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德海︱敢遣春温上笔端——谈谈金克木的几篇佚文（上）

一

已经快二十年了，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我偶然从一本书中读到金克木的《为载道辩》。文章写于1935年4月，跟当年钱锺书《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和朱自清《诗言志辨》一样，都是为了回应周作人名噪一时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不同于钱、朱以“诗”“文”分属不同（“文以载道”“诗以言志”）反对笼统的言志、载道之分，金克木考察“言志”和“载道”的内涵，并举周作人及其弟子的文章来解析，认为不可能做到毫不“载道”的“言志”，推出极端“言志”可能的悖论，思路清晰而锐利。忍不住好奇，我查了一下金克木写作此文的年龄，差不多只有二十三岁，便暗自感叹了一番。

青年金克木

1930年代之前，周作人经常提到“故鬼重来”，“我相信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事中国此后也不会有，将来舞台上所演的还是那几出戏，不过换了脚色，衣服与看客”，“浅学者妄生分别，或以二十世纪，或以北伐成功，或以农军起事划分时期，以为从此是另一世界，将大有改变，与以前绝对不同，仿佛是旧人霎时死绝，新人自天落下，自地涌出，或从空桑中跳出来，完全是两种生物的样子：此正是不学之过也”。“我最喜欢读《旧约》里的《传道书》……‘已有的后必再有，已行的后必再行。日光下并无新鲜事。’”不止周作人，鲁迅所谓“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所谓“‘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其实是许多年间，总是这一套，也总有人看，总有人Huazaa，不过其间必须经过沉寂的几日”，说得不也是相近的意思？

后来的研究者，往往称这思路为“历史循环论的虚无主义”，但我总觉得哪里不太准确，因其中虽有历史循环的意味，但与相对主义导致的虚无却有很大的差别。因这疑惑，看到金克木文章中的一段话，顿有豁然开朗之感：“周先生的思想是可以归纳成一以贯之的‘道’的。然而正因为它是那么单纯，所以才那么圆融，那么触类旁通无远弗届，因而便那么艰于了解。例如周先生的历史观便是只注意一方面，即所谓‘自其不变者而观之’的，但正因为不注意另一方面，所以才把这一方面看了个透彻，而要达到同样的程度也就更不容易了。”“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出苏轼《赤壁赋》，“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金克木取其文而遗其义，强调周作人自“不变”看待历史与现实的眼光，与所谓的虚无主义根源不同。有了这观察，几乎可以勾勒出当时周作人的思想结构，并由此看出他此后的种种变化，论文很顺利地写完了。

原本以为这事已经过去，不料有天翻看金克木的集子，忽然在《改文旧话》中读到一段话，心念一动：“抗日战争初期我在香港，传言周作人投敌。我写了一篇小文发表，说的是周作人的思想，意思是，如传言属实，周的思想中已有根苗。从他的文章看不出多少民族主义，倒能看出不少对日本的感情。不知怎么，文章写得不好，惹出一篇批评，说我是有意为周辩护。恰好我正在登这篇文章的报馆，便去排字房找出原稿看。使我吃惊的是文中有不少骂人的话。那文风和几十年以后盛行的大字报类似。这些话都被编者用红笔涂抹又用墨笔勾去了，不过还看得出来。很明显，编者不赞成我没骂周作人，也不赞成那一位因此便骂我。这位编者久已是文坛上未加冕的‘盟主’。我觉得他之所以成为‘盟主’并非偶然。”

也就是说，《为载道辩》之后，金克木另有一篇文章谈到周作人的思想，并由此推测他在抗战开始不久后的表现。因为这一问题牵扯到周作人行事的依据，我一门心思找出这篇文章来。根据文中提示，“‘盟主’是‘左翼作家联盟主席’的简化。主席三人：鲁迅、郭沫若、茅盾。文中说的是茅盾”，我查出茅盾曾于抗战时期一度任《立报·言林》主编，而金克木曾在《立报》任国际新闻版编辑，则文中所说的“报馆”为立报馆无疑。不过，能找到的线索也就到此为止，因为金克木没有提到那篇文章的名字，要调出当时的报纸一一翻检推测，殆等于大海捞针，加之此后忙于生计，此事也就趁势放下了。

这一放，就是十多年。去年，因为温习金克木的部分文章，忽又看到《改文旧话》，就再次起意要找。幸得友人相助，并因香港文学网上数据库的健全，不但找到了金克木提到的文章，还有对他文章的回应，以及他对回应的回应，三篇文章分别是《周作人的思想》（署名燕石），《“还不够汉奸思想么？”》（署名黄绳），《旧恨？》（署名燕石）。意外的收获是，线索牵连着线索，居然又找出了金克木这一时期的其他几篇文章

（除标明外，均署名金克木）

——《围棋战术》、《忠奸之别》（署名燕石）、《读〈鲁迅全集〉初记》、《归鸿》（署名燕石）、《读史涉笔》、《秘书——地狱变相之一》

（关于这批文章的发现过程及基本情况，请参祝淳翔《金克木香港佚文发现记》，刊2019年6月13日《澎湃·上海书评》，不再重复）

。

二

八篇文章，除《秘书——地狱变相之一》发表于1948年8月30日的《星岛日报·文艺》，其余均刊于1938年至1939年间的《星岛日报·星座》。“星座”由戴望舒创办并主持，作为老朋友的金克木为之写稿，是顺理成章的事。除《周作人的思想》外，这批文章金克木后来绝少提及，却因为暗含着他此后写作的某些重要特征，显得较为重要。

那段时间，金克木刚入新闻领域，还在不断的学习过程中，抽空作文，实为不易。《谈读书和“格式塔”》中写到的旧报馆情形，应该就是他当时的体会：“从前报馆里分工没有现在这么细……那时的编辑‘管得宽’，又要抢时间，要和别的报纸竞争，所以到夜半，发稿截止时间将到而大量新闻稿件正在蜂拥而来之时，真是紧张万分。必须迅速判断而且要胸有全局……要抢时间，要自己动手。不大不小的报纸的编辑和记者，除社外特约的以外，都不能只顾自己，不管其他；既要记住以前，又要想到以后，还要了解别家报纸，更要时时注意辨识社会和本报的风向。这些都有时间系数，很难得从容考虑仔细推敲的工夫，不能慢慢熬时间，当学徒。这和饭碗有关，不能掉以轻心。许多人由此练出了所谓‘新闻眼’‘新闻嗅觉’‘编辑头脑’。”功不唐捐，从这个经验里，金克木琢磨出一种“看相”“望气”读书法，提示读书如何“但观大略”——或许，在如今信息泛滥的情形下，如此读书法更应重视？

扯得有点远，回到那篇引起我寻找兴趣的《周作人的思想》，果然提到了《为载道辩》，“我只要趁此时机，把三年（前）批评周作人及晚明言志风气的论文中所没有说的意思，补说出来”。其中，对“历史循环”问题的补充是：“循环史观是他的思想重心之一。从传道书到尼采，都供给他这一方面的资源，因此他屡次声称自己思想黑暗，避不肯谈。具着这样历史眼光的人，对眼前一切皆不满，对眼前一切皆忍受，想会着‘古已有之’以自慰，存着‘反正好不了’的心以自安，这就是‘自甘没落’的原因，也是‘乌鸦派’‘败北主义’的一个动机。对人类的观察，过重生物学方面，忽视社会学方面，再爱好民俗学的对退化及残存的现象的纪录，都使这种历史观蒙上极黑暗的悲观厌世的外衣。厌世而不死，就必然会无所不至的。”

文章提到了“自其不变者而观之”的思想来源，并以此为重心，考察了周作人的知识构成，即“对人类的观察，过重生物学方面，忽视社会学方面，再爱好民俗学的对退化及残存的现象的纪录”，并由此推测其行为的必然方式，“对眼前一切皆不满，对眼前一切皆忍受”，因而难免“无所不至”。与此相关，周作人另一个“很可注意而常被忽略的重要见解”，是民族平等：“爱乡土的热情与爱国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周作人是不爱国的，他不能爱一个国家，他甚至不能爱一个民族，尤其不能夸耀宝贵本国和本族。……周作人所经历的辛亥革命中，种族国家主义曾占重要地位。有经验的反对意见是矫正不过来的，正像革命者反革命时就特别凶恶一样……这一点发展起来，便有了严重的结果。既不歧视他族又加上痛感本族的劣点，还不够‘汉奸思想’么？”何况，“周作人被人认做‘亲日派’是很久的事了。他曾经公开答覆过一次说他不配做，够不上，可见他并不以‘亲日派’为耻”。此外，金克木特别指出，周作人“‘亲’的是‘古日’而非‘今日’”，而“这也是辛亥前志士的一般倾向”。

正因如此，金克木才在文章中说，“十八作家致周作人的公开信中，告诉他我们民族自抗战以来已经表现得伟大而且光荣了，这是了解他的思想根据的话”。文中提到的十八作家《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刊于1938年5月14日《抗战文艺》，相关内容如下：“我们觉得先生此种行动或非出于偶然，先生年来对中国民族的轻视与悲观，实为弃此就彼，认敌为友的基本原因。埋首图书，与世隔绝之人，每易患此精神异状之病，先生或且自喜态度之超然，深得无动于心之妙谛，但对素来爱读先生文学之青年，遗害正不知将至若何之程度。假如先生肯略察事实，就知道十个月来我民族的英勇抗战，已表现了可杀不可辱的伟大民族精神；同时，敌军到处奸杀抢劫，已表现出岛国文明是怎样的肤浅脆弱；文明野蛮之际于此判然，先生素日之所喜所恶，殊欠明允。民族生死关头，个人荣辱分际，有不可不详察熟虑，为先生告者。”

十八位署名的作家中，头一个就是茅盾，这也就怪不得他不赞成金克木“没骂周作人”。金克木“觉得他之所以成为‘盟主’并非偶然”，显然是因为即便如此，茅盾仍然不赞成黄绳断章取义地骂金克木——能在（包括自身在内的）复杂局面下把握取舍的分寸，确实难能可贵对吧？不过，或许是因为性格，或许是出于判断，金克木当时虽跟茅盾近在咫尺，却并没有去“拜门”，此后也没去“躬领教诲”，“尽管我很佩服他，从十来岁起就读他的文章，得到不少益处，但自觉微末，不想有依附之嫌。到50年代我才见到他，都是在会上，没有谈话。我没有改变过原先的看法，‘盟主’不愧为‘盟主’”。金克木写完《周作人的思想》时，大概怎么也想不到，他很快受到攻击，主要不是因为没骂周作人，而是文中提到了另一位“盟主”——鲁迅。

三

《周作人的思想》要言不烦，颇能点出周作人思想的重心，可以提示我们不在周作人庞大的知识迷宫里走失。只是，大概因为文章重分析而不是表态，尤其是提到了鲁迅却没有让人感到足够的敬意，便引起了有人的反感——对已成定论的“正面人物”不够知己，恐怕原本就比不批评“反面人物”更加危险。文中，金克木紧接着“正像革命者反革命时就特别凶恶一样”写道：“和周作人思想行动同源异流的鲁迅也是如此。在他们的全集中，‘黄帝子孙’‘四千年文明’等等找得到么？说这一类话时，他们用的什么口气？”黄绳据此立论，先以鲁迅有全集而周作人则无，推定“指摘原是针对着鲁迅先生一人，周作人是‘陪葬’的”。接着话锋一转，不知从何处掘发出一段（或许是抽象意义上的）“旧恨”：“这位先生实在想把对于鲁迅先生的攻击，来洗刷周作人的罪恶；借‘周作人事件’，来发泄他对于鲁迅先生的旧恨。”

金克木当然不会认领不该自己接收的账单，因此写《“旧恨”？》一文回应，声明自己“对于鲁迅先生向来持尊敬态度，无论口头笔下，我从来不曾对鲁迅先生有过不敬的话。除了鲁迅先生曾以文字启发我的思想，致我到如今还自觉未能自外于他的影响，而且对他常感到肃然以外，我和他老人家毫无任何关系可言。其间绝没有‘恨’，尤其没有‘旧恨’”。随后逐条驳斥对方的立论和论据，并表达了自己的不安：“我承认我的文章写得不好，会使人看出我所没有的意思；但我想还是那‘旧恨’在作怪。那位先生断定我与鲁迅先生有‘旧恨’，便是我对鲁迅先生说话无往而不怀恶意……因为我有过批评周作人的文字，也有了叙述我对鲁迅先生的了解的文字；在他带着‘旧恨”的眼镜看起来，岂不是要把批评解作辩护而称赞当作讥讽么？”这里说的“批评周作人的文字”当指《为载道辩》，“叙述我对鲁迅先生的了解的文字”，则应是其时刚刚刊出的《读〈鲁迅全集〉初记》。

《周作人的思想》发表于1938年8月11日，《“还不够汉奸思想么？”》发表于同年8月16日，《读〈鲁迅全集〉初记》于同月17至19日发表（完成于8月1日），《“旧恨”？》则发表于21日。从时间线来看，金克木没有看到黄绳文章后补写关于鲁迅的文章的可能。在金克木看来，大概先有了这篇关于鲁迅的文章，只要不是刻意曲解，“把批评解作辩护而称赞当作讥讽”，批评方的立论就应该站不住脚了吧？可在一个（或真或假而必定）狂热的崇拜者面前，在一个确认“鲁迅先生的生平功罪，已有定论，小丑的一枪，不会有作用的”人眼里，金克木这篇看起来饱含深情且独具识见的文章，恐怕仍然是未尽人意甚至需要大张挞伐的。

《读〈鲁迅全集〉初记》共八节，分三次刊出，17日刊一、二、三节，18日刊第四节，19日刊五、六、七、八节。或是金克木的有意拆分，或是编辑的精心安排，每次均有相对集中的主题。一、二、三节总论鲁迅及全集的价值。第一节跳出单纯的文学角度，确认《鲁迅全集》“包揽了清末民初以来的思想以及五四五卅九一八时期的史实，我们可以把它看做当代的历史的丰碑”。第二节赞赏《全集》体例一致，呈现出的“是讲坛上的鲁迅，是出现于群众之前的鲁迅”，“这是一个完整的活人，没有残废，也没有化装，他不亲切，只因为他并不是在内室而是在讲坛”，因而“说他冷酷，说他疯狂，说他刻薄，说他褊狭，都是忘记了这一点，妄以演说家战斗者的行为来武断他的私人品性”。第三节说明鲁迅行为一贯，“敢把自己整个显现在人前”，“有站在街头喊：‘谁能向我投石？’的资格与勇气……因为他敢于剜出自己的恶疮，有正视丑恶的胆量”。

第四节居三次发表之中，先肯定蔡元培所说，鲁迅“为中国新文学的开山”，随后宕开一笔，言“新文学是新文化运动的支流，新文化是以思想改造为主，他却正好是在思想上贯通中外承先启后，秉承中国的学术风气，又接受了西洋的思想潮流”。鲁迅秉承中国学术风气，是谓内启，来于清末，“重公谷而抑左氏，主今文而斥‘新’学，尊八代而卑唐宋（文章），伸释氏而薄时文；而地理音韵之学亦一跃而登宝座，盖欲求中古文化交流之迹，不得不究西北边藩舆地，而音韵之成为学，亦正茁生于六朝译经之时”。其接受西洋潮流，谓外铄者，则源自法国大革命，并涉及俄国、日本和中国的社会与思想变革，因为潮流本身的新旧交替，接受者难免“一方面是信奉科学至上，却又恐惧着机械毁灭了人性以及美知爱，一方面是坚持个人独立自由，却又意识到社会的羁绊与集体的未来。这种矛盾若伏在心中，表示出来的便是沉默的反抗与绝望的战斗，为已经失败和不会实现的理想而努力”。

第五节从鲁迅出生的地理环境，辨认出他具有“挟仇怀恨茹苦含辛至死不屈的反抗”的“越人的遗民气质”，进而指出“鲁迅却不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遗民，而是一个失败了的理想与革命的遗民”，并言其“后来似乎由悲观的‘遗民’转为乐观的‘先驱’，实由于他悟出了‘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突过了绝望自然又近于希望然而还是一条路线并没有如无识之徒所谓‘转向’，不足为朝秦暮楚缺乏羞耻的人的藉口而正可表现一贯到底誓不变节的遗民的伟大”。第六节回应鲁迅多作杂感而没有留下不朽大作的遗憾，认为如此认识“未为卓见，因为他的杂感的历史的价值，实在还超过其文学的价值。杂感文章的准确锋利固空前绝后，而当时中国的社会尤其是文坛上的种种相，藉鲁迅而传留下来，更是历史的伟业”，正与第一节所谓留下史实照应。第七节谈鲁迅的文学技术，推测“思想的深邃，内容的隐讳，典故的繁多，受西洋影响的句法的复杂周密，使鲁迅的文章未必能不加注疏而为将来的青年看懂”。第八节是结语，并述作者与鲁迅作品的因缘。

以上连篇累牍地引用，一是因为金克木这文章目前还很难读到，一是文中对鲁迅的几点评价，即便放到现在也值得参考，甚至称得上灼见。比如把鲁迅的总体作品看做当代的历史的丰碑，比如把鲁迅放在新文化而不只是新文学的角度考察，比如把鲁迅的杂感视为历史的伟业，都颇能予人启发。但或许正因为看得深，金克木并没有把鲁迅推举为空前绝后，而是将其放在承前启后的位置上来认识，谓其还稍稍缺乏一点建设性——“一个过渡时期的思想家，有两副面孔：一、是表白将来的理想，作先驱者，画乌托邦；一是批判现在的事实，当吊客，撞丧钟。法国大革命前，卢骚演前一类的生角，伏尔德扮后一类的丑角。鲁迅似伏尔德。照前面所说的中外两派思想主流在中国汇合时所挟带的东西说，中国思想界不能有卢骚。虽然只是正反两面，但事实上中国思想界还缺乏，具积极建设性的，《社会契约》与《爱弥儿》的作者。鲁迅往矣！来者如何？”——这是否已经足够让认鲁迅为空前绝后者愤然了？

文章首尾，金克木各引了一句鲁迅的诗，均出《辛亥残秋偶作》。开头用的是“曾经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结尾用的是“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或许前者可以表现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热肠，后者可以视为“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的过渡特征。二者密不可分，没有孰先孰后，而是这热肠和过渡的特征一起，构成了值得敬佩的整全的鲁迅，正如金克木把他的想法交融在一起的这段话：“鲁迅的思想未必有承继者，鲁迅的文章一定无传人，鲁迅的著作将有许多孩子们看不懂，只成为历史的文献，然而鲁迅的精神愿能亘古常新，直到阿尔志跋绥夫与安特列夫的世界消灭，武者小路实笃与爱罗先珂的世界到来时，永远给未老先衰的青年以警惕，给老而不死的朽骨以羞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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