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 人物 描写手法

古代戏剧中还常常使用“烘云托月”的手法描写主要人物，也是“为一人写”原则的具体运用。例如在《西厢记》第一折中，作者并未在正面直接描绘莺莺上稍费笔墨，仅让她说过两句话，作一个“顾末觑下”的动作而已，而是全从张生的眼中口中，烘托莺莺。他开头的自报家门及连唱四曲，抒发对科举制埋没人才的不满之情，倾吐自己的不凡抱负，表明自己并非“狂且”才子，而是使人体会出他恰与尚未出场的莺莺正是“相当”的。佛殿偶遇莺莺所唱三曲，他从妆饰容貌、声音动作、形体神态方面，绘声绘形地渲染了莺莺的娇柔妩媚。而莺莺“回顾觑末”中初露的顾盼眷恋之情，更使张生惊诧艳羡之意推进了一层，于是便以四曲铺叙莺莺人去情留、余香未断情景，进而烘托莺莺似神如仙的超凡拔俗。看似是写张生的“意惹情牵”，实乃突出莺莺“临去秋波那一转”;愈写生之心迷如痴，愈见莺莺之美丽动情。明是供云，实则托月。烘云与托月的和谐统咐，是突出主要人物个性的关键。

诚然，为突出主要人物形象，刻画其个性特点，优秀剧作者确实不惜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创造过多种表现手法。但是，这并非意味着次要人物无关紧要，可有可无。《西厢记》的主人公自然是崔莺莺与张君瑞，不突出前者冲破封建礼教、追求美满幸福爱情的热情和勇敢，便无法表现反对封建婚姻的主题思想;而没有后者，没有其佛殿艳遇、和诗表情、弹琴挑逗、相思成疾所表现的志诚多情，也便无法表现双文的春心萌动、吟诗酬简、荐枕幽会。生旦彼此映衬，才能相映成辉，光彩照人。而如果没有红娘的热情帮助。同老夫人的机智周旋，有理有节、灵活巧妙的斗争，崔张的相思相爱之花也会凋零枯萎。红娘的作用，又岂只是文章中的之乎者也仅能帮助起承转合的呢?又岂只是治愈崔张相思之病的良药的药引呢?可见，主角之外的其他人物也不可或缺。事实上，作者对老夫人、法本、杜确、欢郎、法聪、孙飞虎、琴童、店小二，也并非“俱不曾著一笔半笔”，只是将其作为陪衬，与主要人物仅有着墨多少不同而已。

毛纶曾经指出，在篇幅较长、内容丰富、人物众多的《琵琶记》中，“看他正笔.首写伯嘈，次写赵五娘，次写牛小姐，次写蔡公、蔡母，次写牛丞相，次写张大公，既极情尽致，而更闲笔写花，写月，写雪，写琴，写酒，写寒门，写阀阅，写旅次，写考场，写琼林，写早朝，写花烛，写义仓，写坟墓，写寺院，写道场，写书馆，写院子，写梅香，写老姐，写媒婆，写里正，写社长，写粮官，写试官，写赴试秀才，写陪宴官，写黄门官，写山神，写鬼使，写拐儿，写和尚，写马，无不描头画角，色色入妙。”尽管写了如此众多的人物和事物，但并非“俱用全力者也”(毛纶《第七才子书总论”。对主人公是正笔首写，对其他主要人物是正笔次写。但都是极情尽致，不惜笔墨;对次要人物，则是闲笔次写。但也要描头画角，才能色色入妙。其认识还是比较全面辩证的。

至于如何具体刻画次要人物的个性，在古代戏剧批评中，还缺乏明确论述。但在古代戏剧创作中，却已积累了丰富经验。至少有以下几点，是行之有效的:

一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写次要人物，往往不像写主人公那样，写其一生或一生中核心事件的始末，而只是写其与“为一人一事而设”有关的片段。如《窦娥冤》中赛卢医，作者突出了他赖债要勒死蔡婆、不得不卖毒药给张驴儿、终被擒拿归案受到惩处等三件事，但其歹毒、狡诈的个性十分鲜明，而且三件事都直接联系着主人公窦娥的悲剧命运，既是主人公的陪衬人物，也是推动剧情进展、展开戏剧冲突不可或缺的次要人物，反映了元代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因而庸医草营人命的社会现实。但是，不少次要人物，并非像赛卢医那样，曾出场三次，三件事就能概括其一生言行，而是仅只出场一次，仅只片言只语，或仅有一支唱曲，以表明其个性，为主要人物和主要故事服务。至于其余一切，概不涉及。如《西厢记》中的欢郎，只出场一次，仅向老夫人报告莺莺的异常表现而又向红娘报告老夫人因此而不满的消息，但其天真幼稚却充分流露出来。

二是写出同类次要人物中的差异，以显示其个性之异。古代戏剧中，在一本剧里，有可能出现几个地位、身份、作用相同的次要陪衬人物，作者也不是平均用力叙写，也有主次轻重之别，也有不同表现以显示其个性之异.在传奇《红梅记》中，为表现权奸贾似道的骄奢淫逸，祸国殃民，于第24出《态宴》中，正面写其醉饮庆寿，而不顾元兵围困襄阳、将士急需援救的危在旦夕。作者特地巧妙安排了三个从襄阳前线紧急赶赴贾府求援的“报子”。这三个连姓名也未曾出现而仅只出场一次的“报子”，显系极为次要的“小人物”。但三人遭遇不同，个性有差。第一个，未让开言，就被逐出门外，他也只好忍气吞声;第二个急要汇报军情，而被捆打百杖，也无可奈何;第三个却奋不顾身，硬是闯到宴席之前，怒斥奸相贾似道:

杀气冲，战鼓如雷动.请、请、请爷爷你且停着钟，把华筵暂赐与饥军用，留这笙歌奏凯功……襄阳已空，荆湖尽攻，密匝匝兵如铁桶。百姓们一个奔西，一个走东，你为军国的全然不懂!

结果是贾似道老羞成怒，将报子杀死，而继续寻欢作乐，致使襄阳沦陷，将士降敌，黎民涂炭。描画报子的无所畏惧、忠勇爱国，是为反衬贾似道昏馈淫靡、祸国殃民的奸佞面目，但“报子”的鲜明个性、生动形象也深刻烙印在观众脑海之中了。这种对次要人物“描头画脚”的高超技巧也是值得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