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创业者的狂热崇拜是掩盖衰落的癔病创业故事

对创业者的狂热崇拜是掩盖衰落的癔病创业故事

未来，历史学家回顾对硅谷创始人崇拜的历史时，他们将会在21世纪初设立起点，而终点大概就是现在。

你可能会感到疑惑，难道我们不是正生活在一个创业的黄金时代吗？软件正在吞噬整个世界！互联网正连接着我们和我们所有的东西。人工智能正在改造每一个工作场所。富有远见的创始人领导着新兴公司，正在推动这些趋势的发展。

然而，我们查阅了大量的创业孵化器和创业公司的有关资料，得出的统计数据却呈现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情况：虽然我们自认为现在是创业的黄金时代，但实际上，我们正处于一种长期的“创业衰退期”，这种衰退可以追溯到数十年前的美国经济状况。在2000年前后，这种衰退甚至蔓延到了科技等行业。一位经济学家在9月份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创业公司自2000年以来已经出现了大幅下滑，尤其是在高科技领域。”

这或许可以从人口统计学上寻求解释，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越来越多。也可能是因为全球贸易和中国的崛起，从而使美国的创业公司的发展受到了影响。或者从近期来看，可能与行业垄断有关，行业巨头利用垄断优势来打击竞争对手，诚如在美国经济体系中，重要的、能说出去的，并不是企业家精神，而是权力的集中，无论是在科技行业还是其他行业。

无论引起创业衰退的原因是什么，但对创业公司的夸张报道与真实的经济数据之间的脱节着实令人困惑。这就好像对创业公司及其创始人的大肆吹捧，不是为了解释繁荣，而是为了掩盖衰落。如今，这些言论已经开始让人感到不舒服，创始人也正在以一种他们从未想过的方式处于枪口之下。

在我看来，这种脱节发生的原因在于：尽管创业气氛正处于低迷期，但创始人身上却逐渐形成了一种神秘感。早在21世纪初，刚诞生的创业公司就已经能够推动美国科技行业的发展了。直到最近我们才意识到，这种对创业思维和实践的认知已经成为了一种规范。但是，互联网泡沫破灭后，财富化为灰烬，科技行业的胜利故事也失去了活力。上世纪90年代的“IPO或破产”心态已经消失殆净。所以，科技行业中成立的新公司，比如在社交网络、云服务和移动设备等，需要一个更好的理由去走下去，来说服投资者。

保罗格雷厄姆（PaulGraham）和杰西卡利文斯顿（essicaLivingston）给出了这些理由。格雷厄姆是一名软件开发者，在1998年，他将自己的互联网时代的创业公司卖给了雅虎。在2001年左右，他开始在网上撰写文章，刚开始的时候，关注LISP编程语言的厉害之处，后来，他联合创办的孵化器YCombinator在2005年获得了爆发，他开始关注创业哲学。利文斯顿采访了几十位创始人，并在将这些文字汇编成书，在2007年出版了《创业者》（FoundersatWork），这本书成为了创业公司的圣经。

格雷厄姆和利文斯顿提出了一系列想法，在业内流传甚广，并变成了潜在创业者的剧本：

团队比产品更重要！

不要为了巨额投资放弃控制权！

“制造者”，即写代码和设计产品的人，比MBA或销售人员更优秀！

这些从谷歌与Facebook等新兴巨头以及MySpace和Friendste等失败者中提炼出来的剧本，让年轻的创业者深信不疑。他们被告知，创始人知道最关键的是建立信心。引入“有效监督”（adultsupervision）的想法已经过时了，只要创始人能够实现增长，他们就会被原谅，尽管会有许多失败和罪恶。（但这已经不完全是现实了，就像Uber的TravisKalanick的倒下就是一个反面的例子。）

如今，科技公司正试图应对棘手而又顽固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而且这些工作也太多了。人们对诸如“技术只是一种中立工具”或“我们是开放的平台，不对用户的行为负责”这样的解释感到不满。我们知道，科技正在改变世界，但我们也开始怀疑，一篇标题为“在17岁时创办了我的.公司”的文章，可能无法让人获得足够的工具，并很好地去改变世界。

创始人所具备的那种精神可以创造奇迹，但它也会让人变得不深思熟虑以及傲慢。很多时候，创始人完全忽视了他们的工作所嵌入的更广泛的社会/政治/法律/经济背景。如果你的创业公司只是在进行小规模的市场试验，那么这几乎无关紧要。但是，当那些生来就对此视而不见的公司规模扩展到如Facebook和Twitter那样时，事情就会变得一团糟。

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上的一些国家正开始提出尖锐的问题，即科技平台是否正在削弱民主、助长无知，并催生一股新的威权主义民族主义浪潮。面对这些问题，虽然每个人都很难回答，但硅谷创始人会有着一种绝无仅有的手足无措。许多创业者在职业生涯开始时抱有着高尚的理想：言论自由、对差异的容忍、机会平等、对弱者的支持、对法律的尊重等等。他们坚定而天真地相信，他们在世界上做得很好，自己的公司成为了改变世界的手段。但他们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打造产品、筹集资金和招聘人才上，而这些理想通常都会放置在一边。

当这些创始人发现自己在经营着一个“全球帝国”时，他们才会意识到选择一个理想非常容易，但处理好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是很难的。他们不像那些毕生致力于教育、政府、哲学和宗教的人，没有这种能力去做出决定。但是，后者这些人却很少出现在创业公司的名单上。

随着我们对创始人的狂热崇拜逐渐淡去，这种情况也许会改变。我们可以用对跨学科团队的关注来取代对创始人的狂热崇拜。虽然这不会带来什么光环——但可能会带来更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