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百家对战争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看法 其中儒家是如何伦兵的？

春秋战国时期，频仍的战争几乎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无论是贵族官僚，还是士人平民，都要面对战争，深受战争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研究战争者不仅仅局限于兵家人物，其他诸子也站在各自政治、哲学的立场对战争发表自己的观点、看法，这可以看作是先秦兵家军事思想在诸子范围的扩大和延伸，也可以看作是诸子对先秦兵家军事思想的补充和完善。

先秦其他诸子论兵，既有自己独特的思想个性，又体现了春秋战国的时代共性，是我国兵学文化和古代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儒家对于兵家是如何伦兵的吧。

儒家论兵

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对战争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他们论兵既有学术相承的一致性，又各有自己的特色。

1.孔子论兵

孔子是儒家创始人，强调以礼乐治国、以德服人，主张珍惜民力、不夺农时。卫灵公向孔子咨询战阵之事时，孔子答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有人根据这一段话，认为孔子完全反对战争，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我们研究孔子的战争观，不应拘于一隅，而应全面地综合地考察。

孔子的基本战争观是，不主张以武力解决争端，但也不完全否定战争，而是主张对战争持慎重的态度，不轻言战争。《论语》说：“子之所慎：齐、战、疾。”齐者，斋也。孔子把战争与斋戒、疾病相提并论，慎重对待。孔子也不谈论“怪、力、乱、神”之事。所谓“力”，就是武力，就是兵事。

这些都符合孔子“仁”的核心思想。撇开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的军事伦理特性，不论什么样的战争，都是残酷的，都有大量的人员伤亡、城池的毁坏、物力财力的消耗。战争的残酷性和破坏性与孔子倡导的“仁”的思想相矛盾，是孔子不轻易言“战”的根本原因。

孔子虽然慎言战争，但并不否定一个国家具备必要的兵力。《论语●颜渊》有一则子贡问政的话：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日：“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日：“去兵。”子贡日：“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日：“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这段话表明了孔子的兵力观。孔子认为粮食充足、兵力强大、取信于民是治理国家的三大法宝。这是正确的。但是，孔子认为取信于民可以凭空建立，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假如老百姓没有饭吃，假如没有足够的兵力，取信于民从何谈起呢？

所以《管子●牧民》指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精神意识总是建立在物质经济基础上的，这才是唯物主义的观点，没有物质作基础，信又从何谈起呢？当然，我们不能用今天的唯物主义思想苛求两千多年前的孔老夫子。

孔子的兵力观是以其仁、义、礼、信作为归宿点和出发点的。由此，孔子不重勇力，反对逞匹夫之勇，而特别推崇通过谨慎地使用谋略以成事，也便在情理之中了。子路曾经问孔子说：“子行三军，则谁与？”

孔子说：“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这里虽然表明孔子自己不愿做空手打虎、徒步过河、有勇无谋的匹夫，而要做谨慎多谋的智者，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战”的一般看法一抑力尚谋。

孔子慎言战争，但不是不言战争。他从“仁”的角度出发，主张教育人民，认为只有经过教育才可以投人战斗：“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当然，孔子所说的“教”偏重于仁义教化，而不是军事训练。孔子言“戎”，目的也是为了强调“仁”的作用和“仁”的重要。因而，孔子真正要说的仍然是“仁”，而不是“戎"。

2.孟子论兵

孟子继承并发展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倡导王道，反对霸道，倡导德治，反对武力，认为“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仁者无敌”，提出行仁政而王天下的政治主张。战国中后期，兼并战争非常激烈，战争规模空前扩大，惨烈程度不断加剧，这在《孟子》一书中有很生动的反映：“争地以战，杀人盈野；

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目睹这种现实，认为战争的发动者是“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并由此提出对战犯量刑处置：“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孟子继承孔子“教民”的思想，“教民”主要指道德教化和仁义感化，而不是武力征服。

《孟子正义●告子下》记载孟子反对善于用兵的慎子出任鲁国将领的一段话：“鲁欲使慎子为将军。孟子日：‘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慎子是孟子的弟子，善于用兵，但孟子却反对他为将，而主张以仁义教化人民，而不是以杀伐得志于天下。

孟子继承孔子“仁”的思想，并对其作用进行夸大，认为仁人无敌于天下，可以无往而不胜，甚至认为“以至仁伐至不仁”会流血很少，甚至避免流血，而怀疑《尚书》所载武王伐纣流血漂杵的史实。

认为以仁义之师征伐有罪之国，会受到人民的欢迎，会被认为是去端正他们的国家，而用不着交战便能取胜：“征之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战？”这也是一种比较极端的思想。只有仁义之政而无强大的兵力作后盾，要想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不可能的，只会自取灭亡。

孟子反对国君沾沾自喜地夸耀自己善于布阵、善于作战，认为一且有这种心理就是大罪过，提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观点，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而要“人和”，就必须实行仁政，把国力的强大与否归结于是否“得道"，是否行仁政。

但是孟子也不是反对一切战争，他反对的是非正义的战争，而肯定吊民伐罪的正义战争，说：“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孟子把“仁”的作用夸张到不切实际的地步，似乎“仁”是治理国家和战胜敌人的万灵之药。

实际上，“仁”的提出恰恰说明战国时期的社会缺少“仁”，因为缺什么才提倡什么。这也是儒家企图对当时的社会进行补救的一个反思，说明当时的社会是多么的不仁。

因此，从这个意义来说，并不是孟子多么迁腐，而是当时的社会缺乏仁义，充满暴力、邪恶、血腥、战争、动乱，而使孟子等智者对禹、汤、尧、舜、周公时代的仁义礼乐社会极具向往之情。

参考资料：《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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