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杜撰典故 欧阳修却说:他的文章一定会独步天下
北宋嘉佑二年,宋仁宗命时任礼部侍郎、翰林侍读学士的欧阳修为主考官主持礼部考试,试题为《刑赏忠厚之至论》,就是要论述古代君王奖惩赏罚都本着忠厚宽大的原则。苏轼以“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为论点写了一篇文章。其中引经据典地写道:“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
副主考梅尧臣读罢此文,唏嘘不已,感叹有“孟轲之风”,十分看重,当即推荐给主考官欧阳修。欧阳修读后,也很赞赏此文,就是对文章中苏轼引用的“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的典故感觉颇为模糊,想不起出自何处。但是又觉得这段史料对论点论述地严丝合缝,没有任何不妥。于是大笔一挥,点了这名考生进士第二名。
考试过去之后,欧阳修问苏东坡:“尧和皋陶这段话见于哪本经书记载?我怎么一时想不起在何处读过。”苏东坡说:“我想当然而。”苏轼说,我想尧帝为人宽厚,司法官非常严格,他理政时期,自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吧。这里就是苏轼故意编造出来的例证。其实尧与皋陶争论的事情,历史文献上根本就没有记载,苏轼是为了赞美圣人的宽容而一时耍出的小聪明。但它也是大智慧,因为后来欧阳修问及此事,苏轼就承认了自己的想当然。
其实苏轼也是根据当时的社会现实而有意编造出来的。这看似小聪明,其实也是大智慧。欧阳修听完苏轼的解释,不仅没有因为苏轼的杜撰而感到恼怒,反而大加赞赏,认为苏轼这个人善于读书,善于灵活运用知识,以后写文章一定会独步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