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贵抑或低俗——《诸子时代的秩序追寻》读后感范文4300字

高贵抑或低俗——《诸子时代的秩序追寻》读后感范文4300字： 如何对待历史文化传统？人们常常会自然地想起所谓“推陈出新，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等等一类说法。这类说法之所以令人生疑生厌，不仅是因为孔子上承二千五百多年，下开二千五百多年的华夏文化传统之伟大创造，却尚且仅仅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对此，朱子说：“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盖不惟不敢当作者之圣，而亦不敢显然自附于古之贤人；盖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辞之谦也。然当是时，作者略备，夫子盖集群圣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虽述，而功则倍于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而现代人却如此大言不惭，可在文化传统上就连最起码的“述”都难说做到了，哪里还谈得上“作”呢！现代人的确有一种来自于所谓“进化论”的妄自尊大，自以为时间上最晚出者，也就理所当然地是最进步最先进者了，其实却未必如此。再者，还由于西力西学强劲东渐，自家文化传统在主体上早已被宣判为一无是处，于是人们纷纷从西洋引入所谓最先进的“主义”、“观念”等等，仿佛摇身一变就已立于人类进步之巅，足以居高临下势如破竹般地评判一切的一切了。

实际上，他们要么是震慑于西洋的强势文明，自惭形秽，始终沉溺在中华文化失败主义的巨大阴霾之中，不能自拔。于是我们尽管拥有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传统，却不仅不敢为之骄傲自豪，反倒是惟恐不弃之若敝屣而后快！即便以为传统或许还稍许具有价值，但也决不能由其自身说了算，而是非得由别的“主义”或“观念”来加以裁决定夺，否则就绝不可能被肯定为有任何价值！要么他们或许对西洋还略知皮毛，却对本土历史文化传统几近一无所知，竟也胆敢把华夏整个历史文化传统一言以蔽之曰“专制政体”，或者“封建主义”，或者自古即“停滞不前”，且其当下的“病原”皆古已有之，等等，乃至钱穆先生不得不慨然叹之，他讲：我们中国尽管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举其特点有三。一者“悠久”。从黄帝传说以来约得四千六百余年。从《古竹书纪年》以来，约得三千七百余年。（夏四七二，殷四九六，周武王至幽王二五七，自此以下至民国纪元二六八一。）二者“无间断”。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从此始，下至民国纪元二七五二。）自鲁隐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详。（《春秋》编年从此始，下至民国纪元二六三三。鲁哀公卒，《左传》终，中间六十五年史文稍残缺。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资治通鉴》托始，至民国纪元凡二三一四年。）三者“详密”。此指史书体裁言。要别有三：一曰编年，（此本《春秋》。）二曰纪传，（此称正史，本《史记》。）三曰纪事本末。（此本《尚书》。）其他不胜备举。（可看《四库书目·史部》之分类。）又中国史所包地域最广大，所含民族分子最复杂，因此益形成其繁富。若一民族文化之评价，与其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则我华夏文化，与并世固当首屈一指。然中国最近，乃为其国民最缺乏国史智识与民族文化之国家”。 而海军老师《论集》的首篇论文《孔子论“正名”》恰恰也涉及到了这方面的难题，作者一反当下普遍时髦的做法而行之，运用真正的历史意识，拨乱反正，为孔子及儒家之“正名”思想正名。现代人总是动辄想要截断历史之流，要么囿于所谓认识论之名实之辨，要么耽于所谓权利平等之说，以此来解读孔子及儒家之正名学说。应当说尽管有荀子的《正名篇》，但孔孟儒家的正名仍然主要是伦理道德意义与政治秩序意义上的，而非主要是尽管也并不离弃认识论上的名实相符意义。 总的来讲，前者属于德性之知，单纯的后者则仅属于闻见之知。儒家关注的重点始终在前者，而非后者，因为儒家所谓“学”皆为“尊德性而道问学”之学，全副为“德性之知”。儒家多在“正德利用厚生”上考虑“闻见之知”，故闻见之知绝不自外于德性之知。腾飞的祖国读后感（http://www.simayi.net/duhougan/7150.html）至于把权利平等奉为至上，这只是现代人的擅场，古代人一般都不会这样看，他们普遍地奉行等级制，不过儒家并不仅仅关心出身及官位的等级制，而是首要注重德性修养境界上的高低差别，譬如儒家之君子与小人之辨，现代最后一位宋学大师马一浮先生就明确指出：“先儒释君子有二义：一为成德之名；一为在位之称。 其与小人对举者，依前义则小人为无德；依后义则小人为细民。然古者必有德而后居位，故在位之称君子亦从其德名之，非以其爵。由是言之，则君子者唯是成德之名也。” 今日不是有个时髦话题：什么是普世价值吗？我们听过了太多诸如自由、民主、人权、博爱、理性等等，然而我们即使认可它们的价值，它们于人类也仍然如水中月镜中花一般漂浮不定，难以落实下来。为什么呢？答案不外乎是：它们或许就不是什么普世价值；或许即使可以算作是，也不能是根本的普世价值。阙失了根本普世价值这个基础，它们要么就象蹩脚戏子总唱不准调，演砸了剧；要么就只做了今日种种禽兽行为的遮羞布。那么，何谓根本的普世价值呢？张子云：“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船山亦云：“君子修身俟命，所以事天；全而生之，全而归之，所以事亲。”这就是说，“尽敬以事父，则可以事天者在是；尽爱以事母，则可以事地者在是；守身以事亲，则所以存心养性而事天者在是；推仁孝而有兄弟之恩，夫妇之义，君臣之道，朋友之交，则所以体天地而仁民爱物者在是。”亦即事天即事亲。不但“天人合一”，而且“天亲合一”，天道与孝道为一。于是在儒家看来，任何普世价值孰能大于亲亲敬长之仁义原则！诚如孟子所言：“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试问天下古今谁不是父母的孩子？而禽兽亦有父子，那么人畜之别又何在呢？不正在于儒家从来就强调的“父子有亲”之理吗！由此而推出“五伦”与“十义”，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和“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由此而有“三纲五常”的主张，其中尤其“三纲”几为现代人所不容，或许该在这里略作正名，曾读过李秋莎博士对此的辨析，甚为精道，不妨听听，她讲：“自董子言三纲，垂千载以为当然，三纲之云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举伦常之大。‘外则君臣，内则父子’，咸恒之道，生化之源也。其言若曰：君、父、夫为一先行者，臣、子、妻为一从效者，前之于后，始而能肖；后之于前，成而效之，以网譬伦序，其在于中，犹纲之于目也。使前者见之，惟自问于仁、慈、义；使后者见之，惟自勉于忠、孝、听，而举仁、忠、慈、孝、义、听，皆将归于肖天地肖先行者，此言所谓举先包后、举始包成，是未为偏举也。人于其间，各见其性分之当然，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听之义，亦不为别也。君、父、夫为先行者，将为后进开一派天地，见此三纲之言，则其战兢惕厉之意，或将有不能遏者乎？古之君子正己不责人，闻言三纲，惟见己之职分而生惕厉，今人或习于权责对等之说，见此先思他者之责，亦其宜矣，惟非董子言语之失也。” 孔子最为完整的“正名”观念首次出现在《论语·子路》当中，亦即君子“为政”首当“必也正名乎”，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而直接引发孔子强调正名的具体事件，正是当时的卫君父子三代，他们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最为典型恶劣的“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实例。而在《述而》中，又因冉有尚不完全明白夫子正名的坚定主张，而有发问：“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夫子为何不为？胡氏指出，因为“卫世子蒯聩耻其母南子之淫乱，欲杀之，不果而出奔。灵公欲立公子郢，郢辞。公卒，夫人立之，又辞。乃立蒯聩之子辄，以拒蒯聩。夫蒯聩欲杀母，得罪于父，而辄据国以拒父，皆无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国也明矣。夫子为政，而以正名为先。必将具其事之本末，告诸天王，请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则人伦正，天理得，名正言顺而事成矣”。 儒家政治原则最主要体现在《大学》所谓“以修身为本”和“以齐家为重”的主张上，也就是《大学》的三纲八目，即“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以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显而易见，政治不能自外于亲亲齐家，譬如“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再如“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而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典范，在《大学》里引《诗》赞美文王，即：“‘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再有，据载，当尧让臣下推举天子接班人时，之所以推举舜的理由也就是舜即使其“父顽，母嚚，象傲”，却依然能孝事父母，友爱兄弟。而尧又对舜的进一步考察就是把女儿下嫁与舜，把几个儿子派到舜的家里一起生活，看舜究竟如何齐家而家齐的。所以，《中庸》引孔子的话赞美大舜道：“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而孟子亦特别强调说：“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孔子还明确地把这肯定为“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并特意赞美舜乐《韶》，“尽美矣，又尽善也”。 综上，透过典型的正反实例，我们大概可以稍许领会孔子正名主张之良苦用心了，而海军老师所说的“正名”，一种高贵的意蕴，所谓高贵，也就是崇高，的确也只有始终在德性上自觉其尊卑贵贱的前提之下，高贵与崇高才会成为社会所普遍赞美与追求的目标。而一个以低俗为时尚、以粗野为荣耀、以无耻为习常的时代，是必定会杜绝高贵与崇高、拒斥理想的。倘若我们长期身处低俗、粗野、无耻当中，一直为其耳濡目染，习蚩为蚩，甚或以蚩为妍，同时现代人所主张的那些东西多半又仅仅在为之开脱甚或推波助澜，那么我们终究会堕落沉沦了还不自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