有所求。与此相反,张爱玲在成名赚到钱后,她将钱兑换成两条金子给母亲送过去,就是想还清母亲的恩情。
没有吃过糖的人,不会知道糖的甜;没有感受过来自家庭的温暖,自然不懂得给予别人温暖。
晚年的黄逸梵,漂泊英国,临终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再见女儿一面。但是,张爱玲始终没有前往英国,而是寄了些钱过去,作为补偿。
对爱的渴望,是人的基本诉求。每个人的内心都渴望获得爱与被爱,倘若爱的诉求没有得到满足,那么必将从其他方面获得补偿。
张爱玲从没获得过完整的亲情,尽管她表现得不在乎,对任何人都是一副冷漠的态度,但是她比任何人都渴望得到爱,否则也不会“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是她的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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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出名要趁早”,不过是想让自己活得有尊严
亦舒曾说过:“生活上依赖别人,又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那是没有的事。”
张爱玲深知这个道理,虽然出生名门贵族,但所有的荣华富贵却与她没有半点关系。环顾四周,所能依靠的,似乎没有任何人。
1938年,张爱玲以远东区第一名考入英国伦敦大学,由于日本侵华战争,她只能转入香港大学就读。香港对张爱玲来说,是一座特别的城市,这里承载着她的抱负和梦想。
在同学的眼中,张爱玲是个冷漠的人,很少与人接近,大多数时间,张爱玲都泡在图书馆里,花在那些冰凉厚重的书籍上,她自嘲说:“两耳不闻窗外事。”
有次,张爱玲的同学邀请全班女生到自家别墅玩,一切费用全免,唯一需要花费的是租小轮渡往来的费用。张爱玲不愿意花费几十元,就将实情告知修女。
谁知,修女说她无法做主,便将情况告知了院长。后来不知怎的,这事闹得全校皆知,张爱玲觉得尴尬极了。
后来,张爱玲不再参加任何社交活动,一是遵从内心,二是为节省开支,甚至不学跳舞,因为参加舞会要买裙子。
大四那年,港战爆发,所有的学校必须停课,张爱玲只差半年就能毕业。可是,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个人是如此渺小,而梦想又是那么荒诞。尽管张爱玲得到父亲的资助,但是她依然没有完成学业。
张爱玲知道生活不易,伸手向父母要钱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她不愿意再问父母要钱,也不想再跟钱过不去,乱世里的命犹如纸一样薄,何况是一张文凭?
正如她无比悲凉的说辞:“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
在人生的重要关口,张爱玲迅速做出决定弃学从文,开始过上笔耕不辍的日子。张爱玲的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发表后,获得外界的肯定,而她更加坚定走写作的路。
在大学读书时,张爱玲经常囊中羞涩,她不想给姑姑带来负担,更不想向父亲乞讨。那时候,她萌生了卖文为生的念头,开始给英文《泰晤士报》写影评和剧评,用英文写作,以影评为开端,让张爱玲从此真正踏上了文学之路。
“出名要趁早”这句话不是谁都能有底气说出来,张爱玲选择走文学这条路,不仅是她的天才梦,也是她在尘世间赖以生存的方式。
要想活得尊严、体面,唯一的方式就是靠自己的能力,过上自给自足的生活。生活在那个年代,女子身上背负着太多的束缚,而张爱玲偏偏是个执拗性子,不在乎他人的看法,活成了思想和经济独立的女性。
后来,张爱玲在《童言无忌》里说:“苦虽苦一点,我喜欢我的职业。”而且张爱玲自称:“我生来就是写小说的人。”
雪中送炭,再冷的心也会暖
这世上,锦上添花的人有很多,雪中送炭的人却寥寥可数。张爱玲生性凉薄,对父母、兄弟没有太多的感情,对朋友亦是如此。然而,晚年时期,张爱玲做了一件事,让世人对她有所改观。
1992年2月,受人之托照料张爱玲生活的林式同,突然接到张爱玲寄来的一份遗嘱副本,主要内容是去世后将所有财产送给宋琪夫妇。
3月,张爱玲又给宋琪写信,告诉他自己的财产将赠予他们:“一、用在我的作品上,例如请高手翻译,没有出版的出版......二、给你们俩买点东西留念。”
当时,很多人都在揣测,为什么张爱玲不将遗产留给至亲的弟弟张子静?不过,纵观张爱玲的一生的为人处事来看,倒是能够理解她做这个决定的缘由。
当年,张爱玲行走在异国他乡的路上,她生病之时,陈少聪去探望,知道她不会开门,便按了门铃后,把配好的草药放在门外地上。
几天之后,陈少聪上班,发现自己书桌上有一张字条,是张爱玲的笔迹,压在一瓶“香奈儿五号”香水下面,写着“谢谢”。
由此可见,张爱玲是个有恩必报的人。对外人而言,张爱玲生性冷淡,但也有被温暖的时刻,而以感恩之心投以报答,却是一个人的涵养。
1952年末,张爱玲为美新处提供翻译服务,由于她在港举目无亲,又不擅与人打交道,多亏宋琪夫妇为她提供诸多帮助。
张爱玲成名后,有许多热心读者慕名而来,到访她的住处,这让张爱玲觉得特别烦恼。宋琪夫妇理解张爱玲的苦恼,便帮她租了一间房子,留宋琪夫妇的住处不远,房子虽简陋,但却安静。
后来,张爱玲返回了美国,期间她依然靠卖文为生,宋琪夫妇一直出手相助,帮她揽到美新处的翻译工作。后来,宋琪夫妇到国际电影懋业公司担任制片主任,张爱玲也为他的公司编写剧本。
胡兰成曾经说:“她是个人主义,苏格拉底的个人主义是无依靠的,卢梭的个人主义是跋扈的,鲁迅的个人主义是凄厉的,而她的个人主义则是柔和的,明净的。”
尽管张爱玲曾在《我的天才梦》里写过:“在接人待物的常识里面,我显露惊人的愚笨。”但是,从张爱玲对待曾经帮助过她的人来看,她始终怀有一颗感恩的心,并以友好的态度对待。
只是,张爱玲的感恩从不溢于言表,而是默默地相助,无声无息地回报。如果说原生家庭给予张爱玲太多的冷漠与无情,那么她自然不懂如何给予他人温暖和热情,而冷漠不过是她的保护色。
虽然出身名门贵族,但是那里的荣华富贵从来都与张爱玲无关。如果可以选择,我想她宁愿出生在普通人家,哪怕生活过得艰苦,也有父母兄弟的爱包围。
只可惜,人生没有如果,出生更是无法选择,唯一能够改变命运的方式,就是靠自己的本事,体面的活下去。“出名要趁早”是一种向世人证明自己的方式,显然张爱玲做到了,而且十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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