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斯坦纳：难道人文学科可以泯灭人性 使人走向极端？

都市青年の生活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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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9期要推荐的书，是著名评论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的《漫长的星期六：斯坦纳谈话录》。

本书是法国记者洛尔·阿德勒对乔治·斯坦纳几次采访的集合，从他的身世开始，问题涵盖斯坦纳主要思考的几大领域，如语言、犹太人（大屠杀）、人文学科以及其中的非人性。

在这部书中，斯坦纳讲述了自己流亡的原因，而他原来在巴黎所读的班级里，只有两个犹太人幸存。重要的是，无情夺走这些人生命的人，并非没有人文素养的人，而是舒伯特或者歌德们的爱好者。这些经历无疑影响了他一生的思考。

作为同一思考的延伸，斯坦纳在自己亲身经历的一桩小事——他和学生研究完《李尔王》并感受到对道德、正义、良知的渴望之后，他在回家的路上听到有人喊“救命”而没有去帮助那个呼救者——中得到反思，提出假设：难道人文学科可以泯灭人性，使人走向极端吗？它们不但远未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提高我们的道德敏感度，反而起到相反的作用。人文学科把我们与生活分离开，带给我们如此强烈的虚构感，以至于现实变得苍白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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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书目

《漫长的星期六：斯坦纳谈话录》

作者：（美）乔治·斯坦纳；（法）洛尔·阿德勒

译者：秦三澍；王子童

版本：新民说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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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星期六》是法国记者洛尔·阿德勒对著名批评家乔治·斯坦纳几次采访的集合，问题主要围绕斯坦纳毕生研究的几个显著领域：语言、犹太人（大屠杀）、人文学科以及其中的非人性。

斯坦纳是犹太人，1929年生于巴黎。他出生前，父母觉察到纳粹主义风暴即将来袭，当即决定搬离当时的欧洲思想舆论中心维也纳，因此逃过第一劫。1939年波兰被入侵，法国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就在德国占领巴黎前夕，斯坦纳的父亲很有些幸运地收到了德国好友的劝告：“1940年初我们将踏平法国，就像刀子切热黄油一样。不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你都要把家人从那里带走！”尽管斯坦纳的母亲抱怨，如果离开巴黎，她的儿子就没办法进法兰西学院了，但对死亡的担忧还是占了上风，斯坦纳一家搬到美国，逃过第二劫。

斯坦纳原来所在的中学被称为“犹太学院”，班里全是犹太人，我们不知道那个班里的学生人数，只知道只有两个人幸存，斯坦纳是其中之一。作为幸存者，一个看似浅显直白的问题必然会出现在他的头脑中：为什么？为什么无缘无故，那些还未成年的人在一瞬间丢掉了生命？死亡的降临是如此猝不及防，闪电一般，而且是一个人类群体强加到另一个人类群体上的。他们为什么这么做？思考的结果是没有结果，没有可以让斯坦纳完全信服的解释。“我想任何人都没资格去理解这件事。”说这话时，斯坦纳在陈述一个事实，也在陈述这一事实带来的绝望。

这样的成长经历无疑影响了斯坦纳的研究方向和核心观念，包括他对人类存在的看法。因犹太人身份而不得已的流亡生活，让斯坦纳接受了海德格尔的说法：“我们都是人世的过客。”

“一个好的客人，一个值得尊重的客人，会让主人的家比之前更干净、更美丽、更富有生活情趣……如果我们不学着成为彼此的客人，我们会毁灭自己，我们会发动宗教战争、可怕的种族战争。”显而易见，斯坦纳经历的二战向他明确表明，人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客人”，而“毁灭自己”的手段之暴虐、丧生的人数之众多都让人感到理解人类行为的不可能性。

就如斯坦纳亲身经历过的，也如《语言与沉默》中已经提出过的，访谈中斯坦纳被问及“人文学科的非人性”这一难题。那些晚上弹奏舒伯特、演唱莫扎特、阅读歌德的人，早上却在奥斯维辛、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折磨别人，而且这些人谈论歌德的智慧也许和他们折磨人的智慧一样高超，一样自如。我们还知道，希特勒绝不是一个无知者，他甚至可以凭着记忆引用叔本华。优美的旋律和《浮士德》中对人生意义、智识、道德的追问（还有与魔鬼的交易），对它们的听者和读者在道德、正义的认知上，似乎没起到任何作用。斯坦纳提到的亲身经历的一件小事则是这个问题的延伸，极为日常，具有普遍性，因此更有讨论的价值。

《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美]乔治·斯坦纳著，李小均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1月。

斯坦纳（当然）是个文学狂热者，杰出的批评家和知识分子，对莎士比亚无比崇拜，可以大段背诵《李尔王》。出于教学需要，斯坦纳和学生们曾一起研究《李尔王》的第三幕至第五幕。“当李尔王抱着他被杀的孩子（小女儿考狄利娅）进门时，他喊了五次‘永不！’……我已经背下了这几场戏。因为背得滚瓜烂熟，它们也渐渐与我的生活交融在一起。”抱着唯一一个诚实、有良知的女儿的尸体时，李尔王对人性的绝望是如此彻底，震撼人心，也正因为这绝望之彻底，表现出了他对良善、亲情、正义的渴望是多么强烈。在这部彻底的悲剧中，考狄利娅之死是悲剧中的悲剧，是唯一希望的毁灭与塌陷。斯坦纳深谙这一幕对人性之卑劣和道德之腐坏的巨大讽刺。

《李尔王》，[英]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未读·文艺家·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6月。

当研讨课结束，斯坦纳走在回家的路上，听到有人在街上喊“救命”，他认为自己本应冲过去帮助他，却没有这么做。“因为街上真实的悲痛包含着一种无序感，也有一种偶然性，它与音乐、绘画或诗歌等经典艺术作品所描绘的具有伟大超越性的痛苦不同。”在对这一经历的反思中，斯坦纳提出这样的假设：“难道人文学科可以泯灭人性，使人走向极端吗？它们不但远未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提高我们的道德敏感度，反而起到相反的作用。人文学科把我们与生活分离开，带给我们如此强烈的虚构感，以至于现实变得苍白无力。”

斯坦纳对自身经历的讲述是坦诚的，其假设也异常尖锐。尽管他随后便说他相信会有一种办法，通过阅读经典著作、聆听美妙的音乐来提高一个人对人类痛苦的敏感度，但他又略带讽刺地补充说，他几乎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如果人文学科不能让人在道德、智识上成为更好的人，或者尽管提升了人的道德认知，却又让人与生活分离开，那这种提升的意义在哪里？在生活中，一个人只有在和他人的交往中、在社会关系中才需要道德，而一个人沉浸在戏剧文本中时感受到的对带有秩序感的道德、正义、尊严的渴望意愿，如果无法影响一个人的现实行为，在某种意义也仅仅是道德的幻影。

众所周知，哈姆雷特是文学人物中最著名的行动犹豫的代表，一个思考者，同时也是一个多疑者。当他大概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被叔叔毒死的之后，他还被宏大如“生存还是毁灭”的思考牵制着，无法实施行动，用他自我反思的话说就是“只会用空言发发牢骚”。哈姆雷特被屠格涅夫拿来和堂吉诃德做比较。他说，“堂吉诃德整个人充满着对理想的忠诚，为了理想，他准备经受各种艰难困苦，牺牲生命；他珍视自己的生命的程度，视其能否成为体现理想、在世界上确立真理和正义的手段而定。”堂吉诃德无疑是让人发笑的，但这里的悖论是他绝不可笑。他勇猛果敢，愿意为自认为的“真理和正义”付诸行动，哪怕长矛所指是个巨型怪物（风车）也毫不迟疑。“他知道得很少，而且他也不需要知道得很多；他知道他的事业是什么，他为了什么活在世上，这就是主要的知识。”

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被屠格涅夫比作人类的两种极端，我们或偏向前者，或更靠近后者。事实上，哈姆雷特尽管犹豫不决，但在第二幕结尾，哈姆雷特让请来的戏班试演一段戏，他在演员的表演中感受到了激情，并被这激情激发着。他在接下来的独白中反思说，一个演员，在虚构的故事中，为了一个虚构人物都能脸色惨白、眼含热泪，如果这演员经历自己的丧父之痛、母亲再嫁之耻，他会怎么做？随后的一幕里，哈姆雷特用一场戏试探出叔叔确是杀父凶手，并刺死了被他误以为是他叔叔的波洛涅斯。这一刻，犹豫如哈姆雷特，也被虚构文本激发着，收回久已迷失的飘忽不定的视线，正视起自己的现实，实施了他本应实施的行动。这一刻，他沉郁的脸上露出了堂吉诃德式的明朗。（张进）

本文为独家原创稿件，作者：张进；编辑：王青；校对：王心。未经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