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探写作中“比较法”写人好处
在写人的记叙文中，要写出人物的独特品质，突出人物个性，形像鲜明、生动，让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也不是没有方法，我们可以通过写能表现人物个性的事，个性化的语言、肖像、动作、心理来表现；也可以通过相同人物、不同人物在时间、地点、环境、事件诸因素中某些因素相同、相近或相似的比较（即“比较法”）来刻画人物，通过人物自身前后或不同人物在同一地点等问题上的比较，塑造人物，凸显个性。以下我们不妨从文学作品角度谈谈“比较法”写人好处。
通过“比较法”写人，有利于在度同契异中刻画人物性格，塑造出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我们读了《红楼梦》或学了课文《林黛玉进贾府》，对黛玉初到贾府时看到大门前的描写，一定留有深刻的印象。黛玉坐着轿子，映入她眼帘的是三间兽头大门，旁边蹲着两个大石狮子，门口列坐着十来个华冠丽服之人。但到了后面初到贾府的另一个女人——刘姥姥，一进贾府时，大门只有一个“满门轿马”的总印象；门口的那些“华冠丽服”之人，到了她的眼里，竟变成了“挺胸叠肚”“指手划脚”的人。你看，同是初到贾府的女人，她们竟有如此不同的感觉！而这些不同感受，恰好反映了她们各自不同的身份、地位和由此而形成的不同的思想性格。林黛玉出身名门，贾府“老祖宗”——贾母的外孙女，是官宦人家的大家闺秀。她虽有年幼丧母、抛父进京的悲痛，也许她有着些许寄人篱下的自卑和感慨，但绝不是那种地位微贱的自卑和低眉乞讨的羞愧。因此，她能从容冷静地观看贾府门口的种种情景。相反，刘姥姥是一个只靠二亩薄地过日子的穷人，是到贾府来“打抽丰”——讨钱的，又未曾见过大世面，心中自然是充满着自卑、羞愧、胆怯；在这样情绪的支配下，只有自惭形秽，岂有观赏之兴？只有惊骇之情，岂有评品之胆？她眼中看到的人、事、物，理所当然迥异于黛玉。曹雪芹将林黛玉和刘姥姥这两个不同的人物置身于同一环境下，表现出她们不同的态度和情感世界，反映了她们不同的身份和地位，刻画出她们不同的思想和性格。这里运用“比较法”写人，其原因在于现实生活中的人本来就是在社会背景下相互比较中存在的。差别的存在来源于比较，恰如社会中各种不同性格的人物互相比照着存在，才组成了这个富有生机的人类世界。
通过“比较法”写人，可以让人物性格在比较中相得益彰，收到更好的艺术效果。同是面对飘飞的柳絮，黛玉咏的是“漂泊亦如人命薄”，宝钗看的却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这也如同我们平时看到浮萍与流水时，有人唱的是“萍水相逢”（萍聚），有人歌的却是“萍水难分”（萍水相依）。这种比较，能清楚地显示两类人不同的遭遇，不同的处境和对功名利禄的不同态度，形成一种相互反衬的强烈对照，从而使人物形象显得更加鲜明。《水浒传》里的许多人物，也往往在比较中各得其妙。李卓吾和金圣叹所评：“《水浒传》文字绝妙千古，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辨”，像“鲁达的粗鲁是性急，史进的粗鲁是少年任气，阮小七的粗鲁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的粗鲁是气质不好”等等。这也说明，文学作品在比较中挖掘了人物性格深处的微妙差别，让那些看似性格相似的人物各个呈现出不同的鲜明个性。
通过“比较法”写人，有利于作者寄托自己的褒贬爱憎，暗示作品主题的倾向性。班固在《苏武传》中用李陵的劝降比照苏武的坚贞，热烈赞颂了苏武艰辛备尝、不辱使命的爱国情操；蒲松龄在《胡四相公》中用狐仙胡四相公比照张道一，无比愤懑地谴责了胞兄竟不如狐友的炎凉世态；苏叔阳《我的老师》通过学生想知道老师截肢的心理与老师讲课时即兴发挥，借女娲造人的传说为自己解嘲，寥寥数笔刻画老师直面人生的乐观气度和幽默风趣的个性。这些都是十分典型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