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悼！扬州大学老教授刘立人去世

2018年4月2日下午5:43分，扬州大学文学院刘立人先生因病去世，享年82岁。“谁也没有想到，他走得这么快，连一句话也没有留下来。”今晚，刘教授的家人悲痛地说道，“上午还好好的，下午病情突然恶化，突然就走了。”

刘立人曾任扬州师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扬州大学文化研究所古籍整理研究室主任。1998年退休。多年来出版了近百部学术专著，《史可法》、《亮节孤忠史可法》《扬州历代诗词》、《刘熙载集》等多部作品均获得了学术界的高度认同，具有较大影响，对促进扬州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刘立人教授生前是一位致力于扬州文史方面的专家学者，特别是史可法研究专家。此外，他还对扬州曲艺也有贡献。之前曾有人质疑过“扬州十日”，史可法研究专家、扬大教授刘立人，听到这一风波后说：“这简直是莫名其妙，明明是铁证如山。”他认为，一些人公然否定《扬州十日记》是因为对国家民族政策的误解，持狭隘的民族意识。刘立人说，《扬州十日记》不容否定，有史料依据。章太炎曾在《讨满洲檄》中声讨清朝统治者的十四大罪状，其中就包括扬州屠城。

扬大机械工程学院团队来到扬州荷花池公园，与关工委退休教授刘立人老师进行交流，刘老师为队员们详细讲解了扬州文化的精髓。

此外，刘立人也对扬州曲艺有过贡献。1977年,扬州文化局成立创作组,积极准备参加省专业文艺团体创作剧(节)目会演的剧目创作。当时,考虑到扬州有一个重大革命题材——黄桥战役,陈毅亲自指挥。刘立人写了初稿,叫《棋高一着》,通过一个侧面,去描写、塑造陈毅临危不乱、指挥若定的形象,反映他卓越的军事才能。随后,李信堂与惠兆龙再来改成话本,这是第一次以扬州评话的形式把开国元帅陈毅搬上书台,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获得了会演的创作奖、表演奖。可惜的是，如今这部评话的创作者、表演者，都已经离世。

他的学生王慧骐在《记忆中的几位老师 》中回忆说：

高中时的语文老师是刘立人先生。文革前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后改为师范大学），与后来成为著名书法家的尉天池是同班同学。他个子不高，戴一副眼镜，课堂上颇有些威严。讲课时字正腔圆，中气很足；板书亦十分豪气，率性且奔放。顶记得他写一个“人”字，左一撇还算节制，右一捺则跨度近小半个黑板，大有笔走龙蛇之势。刘老师上课有自己的风格，不求面面俱到，句句坐实，而是碰到出彩处，他会不惜笔墨地铺展开去，把作者的匠心渲染到极致，让你顿生回味之津。刘老师不教死书，对富有想象力的学生作文推崇备至。而且他还是一个大大咧咧不拘小节的人，记得有一次快上课了，他在厕所里遇见我，问我课文讲到哪一课了。进了教室，见他抄起课本，口若悬河地讲开了。刘老师教书之余，还搞创作，写过不少风行一时的扬州评话和历史故事。他的府上我曾去过多次，颇有些诚惶诚恐地把自己的作文和作文以外的习作捧给他指点。刘老师的夫人姓丁，也是教语文的，在他们家中见过，有点不苟言笑。听说刘老师后来调师院搞古典文献研究了。惭愧的是这么多年也没去看他，想来先生一切都还好吧。

老庄局长看了我发在朋友圈的消息后留言说：

呀！是真的吗？完全不敢相信！我离开史志界已经20多年，也与刘老师失联20多年。去年11月重回市志办“发挥余热”以后，接受的第一项任务是参与策划编辑“扬州史志创刊30周年纪念专刊”。我们商定约请几位有名望的学者为专刊撰稿，刘老师是当然的人选。于是，我拨通了先生的电话。我想，毕竟多年不联系，不知先生能否记得我。谁知，我刚自报家门，电话那头刘老师立刻大呼起来，伴着爽朗的笑声，完全没有半点疏离之感。我恭请先生撰稿，先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因此有了去年12月我与先生的两次长谈。一次是12号，他送稿到编辑部来。先生说，为了写这篇纪念文章，他重新翻阅了历期《扬州史志》。我当面拜读了先生的大作，果然是有血有肉，有肯定有批评，治学精神令我十分敬佩。先生又谈及参与编修《瘦西湖志》等近况，乐观睿智不减当年。谈及他的老同学、我在八十年代的同事孙贻典先生，言语间充满了对老友的那种牵挂。直到我送先生下楼，才发现先生的脚步有些蹒跚，这才想到先生大概已是八十高龄了！我暗暗提醒自己，今后找先生受教，必须上门拜访，千万不能让先生劳顿了！

第二次是26号，我到先生在嘉荷苑的府上，去取他的照片（正是配图的这幅，也是他最满意的一幅），准备配到文章上使用。在先生的书房里，先生侃侃而谈，并取出他的一篇关于史可法的新作，让我带回去酌情刊用。我也拿出为专刊而写的卷首语，向先生请教。先生看得很专注，竟一字一句读出声来，每到需要斟酌的地方，便停下来，温言向我赐教。谈话间隙，我环顾先生的书架，历期码放整齐的《扬州史志》赫然在目。先生告诉我，他所存的《扬州史志》一期不缺，唯有每年装订是件麻烦事。感动之余，我立马表示，今后无需先生自己装订，我们会将合订事按时寄来。先生竟然喜出望外，连声说谢。回单位后，我将此事跟雍处长说了，雍处长直说“应该应该”！

如今，先生应约写的纪念专稿早已付梓，关于史可法的研究新作也列入近期出版计划，而先生竟遽然离世。先生跟我屡屡谈起与扬州文史耆宿汤杰先生的交往与合作，充满惺惺相惜之意。汤老也是我的忘年交。而今两位先生竟先后离我们而去，令我等痛何如哉！ 忽闻噩耗，勿勿命笔，词不达义，略表哀思！

为表达无尽的缅怀与哀思，现遴选刘先生的《“神奇”家训炼就忠义史可法》一文，以寄托追思、悼念之情！

“神奇”家训炼就忠义史可法

文/刘立人

《明史·史可法传》开篇就记载：“（史可法母亲）尹氏有身（怀孕），梦文天祥入其舍，生可法。”

这一出自正史，看似有些神奇的记述，实则寓含着史可法父母对儿子的殷切期望，是一则独特的史氏“家训”。按传统，中国人的名、字、号，除“号”可自取外，“名”、“字”均由家中父母、长辈取定。家长给史可法命名为“可法”，取字为“宪之”，“可法”之“法”、“宪之”之“宪”，均为“效法”的意思。效法谁呢？“家训”明示：效法抗元将领文天祥！这就为史可法树立了矢志报国的忠贞榜样，规范了史可法立身行事的人生轨迹，最终铸就了史可法的气节风骨。

之所以有如此“家训”，绝非偶然，究其原因有二：一在忧患意识；一在家族传统。

就忧患意识来说：史公出生的年代，国家内忧外患，危机重重。正和文天祥所处时代一样，是一个需要英雄、召唤英雄的时代！史公家长深怀历史和时代的忧患意识，要他效法文天祥，成长为英雄，以拯救国家危亡。

就家族传统来说：史公祖父应元公，两任知州，均有“惠政”，素有儒者风范，其因史可法的出生而有“吾家必昌”的自信，正是盼望孙儿重振爱国家声。

史公一生，是怎样践行“家训”而效法文天祥的呢？举其大者，约为“三效”：

其一，效其刚直不阿，勇于与权奸斗争。

文天祥中状元后，就曾多次上书请斩主张迁都以避元兵的阉臣董宋臣；立朝草制（草拟制书，拟订朝廷命令），则屡忤误国奸相贾似道；及为右相、封信国公，也始终与朝内投降派作不懈斗争。

而史公当上朝廷首相还不到半个月，就被昏君、权奸合力排挤出南京，督师扬州，走上战争前线。在此境遇下，史公秉承发扬文天祥《正气歌》的浩然正气，连连上疏，劝谏严查骄奢淫逸、卖官鬻爵、贿赂公行等种种腐败罪行。据不完全统计，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里，史公连上二十四封奏疏，在日理万机、戎马倥偬中，平均每月进谏两次以上，而每次誊写疏稿，都反复诵读，反复斟酌，反复修改，每一次都“呜咽不自胜，幕下士皆为饮泣”。

其二，效其以死报国，而能“死比文山犹决绝”（清夏慎枢《题史阁部遗像》）。

文山，文天祥之号也。文天祥曾被囚禁于元大都（今北京），后于柴市（今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西口）从容就义。史可法被俘后，同样宁死不屈。

清陈宏谋追怀凭吊史公之挽联称：“佩鄂国（岳飞曾被封鄂国公）至言，不爱钱，不惜命；与文山比烈，曰取义，曰成仁。”确实，史公之壮烈牺牲，是可谓“与文山比烈”！

其三，效其子嗣处置，而能以“副将作儿”继家声。

文天祥有胞弟叫文璧，此人竟降元而邀宠，文天祥于狱中闻讯，愤而作诗，与之决裂，声言：“弟兄一囚一乘马，同父同母不同天。”所谓“不同天”，言其仇恨已“不共戴天”！从此，不认文璧为弟。

而此前，文天祥在抗元的“空坑战役”中丧子文佛生，曾以文璧一子名文升者为嗣，至此亦不认文升为子嗣。

史公则有堂弟史可程，先是归顺了李自成，后又投降了清王朝，史公对此变节又失节的行为十分痛恨，曾上书南明朝廷要办史可程的重罪。

史载，史公年四十无子，李氏夫人曾欲为之娶妾，以生子嗣，史公断然不许，称：“王事方殷，敢为儿女之私乎？”后来，家人背着史公，从史可程六子中选取其第四子炤青（一名询，见《道邻公本宗分支考》）作为史公过继子嗣，过继进家门。史公得悉此事，已是“城亡与亡”前夕，为与史可程划清界限，史公断然不肯接受炤青为嗣子，而宁可选择经受过战火洗礼与考验、忠勇可靠的副将史德威为义子，托以临终后事。所以，史公在殉难前四日的《绝命书》中，与母亲、岳母、夫人诀别，特附一笔：“炤儿好歹随他罢了”。

《绝命书》中这一笔带过的细节，却再度显示了史公的崇高气节与对爱国家风传承的重视！

由此，清人蒋士铨的《题史阁部遗像》诗中，才有“袍笏作身（指衣冠葬）将作儿（指以副将史德威为嗣），文璧子孙非我支”的巧喻；清人刘藻的《题史阁部遗像》诗中，才有“浩然留正气，千古配文山”的评价。

“千古配文山”，信哉斯言，足见史公一生对“神奇”家训的谨守与凛遵！（作者为扬州大学教授刘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