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钞书者可以成创作”：浅析荀悦《汉纪》的编纂特色
前言
“善钞书者可以成创作”，此话出自梁启超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是他对《汉纪》的客观评价。
《汉纪》此书，是东汉末年史学家荀悦在取材《汉书》的基础上，进行再次编排和删减而成的一大史学著作。就影响而言，《汉纪》或许不如《汉书》；但若论在历史编纂学上的地位，《汉纪》绝对不容忽视。基于此，本文就来浅析荀悦《汉纪》一书的编纂特色。
一．关于《汉纪》基本情况的大致介绍
《汉纪》一书，是由东汉末年的史学家荀悦奉汉献帝之命，在取材《汉书》的基础上写成的，史称"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荀悦采用《左传》的编年史体例，通过剪裁删略的方式，用两年的时间，把八十多万字的纪传体断代史《汉书》缩编成了十八万字的编年体断代史《汉纪》。
《汉纪》一共三十卷，纪事起自刘邦入关灭秦，终于王莽篡汉。总计十二世，十一个帝王，包括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其书以班固《汉书》的本纪、列传为主要依据，加以编撰论列，二十志、八表，各选择其中重要的材料，按年代编。自问世以来，由于其"词约事详，论辨多美"，很快便大为流行。
二．《汉纪》编撰体例的主要特色
《汉纪》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断代史书，也是新编年体史书的奠基之作，梁启超称它为"此现存新编年体第一部书也"。整体来看，《汉纪》在编撰体例上的特色主要表现在将传统的编年史体断代化，并且吸收了纪传体编撰体例的某些长处，将编年体与纪传体较好地融合在了一起，实现了融纪传体之所长于编年体中。
（一）将传统编年体断代化，创造了断代编年体的新编撰体例
将传统编年体断代化，开创了断代编年史新体例是《汉纪》在编撰体例上最主要的特色，也是《汉纪》在史学发展过程中最为突出的贡献。
所谓编年体，是指按年、月、日的顺序编写史书的一种常见的体例。它以年月为经、以事件为纬，严格按时间顺序编写。编年体是我国最早出现的史体之一，早在春秋时期，孔子根据鲁国史书所修订的《春秋》，便是传统编年体的雏形。而之后左丘明为解释《春秋》所著的《左传》，则可以称得上是传统编年体的成熟之作。然而，无论是《春秋》还是《左传》，都存在着由于单纯按照时间排列史事所造成的历史人物和空间的割裂感，故而都没有形成完备的编年史体例。
《汉纪》的编撰体例，是在继承《春秋》、《左传》这类传统编年史体的基础上，同时又参照了《汉书》断代为史的方法，从而创新性地把传统编年体断代化，开创了编年体断代史的新体例。由于"断代为史，始于班固"，故而《汉纪》编撰体例的创新，本质上是在借鉴《汉书》断代史体例基础上的创新。
正因如此，《汉纪》的出现，才真正意义上完善了编年体的体例，真正建立起了编年史体的规模，使得编年体断代史迅速蓬勃发展，足可与纪传体断代史相抗衡。对此，梁启超也曾说道：
"盖自班固以后，纪传体既断代为书，故自荀悦以后，编年体亦循其则。每易一姓，纪传家既此作一书，编年家复为作一纪而皆系以朝代之名，断代施诸纪传"。
在《汉纪》以前，传统的编年体史书往往并没有出现过编年体断代史的先例。由于《春秋》、《左传》之类的传统编年史书往往记载一个时代的史事，故而其记载显得比较杂乱无章，逻辑也比较混乱。
而《汉纪》的出现，运用断代为史的方法，成功地将传统编年体断代化，生动地记叙了西汉历史上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使得西汉一代的历史清晰地呈现了出来。正因如此，《汉纪》的编年断代史体例才深受后人推崇，后来东晋袁弘所著的《后汉纪》便是继承了这一编撰体例。
因此，就编撰体例而言，《汉纪》以时代史为朝代史，完成了传统编年体通史向新型编年体断代史的转变，丰富了编年体的体例多样性，真正建立起了编年史体的规模，真正确立起了新编年体的史学地位，也为以后史书的编撰提供了一种较为成熟的编撰体例。
（二）吸收了纪传体编撰体例的长处，融纪传体之所长于编年体中
《汉纪》在编年体的大框架上，融入了纪传体的长处于编年体之中，将编年体与纪传体较好地融合在了一起，这是其编撰体例的又一大特色。
所谓纪传体，是指以人物传纪为中心的一种体裁。具体而言，纪传体是以人物为经，以事件为纬，根据人物叙述史事的一种编纂体例。就出现时间而言，纪传体晚于编年体。司马迁《史记》的诞生，标志着纪传体例的诞生。而纪传体断代史的奠基之作，则是班固的《汉书》。
关于编年体和纪传体各自的优缺点，刘知几在《史通》中明确指出：
“夫《春秋》者，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至于贤士贞女，高才俊德，事当重要者，必盱衡而备言；迹在沉冥者，不枉道而详说。故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其所以为短也。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又编次同类，不求月，后生而程居首峡，先辈而抑归末章，此其所以为短也。"
简而言之，编年史的长处在于叙述历史事件较为清晰全面，短处则在于对历史人物的记叙难以完整。而纪传体则与编年体相反，长处在于能够完整地记叙人物的生平活动，短处则在于记叙的历史事件常常存在不全面和不连贯的弊病。因此，在记叙历史人物的生平活动和刻画历史人物的形象方面，纪传体例明显优于编年体例。
正是由于纪传体具有长于记人的优点，荀悦在编撰《汉纪》的过程中，特意吸收了《汉书》中的纪传体写法，将纪传体中记叙历史人物的编撰方法融合到了编年体之中，从而构筑了新编年体的大致框架。具体而言，《汉纪》在注重叙事的同时，也注重加强对人物形象的刻画，通过补叙、追忆的写作手法，将记事与记人较为巧妙地结合了起来，使得《汉纪》既有完整的史事记载，又刻画了生动的人物形象。具体表现如下：
以项羽和王离在巨鹿交战为例，《汉纪》的记载如下：
"十有二月，项羽济河，沉船破釜，烧庐舍，令人持三日粮。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九胜，绝甬道，大破秦军，虏王离。当此时，诸侯救巨鹿十余壁，莫敢进。及楚击秦，诸侯从壁上望，楚战士无不以一当十。又羽兵呼声动天地，诸侯军人人莫不怖惧。于是既破秦军，羽见诸侯将，入辕门，膝行而前，莫敢仰视。羽由是为诸侯上将军，兵皆属羽焉，于是羽威权遂振四海。"
紧接这段记载之后，《汉纪》又对此战中的一些细节进行了补叙和追忆，即：
"初，宋义与项羽将五万拒秦三将。当王离与项羽大战时，精兵四十万众，并章邯军故也。"
通过这段补叙，进一步解释了王离在和项羽交战时为何会有精兵四十万的原因，从而既丰富了此战的具体细节，又便于加深读者对此战的理解。
因此，就《汉纪》的编撰体例而言，明显借鉴了纪传体在刻画人物形象方面的长处，从而呈现出融纪传体之所长于编年体的特色。
三．《汉纪》编撰方法的主要特色
《汉纪》除了在编撰体例上颇具特色外，在编撰方法上也是很有特点。整体来看，《汉纪》在编撰方法上的特色，主要体现在它以纪为纲的编撰形式、颇具政治色彩的史论编撰以及多次运用的类叙方法。具体如下：
（一） 以帝纪为纲，框架明晰
就内容来源而言，《汉纪》多是取材于班固的《汉书》。因此，《汉纪》的编撰方法，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汉书》编撰方法的影响。而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汉纪》以《汉书》的十二帝纪为编撰纲领。
《汉纪》此书，整体框架便是以《汉书》的十二帝纪为纲，在此基础上，再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汉书》中志、传、表的内容，从而记叙了西汉（包括王莽新朝时期）一代共计242年的史事。正是这十二帝纪的基础框架，构建了《汉纪》三十卷的内容。
《汉纪》三十卷具体包括：高祖皇帝纪有四卷、孝惠皇帝纪有一卷、高后纪有一卷、孝文皇帝纪有两卷、孝景皇帝纪有一卷、孝武皇帝纪有六卷、孝昭皇帝纪有一卷、孝宣皇帝纪有四卷、孝元皇帝纪有三卷、孝成皇帝纪有四卷、孝哀皇帝纪有两卷、孝平皇帝纪有一卷。
由此可见，《汉纪》的这种编撰方式，明显地具有《汉书》纪传体例的色彩。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汉纪》与《汉书》都是以西汉的十二位帝王的纪为纲要，但在侧重点上则颇有不同。
在《汉书》中，上至汉高帝、下至汉平帝，每位皇帝都只有一卷内容，十二位皇帝一共有十二卷的内容，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编撰侧重点。与之不同的是，在《汉纪》三十卷中，汉武帝刘彻时期的史事就有六卷，占据了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一。而汉高帝、汉宣帝和汉成帝的史事也各有四卷，这四位皇帝加起来的卷数总和竟多达十八卷，占据了《汉纪》全书三分之二的内容。
此种编撰方式，充分显示了《汉纪》在编撰方法上具有着明显的轻重取舍的倾向，即重要皇帝时期的史事大量抄录，而相对不重要皇帝时期的史事则尽量删减，也从侧面印证了《汉纪》的编撰本质就是为了探究西汉的治乱兴衰，从而为汉献帝提供历史借鉴。
因此，尽管《汉纪》在编撰方法上明显借鉴了《汉书》以纪为纲的特点，但与《汉书》相比，《汉纪》在对西汉历史事件和人物的侧重点上则有着自己的考量。
（二） 注重史论的编撰，政治色彩强烈
就本质而言，《汉纪》是一部帝王教科书。荀悦编撰《汉纪》的出发点，就是通过总结西汉一朝的治乱兴衰，来为汉献帝提供统治经验。因此，在编撰方法上，《汉纪》中的史论部分一直是其编撰的重点，而且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
纵观《汉纪》一书，其史论内容主要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包括《汉纪》的序以及后序；第二部分是《汉纪》中每一帝纪末尾的"讃曰"，此部分主要是荀悦对《史记》、《汉书》等内容的照抄；第三部分则是贯穿于全书之中的"荀悦曰"，这一部分都是荀悦自己的原创发论之说。
在这三个组成部分中，以"荀悦曰"为代表的史论最具政治色彩，故而本文所说的史论特指《汉纪》中的"荀悦曰"这一部分。据统计，《汉纪》全书出现"荀悦曰"的地方共有三十五处。本文以《汉纪》卷四《高祖皇帝纪》的一则"荀悦曰"为例，原文记载如下：
"荀悦曰：贯高首为乱谋，杀主之贼，虽能证明其主，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赎公罪。春秋之大义，居正罪无赦。赵王掩高之逆心，失将而必诛之义，使高得行其谋，不亦殆乎！无藩国之义，减死可也，侯之，过欤！"
此段"荀悦曰"的发论背景，是汉高祖刘邦在明知赵王张敖有包庇赵国国相贯高谋反之事的情况下，却听从贯高之言不仅宽赦了张敖，而且还封张敖为宜平侯。荀悦正是针对刘邦封张敖为侯的举措，以春秋大义而进行议论，认为张敖虽罪不至死，但对于贯高谋反之事还是有责任的，并不应该被刘邦封为侯，既显示了荀悦浓重尊君的正统政治观念，也体现了《汉纪》中以"荀悦曰"为主体内容的史论具有"取法《春秋》, 论议深博"的特点。
除此之外，本文再以《汉纪》卷九《孝景皇帝纪》的一则"荀悦日"为例，原文如下：
"荀悦曰：江都王赐天子旌旗，过矣。夫唯盛德元功有天子之勋，乃受异物，则周公其人也。凡功者，有赏而已。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人君之所司也。夫名设于外，实应于内；事制于始，志成于终。故王者慎之。"
此则"荀悦曰"，是荀悦针对汉景帝赐给江都王刘非天子旌旗一事有感而发。刘非在抗击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之乱中立有战功，汉景帝为表彰刘非的军功，赐给了刘非天子旌旗。荀悦认为汉景帝此举违背常制，做法太过了，并以孔子之说来论证君主的器物和名分不能轻易赐予臣下，显示出荀悦鲜明的君臣等级思想。
以此观之，《汉纪》中的"荀悦曰"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且多是因事发论，着重探讨为政的得失和君臣之间的等级之分。后世之君对《汉纪》中的"荀悦曰"评价极高，如唐太宗就称赞它论议深博，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甚至还把《汉纪》和《史记》、《汉书》一起列为了唐代学子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
（三） 类叙法的大量运用
在编撰方法上，《汉纪》除了具备上述所说的以帝纪为纲、史论极具政治色彩外，还具有大量运用类叙法的特色。
所谓类叙法，正如荀悦在《汉纪序》所说："通比其事，列系年月"，是指在记某事某人之时，顺便记与之有关的或同类的事和人。此种记叙方法，在《汉纪》中广泛可见，现举出三例如下：
第一例：《汉纪》在记载陈馀劝秦将章邯反秦一事上，就类叙了秦将白起，蒙恬等人的事迹，具体记载如下：
"白起为秦将，南拔鄢、郢，北坑马服，攻城略地，不可胜计，卒赐死于杜邮。蒙恬北逐戎人，开榆中之地数千里，竟死于阳周。何者？功多而秦不能封，因以法诛之。今将军为将三年，所亡失以十万数，而诸侯并起。丞相赵高专政日久，今事急，恐二世诛之，必因以法诛将军以塞责，使人更代以免其祸。"
此种类叙的方式，使得《汉纪》内容不仅仅局限于汉朝的史事和人物，而能得到时空方面的拓展。
第二例：《汉纪》在记载韩信时，顺便记载了与韩信有关的下乡亭长、漂母和淮阴恶少三人。原文记载为：
"初，信家贫，常寄食于下乡亭长，亭长妻厌之，乃自绝而去。钓于下邳城下，有漂母怜信，食信数十日。信曰：富贵，我必厚报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岂求报乎！淮阴市有少年众辱信曰：能死，杀我；不能死，出我跨下。信遂俛而出其胯下，市人大笑之"。
在韩信功成归乡之际，《汉纪》又对这三人进行了呼应式的记叙：
"（汉六年）春正月，徙齐王韩信为楚王，都下邳。信乃赐所从食漂母千金。召下乡亭长曰：公，小人也，为惠不终。赐钱百万。召辱己少年曰：壮士哉！以为中尉。"
《汉纪》采用此种记载方式，既首尾呼应，又拓展了记叙史事的空间和时间范围。
第三例：《汉纪》在记载刘邦封其长兄刘伯之子刘信为刮羹候时，类叙了与此相关的刘邦兄嫂，具体为：
"高帝兄弟四人，长曰伯，早卒，追号为武哀侯，封子信为刮羹候。初，上微时，数将客过嫂食。嫂厌食之，阳为羹尽，刮釜。上闻恶之，故号其子为刮羹候"。
《汉纪》的这种类叙写法，既能记叙像刘邦之嫂这类微小而无关紧要的历史人物，又能对某些具体史事达到很好的解释效果。
因此，综合上述诸点，《汉纪》全书所采用的类叙式的编撰方法，真正突破了以往编年体叙事囿于年月日的局限而多所遗漏的现象，达到了巧妙的叙事效果。
小结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编撰体例还是从编撰方法上，《汉纪》一书都可谓颇具特色。
以编撰体例而言，《汉纪》将传统的编年体断代化，开创了断代史编年体的新编撰体例。同时，它也吸收了纪传体例在记人方面的长处，巧妙地将编年体与纪传体相融合，具有融纪传体之所长于编年体中的特色。
以编撰方法而论，《汉纪》以帝纪为纲，侧重史论的编撰，以及大量运用了类叙法，在记事方式上颇为巧妙。
本文参考的主要文献：
[1] （东汉）荀悦撰，张烈点校：《汉纪》，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
[2] （刘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3] （唐）刘知几,（清）章学诚撰：《史通·文史通义》，长沙：岳麓书社，1993年。
[4] （后晋）刘煦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5] （清）纪昀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6]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7]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 1999年。
[8] 白玉林，曾志华，张新科主编：《后汉书解读》，北京：华龄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