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李鸿章传有感三篇

读李鸿章传有感（一）

作为晚清朝政重臣之一，李鸿章在中国背负的指责和诋毁很多，自我们从中学课本中学到的历史以来，李鸿章这一“卖国贼”的形象就已深入人心。而众人眼中的李鸿章各不相同，唯有梁任公先生的这本《李鸿章传》最为公正。

这是一个英雄眼中的另一个英雄的形象，梁先生在这本书中这样评价李鸿章：“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而这本书，确实是围绕晚清复杂的政治时局中，李鸿章的功与过来写的。

以李鸿章的学识，虽大权在握，但他的成就也就今天看到的这些，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只知道有军事，而不知道有民政，只知道有外交，而不知道有内治，只知道有朝廷，而不知道还有国民。

这本《李鸿章传》给了我颇多收获。

首先，是梁公治史的态度。梁启超和李鸿章是政治上的公敌，但作者曾亲口说道：“这书中有不少为他开脱辩护的语言，很多与时下的论调不一致，这完全是因为作史者一定要禀着公平之心来写。”为自己的敌人写传记，还能脱离世俗的论调，以公允之心来评定，这是一个史家所拥有的胸襟和态度！

其次，是获得了对李鸿章接近真实的认识。从前对他“卖国贼”的认识，在今天读到这本书后，才是真正地把李鸿章放在他所处的时代、政治时局、世界、和周围的人和事中，看到了一个真正的李鸿章。李鸿章虽饱受国人非议，却被外国人誉为“东方俾斯麦”。他所犯下的历史过错不少，不学无术，许多“不平等条约”的中方代表，都是他签的字，但我读到的更多是惋惜。虽对朝廷忠心耿耿却不知体恤百姓，虽从政严谨细心，却不明时局。总的来说，“李鸿章之遇”之所以“悲”，其根源在于整个民族的落后，而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

梁先生的介绍彻底改变了我先前对李鸿章的认识，由此比较中国近代历史人物，李鸿章确实是伟大的开拓者！

读李鸿章传有感（二）

阅读这本书前，我本人对李鸿章的了解还仅限于历史书上只言片语的介绍：李鸿章，晚清重臣，领导洋务运动，建立北洋水师，签订了《马关条约》等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当时的国人痛斥其为卖国贼。当我读完这本书后，我才对李鸿章有了更多的了解，也渐渐明白了梁启超先生所说的“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李鸿章，安徽合肥人，本名章桐，字浙甫，号少荃，谥号文忠。出生于1823年的他从小便接受良好的教育，可谓是少怀奇志，才华出众。然而，这只是他跌宕起伏的开始：随着道光帝的逝去，刚接过这个担子的咸丰帝似乎还是太过年幼，社会矛盾愈加剧烈，轰轰烈烈的天平天国起义就这样开始了。李鸿章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坚持，在自己的家乡建立淮军，挺过太平天国数次进攻，并在最后打败了顽强的太平军。

从那之后，李鸿章一战成名，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一度被西方报誉为东方俾斯麦。但其后半生的外交手段却是一大败笔：面对诸多刘强的欺凌，总是想着“拆东墙，补西墙”，却意识不到“两墙都倒”才是最终结果，导致我偌大的华夏古国，被列强们瓜分殆尽，还要赔款。

正如梁先生书中所说的那样，李鸿章个人的历史，同事也是晚晴的历史。一口气读完《李鸿章传》，仿佛切实地看到晚晴在列强夹缝中最后的挣扎。对于李鸿章这一争议人物，梁先生也评价得十分到位：“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成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道，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计划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胜之城，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

李鸿章的一生，经历了太多太多，他仿佛做了一辈子的修理工，想把清王朝这栋残破不堪，摇摇欲坠的破旧楼给修补好，终究还是没能成功，但他似乎已经尽力了。“李是时势造的英雄，并非造时势的英雄”，作为臣子，李鸿章对清朝忠心耿耿，从未有过一丝谋逆之心，为保全国土日夜操劳，对百姓的饥苦生活于心不忍，对自己的逝去不能再为朝廷效力而感到悲伤与无奈，对祖国的未来感到叹息。

有人说“为什么李不选择像曾国藩一样，激流勇退，把天下交给下一代人？”我觉得，事情总是要有人承担的，也许李鸿章就是选择了承担吧，不管是骂名，诋毁或是指责，他都接下了。功过似乎早已被定好：大败太平军，接任曾国藩，兴办北洋水师，领导洋务运动，最终却一事无成，签订《马关条约》等，或许，这就是李鸿章的命吧。

读李鸿章传有感（三）

余读任公之《李鸿章传》，感其不幸，痛其衰亡。然细思其人其事，所以有此悲剧者，乃历史与文化所致也。

放眼全球，中国乃四大古国中唯一文化不断者，其两千余年封建历史之长远，所涉疆域之宽广，无一国可出其右者。余研习物理，知物体有特性曰“惯性”，然历史无惯性乎？况中国以天朝上国自居，数千年矣，又何能于一朝一夕之间改乎？由此，虽外疆渐盛，而国人眼界闭塞一如往昔。元以下之海禁，清特起之锁国，伤人未满一百，自损何止十万！少荃诞于斯时，所见所习唯封建礼教，眼界尚狭，纵年岁渐长，所见所闻不同，其本性已定，再难改矣。任公斥之为“不学无术”，然又如何有新思想、新学术供其幼年所习？合肥行改革，自守旧制，而世间封建余潮尚如泄洪难挡，有成功之法乎？恐非世人所能料矣。此况乃历史与文化共定矣，非少荃一人之悲。

德富苏峰曾言少荃性情如中国人之性情：冷血、自大、隐忍、脸厚、善辩、狡诈，或有过之，然并非虚妄。自古以来，能处高位者，有几人不似少荃？如唐之房、杜，宋之王定国、王荆公 ，明之严分宜，清之陈午亭，无论忠奸，性格中必有特质似少荃者。此乃中国官场乃至民俗文化所定者，其间玄机，一句“物尽天择”可谓道尽，少荃性格如此，并非偶然。

虽然，少荃亦人杰，若宋则为吕夷简，若明则为徐阶，也可称之一代名相，何至于后期如此不堪？盖其所生时代，新旧交替之时，少荃随旧潮，更被历史所湮灭亦。若晚生数十年，未尝不可如任公一般指点人物，快然自足。若少荃泉下有感，必叹“时来天地皆同力，远去英雄不自由”。尝闻“生不逢时”乃人生一大痛，古之人诚不欺我！

少荃之不幸，乃历史与文化之故，非唯少荃一人。少荃之同辈人，亦遭历史与文化湮灭矣。否则，以中国四万万人，岂会“列国皆有英雄，而我国独无一英雄”乎？此两者威势之可怖，余今日见矣，诚为一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