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昌：忆苦思甜！那些年 最难忘的一顿饭

1959年至1961年，我国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持续的旱灾引发了全国性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机。

今天，通过老一辈人的视角，带大家走近那段苦难的历史。

65岁的金和敏：

“如果不是实在太饿了，谁会放下尊严去抢食儿呀”

1955年出生的金和敏是土生土长的许昌人。虽然生在城市，但回忆起小时候的生活，金和敏仍连连摇着头说：“苦啊！”

金和敏说，1959年，食物骤然短缺，“吃”成了一个“人命关天”的话题。“我6岁时的一天，奶奶带着年幼的我去食堂吃饭。突然，一个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隔壁饭桌客人碗里抓起一把饭就往嘴里塞。奶奶看见后，赶紧一手端起桌上的饭碗捂到怀里，一手搂住我。”金和敏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们经常遭遇食物被抢的事情。如果不是实在太饿了，谁会放下尊严去抢食儿呀？

那时候，城里人每人每月13公斤粮食。起初，人们可以领到70%的好粮、30%的杂粮。“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供应不够，就变成了30%的好粮、70%的杂粮。“俺家是每月4号去粮店买粮食。每到月底，奶奶就掰着指头算距下个月买粮还剩几天。”金和敏说。为了让一家人多吃一口，“精明”的奶奶在生活中总结了很多有关吃的经验，还会把金和敏和姐姐去田地里挖的野菜省下来一部分晒干了储存起来冬天吃，也会在春节时买几斤肥猪肉炼油吃，把油渣剁碎掺点儿红薯秆包包子或饺子改善生活。买不来好猪肉，奶奶甚至低价买“米猪肉”炼油吃。但无论其奶奶如何在吃上精打细算，仍挡不住正长身体的晚辈对食物日渐增大的需求。金和敏永远也忘不了，年仅8岁、饿得面黄肌瘦的姐姐有一天对奶奶说：“奶啊！你啥时候能给我烙个馍吃？”

在那个饥饿的年代，吃不饱是一种普遍状态。一个老邻居、当时在实验中学教书的老师说，她带着学生在地里干活儿，饿得实在没力气，看着地里的土疙瘩，心想，如果这些土疙瘩变成馍，那该多好啊！

“我的老伴儿也经常给我絮叨小时候因为吃挨打的事情。当时，年仅6岁的他因为太饿几乎一口气喝掉全家人一顿饭而被妈妈、姐姐、弟弟打。”金和敏苦笑着说，“每次老伴儿絮叨这些，我都感同身受，可孩子们却像听故事一样。

“现在的年轻人没挨过饿，不知道饿的滋味，也根本认识不到粮食对人有多重要。我认为，不仅要杜绝餐桌上的浪费，还要杜绝日常生活中所有的浪费。”

70岁的王平均：

“5岁的二弟饿得扒麦秸垛，找到个麦粒就塞嘴里”

“如果不是经历了那个最困难的年代，谁又会刻骨铭心地体会到饿是啥滋味？”提起“三年自然灾害”，70岁的王平均老人神色凝重，眼睛望向了远方。

“我上小学时正好赶上‘大饥荒’。在这之前，人们还是能吃饱的。还记得1958年粮食丰产，老师带领我们去地里刨红薯。我们把大个儿的红薯拉回家，小一点儿的看不到眼里，就索性在地头挖个大洞埋了。”王平均回忆说。1959年年初，其所在的生产队和另外一个生产队的食堂合并成了一个大食堂。在大食堂，人们吃得最多的就是红薯。早饭、晚饭就是蒸红薯，午饭是汤杂面条，基本能吃饱。年幼的小孩儿调皮不懂事，拿着吃不完的蒸红薯往墙上摔着玩。然而，到了1959年下半年，食物骤然紧缺，“吃不饱”成了一种常态。为了填饱肚子，人们把埋在地里的红薯挖出来吃。此时的红薯早已发酵，吃起来酸酸甜甜的。王平均说，每天一到吃饭的时候，他就抱着一个黑色的陶瓷罐子去食堂打饭。红薯面稀饭和黑窝窝头是常吃的食物。稀饭稀得能照见人影，黑窝窝头是麦糠和高粱米掺和野菜蒸成的。1961年，连这些食物也吃不上了，村民们开始吃树叶、野菜。

提起那时候常吃的野菜、树叶，王平均如数家珍。“面条菜、毛妮菜、扫帚苗口感清甜，鸡冠菜、刺角芽口感苦涩，榆树叶和槐树叶相对好吃点儿。杨树叶和柳树叶就没那么好吃了，吃的时候得先煮一遍，再泡一晚，去除苦味才行。”王平均说，树叶吃光后，人们就吃树皮，一米多高的榆树皮都被饥肠辘辘的人们剥下来煮了吃。由于长期缺乏营养，村里的老人十之八九都得了浮肿病，两条腿肿得明光发亮，一按下去就是一个大坑。

让王平均记忆最深的是，其5岁多的二弟总跑出去扒麦秸垛，找到个麦粒赶紧塞嘴里。为了让肚子里多一口食儿，王平均经常去牲口棚里偷吃喂牲口的豆子饼和棉籽饼。饼子嚼在嘴里特别香，大大的一块三五口就吃完了。

“如今，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丰富多样，可父母和我们这辈人仍然保持着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90多岁的老父亲至今仍保留着吃完饭用开水涮了喝掉的习惯。”王平均说，不忘苦难，忆苦思甜，会让人们更加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71岁的陈志刚：

“父亲带我到田地挖‘搬藏’，从田鼠嘴里抢食儿吃”

71岁的陈志刚有6个兄弟姊妹。俗话说：“半大小子吃穷老子。”在那个粮食严重匮乏的年代，填饱肚子本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尤其是对于陈志刚那样的众口之家，吃饱饭就成了一种奢望。

“小时候，我家就住在平定街上，父亲在市邮电局工作，母亲在街道办事处工作，俩人加起来有一百元工资。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不错的收入了。即使这样也扛不住我们家八张嘴吃饭。”陈志刚说，在他的记忆里，其母亲总是把装着馍的竹篮用钩子挂在房梁上，嘴上说是怕老鼠偷吃，其实是怕他们半晌把馍吃完，吃饭时没得吃。

1958年，其母亲在街道办事处组织开大食堂，陈志刚就和几个孩子去北关大街截拉红薯的马车。“那时候，农民们拉着大车的红薯往城里送。俺们只要写个条子说哪儿需要，他们就把整车红薯送给俺。但到了1959年，再也见不到农民拉着整车红薯进城了。”陈志刚说，由于粮食紧缺，大食堂里供应的红薯面稀饭非常稀，三个哥哥经常喝四五碗仍吃不饱。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饿是普遍的状态，更是一种蚀骨的滋味。1960年的一个星期天，11岁的陈志刚带着年幼的弟弟、妹妹在家玩耍。快到吃饭时间，弟弟、妹妹嚷嚷着肚子饿，隔壁的老奶奶建议他带弟弟、妹妹去找父亲。那天中午，他们在父亲单位的食堂吃了顿饱饭，父亲却饿了肚子。

陈志刚说，那时候不光缺粮食，副食品也缺，大街上根本没有卖吃食的小摊位。也就是说，即使手里有钱也买不到水果、点心这些副食。

陈志刚10岁时，其父亲带他去田里挖“搬藏”（田鼠），从田鼠嘴里抢食吃。秋收后，地里的庄稼都收割完了，其父亲和他扛着铁锹、提着竹篮来到一片豆地，找到像老鼠洞一样的洞口就顺着挖下去，把窝里的粮食都掏出来。“那次收获还不错，挖出了几斤豆子。回家后，母亲反复淘洗、晾晒，这些豆子成了我们的盘中餐。”陈志刚说。

1968年，作为许昌的第一批下乡知青，陈志刚到了郏县渣园公社十里铺大队。此时，人们已经勉强能吃上饱饭。人们会聚在一起熬菜粥、吃黑窝窝头“忆苦思甜”。陈志刚说，往事已矣，但往事不应被遗忘，相反应为世人铭记。

67岁许爱军：

“每天放学步行穿过县城就为吃上一口玉米饼”

“早上的馍一人一个；中午的面条找不着；晚上的汤照月亮，小孩儿喝了爱尿床……”67岁的许爱军至今仍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坊间流传的顺口溜记忆犹新。

“这是当时人们生活的真实写照！”许爱军说，在时段不堪回首的岁月里，不少人得浮肿病，树上的树叶、地里的野菜都被人采摘一空。

许爱军出生于工人家庭，家境优渥的她5岁时被父母送至幼儿园上学。

她清楚地记得1958年上幼儿园的第一年，她的早餐通常是两个小白馒头和一碗白粥，午餐是大米炒菜或者白面条，晚饭是馒头和鸡蛋稀饭，上午和下午两餐之间还有水果或点心。到了第二年，早餐的馒头减为一个，中午的大米炒菜变成了汤面条，加餐也减量了。

老师们的碗里已经不见白面，变成了杂面条。以前，老师带着她们外出慰问演出时人们总会给他们一些小面包、小点心吃，后来就变成了两块小小的煮红薯。

1961年，许爱军上了小学。“那时，学校和母亲的单位仅一墙之隔，放学后我跟母亲到她单位食堂吃饭。那时，吃得最多的是麦秆儿、豆秆儿磨成粉掺红薯面做成的杂面条和能照见人影的红薯面稀饭。偶尔厨师们会用红薯干掺红薯叶做成馅儿蒸包子改善生活，工人们能高兴好几天。”许爱军回忆，最困难的时候，母亲所在的工厂会停工几天，男女老少集体到野外摘树叶、挖野菜，回来做成菜粥吃。

“我印象最深的是跟母亲在工厂开会，工人们坐在小板凳上一个个无精打采的样子，不少人的腿伸出来一按一个坑。厂里为了照顾得浮肿病的工人，一人多给1公斤黄豆。即使这样，对饥肠辘辘的人们来说也无济于事。”许爱军说，父亲所在的机关食堂伙食稍微好些。为了能吃上一口玉米面饼，她宁愿步行穿过县城到父亲单位食堂吃饭，也不愿去与学校仅一墙之隔的母亲单位食堂。

1963年以后，条件稍微好转，工人们偶尔可以吃到白馍了。母亲从不舍得自己买着吃，偶尔从单位带回家一个，总是留到第二天早上给我拿热水泡了当早餐吃。

20世纪70年代初，人们的生活有所改观。为了不忘本，学校组织学生去野地挖野菜，学生们又从家里拿来玉米面、红薯干、高粱面等，在学校支起大锅做“忆苦思甜饭”吃。

70岁燕金怀：

“观音土掺糠炕馍吃着香、耐饿，但吃完肚胀腹痛，排便难”

“听说过‘石头馍’吗？10岁的我拿个柳条篮子，随大人到离家25公里的山上搬石头，这种石头黄中夹白，用镐子敲碎碾成面，这种面学名叫‘观音土’，面过箩筛后掺麦糠炕成馍。馍很硬，需用牙一点点咬，嚼在嘴里越嚼越香，但吃完后会肚胀，小腹疼，排便难。”作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过来人，70岁的燕金怀老人至今对吃“石头馍”的经历记忆深刻。

在燕金怀的记忆里，1958年之前的生活还是不错的。那时候，村民们吃大锅饭，生产队的厨师们蒸白面馍管吃饱。然而，1959年之后，别说是白面馍了，能填饱肚子已经算不错了。

“那时候，我父亲在林场工作，母亲和村民一起修水库，留下年仅9岁的我一个人在家。每天饭点时，我就抱着黑陶瓷罐来到食堂，由在食堂工作的姨奶帮忙打饭，然后带回家和本院的一个奶奶一起吃。我记得早饭通常是玉米糁和黑窝窝头，午饭是杂面条，晚饭是能照见人影的红薯面稀饭。”燕金怀说，1960年，母亲回家后，每天到食堂打饭的任务就落到了母亲头上。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母亲总把稀饭里的面疙瘩还有红薯叶面条里为数不少的面条挑出来给他吃，再去地里挖些野菜或摘些树叶放在汤里煮了吃。

提起吃过的树叶和野菜，燕金怀仍对当时的味道记忆犹新。麻食菜很美味，但通常早早都被人挖走，很难吃到；“羊角叶”是一种和柳叶相似的树叶，但比柳叶厚、光，味道苦涩，煮过后放一晚上去了苦味才能吃；“麦塞子”浑身长满了软刺，嫩的时候吃着尚可，长老后即使煮熟吃还是扎嘴。

最困难的时候，人们把麦秆儿、红薯秆儿煮出淀粉熬成稀饭喝，也把发霉后的红薯干淘洗干净后磨成红薯面擀面条吃。生活条件好转一些后，大人们就把萝卜缨、红萝卜梗等腌制成泡菜吃。

“那时我吃过最好吃的东西就是用猪油炒的大葱豆腐，真香啊！那滋味让我至今难忘。”燕金怀说，如今，吃饱早已不再是一种奢求。但俗话说，即使粮食万担，也要粗茶淡饭。在日益丰富的餐桌前，如何让节约成为国人的一种习惯，才是我们该好好思考的问题。

87岁赵春水：

“红薯稀饭吃不饱，得浮肿病后两条腿肿得可粗了”

“那是一段艰难的岁月，如果可以，我希望它永远封存在记忆里。”提起“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饥荒”，87岁的赵春水老人眼泛泪花。

“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件事是我在县委办公室工作的时候，有次下乡到河街乡河街村，在食堂里看见一个农民两条腿肿得像两根粗树桩，明光发亮。十几天后，就听说这个人没了。”赵春水回忆说。

困难时期，国家向干部们一个月供应14.5公斤粮食，每个月还要扣除1公斤节约粮。1960年，我调到了许昌地委组织部工作。当时，我们在机关食堂吃得最多的饭就是红薯稀饭、黑窝窝头。同事中有人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两条腿肿得可粗了，食堂这才另开了一个小灶，专门给生病的干部们做稀汤面条改善饮食。

赵春水回忆，当时食堂里有张、陆两位打饭师傅。张师傅每次给大家打饭稍欠一点儿，陆师傅人实在，打得稍微多点儿。同事们为了多吃上一口饭，宁愿在陆师傅那里排长队也不愿到张师傅那儿打饭。

吃不饱的日子，一年到头基本上见不到油花和肉腥。同事们常年吃水煮菜，不见油花，刷碗时用水轻轻一冲就干净了。当时，一位女干部的爱人调到了鹤壁市工作，写信说那边的伙食比家里的好。咋好？刷碗时见到油花了。

“我的大儿子和二儿子分别在1957年和1959年出生。大儿子3岁多时身体非常瘦弱，每周把他从幼儿园接回家时总是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我总在小煤炉上烤点儿红薯、胡萝卜给他啃。二儿子出生后，他母亲坐月子吃不上鸡蛋没奶水，这可急坏了我。我跑遍了商店和大街小巷，最后一个叶县卖鸡蛋的人卖给我四五十个鸡蛋。不承想，这些鸡蛋是没孵出小鸡的坏蛋，根本没法打成荷包蛋。”赵老回忆到这里，眼圈有些泛红。

还有一件让他终生难忘的事是单位发了些肉票，他想买点儿肉包饺子让孩子们好好吃一顿，谁料饺子刚下好，一位他下乡时结识的朋友造访了。看到刚出锅的饺子，朋友一口气吃了两大碗。饺子快被吃光了，孩子们敢怒不敢言。客人走后，他们哭声大作。

“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对粮食都怀着一种敬畏、感恩的心态。”赵老说，忆苦不是一味地以苦思苦，而是深刻警醒自我，提高人们在和平时代的粮食危机意识。思甜也不是一味地以饱为饱，饱足浪费，而是要倡导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出品：许昌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