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兮：从古至今的乡村生活与审美

立冬已过，北京城颇有“草木黄落兮雁南飞”的意味，这种物候节气的感念当然源自大自然和乡土。翻翻近年出版的关于自然和乡土的文学书，也是冷天的一种慰藉。

中国古代城市和乡土有着同质的价值伦理诉求，城市是追求功名富贵的人生驿站，而乡土则是人最终的命运归宿，所谓衣锦还乡和落叶归根都是以乡土和宗族为情感和精神皈依的。由此中国的山水田园诗文历来不专属于乡土或者城市，她天然地属于农耕文明孕育出的古典传统，天然地具有人文和审美的极高意蕴（尽管有着悯农诗，但农事和农民显然没有真正成为审美对象）。正如刘禹锡《陋室铭》所言，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士子文人笔下，中国乡村生活更多审美意味，在士农工商的四民《见闻札记》社会中，乡土在文学上更多承载的是伦理风俗意义上的文化诉求和知识阶层的审美趣味。中国近现代文学对于乡土的认知开始分为两种不同路径：一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对苦难乡土及其农民的叙事，一是以沈从文为代表的对于乡土的审美叙事。毋庸置疑，苦难乡土叙事多从社会学的角度摹写乡土的贫穷、衰败和苦难，乡土审美叙事更多在人情、世情和风俗伦理的层面呈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

沈从文在经历了北京、上海的都市文明刺激之后，要“塑造一座希腊小庙”，《边城》系列即是以想象中健全、自然而阳刚的人性去抵抗那个时代被殖民被专制的扭曲人性（《沈从文全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汪曾祺更试图以中国文人传统重构乡土审美的人文内涵，他笔下那种宁静淡然的生活风度，随性随心的人际关系，乐天知命的俗世伦常体验等等，这些人物、情境和场景时时透露着中国古典人文内涵，以中国乡土审美之维浸润着被物质和功利主义侵蚀的世道人心（《汪曾祺小说全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然而，当下中国乡土无疑经历着历史上最大的裂变，中国农民以奔跑的姿态形成人类史上最大的城乡迁徙，新技术和资本进入农业社会之后，乡土在更为现代的维度上被重新阐释和理解，如何在嬗变的时代重溯中国传统乡土的人性和人文内涵，应该是中国乡土写作的题中之义，乡村生活与审美之间的关系也更为复杂。

相比较而言，欧美对于乡土田园的文学叙述更多知识分子的理性色彩。英国时时被国人戏称为“大农村”，如果读过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英国的乡村生活》即会理解，英国人对于乡村生活的热爱由来已久，经过17至19世纪绅士阶层的“壮游（Great Tour）”之后，当下英国乡村是自然、人文、建筑和民情风俗现代性融合的结果。华盛顿·欧文正是通过自己横跨美洲和欧洲的壮游，写下了《见闻札记》，才会有着随笔中这样的论断：英国各阶层的人士，散布于全国各地，即便是穷乡僻壤，你也会见得到诸色人等；乡村社会是高尚人士更加贴近心性的选择，城市仅仅是谋生借居的地方。（《见闻札记》林纾译为《拊掌录》，见林译小说丛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霍桑也有一篇有名的忆旧文章，名曰《古屋杂忆》。一座苔痕斑斑的乡村牧师老宅在霍桑笔下承载着关于国族、家族的历史记忆，古屋的僻静荒凉之境更加寄托了作者远离尘嚣的田园审美。与世无争的静谧溪流，阁楼上布满灰尘的大部头旧书，黑黢黢的牧师像，以至于夏日里慵懒倦怠的睡眠……霍桑在爱默生的祖屋住了四年，在乡村田园的悠长时光中，记录了他幽居生活的闲适与淡定。这类随笔在明心见性的琐记中，却能抵达人性和历史的深邃与广袤。（见《蜉蝣》，夏济安译，江苏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冬日钢筋混凝土中蜗居的现代人无法体验自然漫步的乐趣。梭罗《冬日漫步》则提供了人类在自然界的冬日所能够具有的活力和乐趣。冬季在漫长的严寒中体现出的坚强和淳朴的性格，冰天雪地里呈现出天地之灵气和大自然的骨气。在对冰雪、森林、湖泊人格化和对樵夫自然化的叙事中，大自然和人类以一种惺惺相惜的方式融入彼此。正是因为大自然在冬季威严的寒冷和低调的活力，人类在悉心漫步的时候，才能够真正领略农夫在收获之后坐在火炉旁的安然。作者以一颗敏感而慈悲的心去体验大自然，在工业革命时代以自然主义文学洗涤了工业化的雾霾。（《漫步的艺术》，亨利·戴维·梭罗，董晓娣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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