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你了解晚明商业出版 阅读与写作私人化
关于《金瓶梅词话》的诸多研究己达成以下共识：这部杰作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在作者由集体创作向个人独立创作转变、题材由历史故事、英雄传奇、神话传说转向家庭社会日常生活、从着重故事情节编织转向人物性格塑造等方面作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笔者认为，以上被认为是其独特创新或在古代小说史上具有新变意义的动向，都这部作品注重对人类身体的呈现这一事实紧密相关。从身体叙事的角度重新审视《金瓶梅词话》，对于我们理解和确立《金瓶梅词话》的文学史地位有着重要意义。
深究作者在小说中表现身体之背后的原因，并不是本论文的主旨。如果需要尝试为这种相关性寻求解释，这里只能做极为简要的论证，以为本论文所讨论之主题的背景。作为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章回小说，《金瓶梅词话》中转向日常生活，特别是对身体的关注这一变化是得到至少以下三个条件支持的：一是身体作为文学主题的创作积累和与身体有关的超出文学领域的文本资源，二是阳明心学和李贽在思想层面的影响，三是这一变化是晚明发达的印刷业所引发的一系列变革之一部分，也与晚明视觉文化关注人体的倾向一致。
首先，中国古典文学对表现人的身体的兴趣、对情爱和性的肯定，可以追溯到久远的源头，但在古代小说史上，直至唐传奇中以男女情爱为主要内容的《游仙窟》、《莺莺传》等一批作品的出现，才开始大胆描写女性身体与性爱表现。在《金瓶梅词话》问世几十年前的弘治、正德年间，含有大量色情描写的作品纷纷问世。文言短篇小说《如意君传》及更早强调采补术的色情传统为《金瓶梅词话》所继承。这部作品对后者处理性的主题起了先导作周，甚至成为其抄袭片段的来源。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在对身体这一文学议题的继承上，《金瓶梅词话》的关注是多角度的，可以说以往文学作品中关于身体的讨论在这一叙事作品中得到了集中的呈现和更深层次的挖掘，它所依赖的资源范围极广，除了其对己有文学资源中的引用，其触角远远超出了文学传统本身。在外貌描写方面，《金瓶梅词话》对人物脸庞与身形的描写并未达到高度精确与细致的程度，往往因袭其他文学材料中对人物外貌描写的韵语陈套。与《三国演义》、《水济传》一样，其肖像描写用语大量借用《神相全编》、《神异赋》、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可参见美韩南：《〈金瓶梅〉探源》，《韩南中国小说论集》，王秋桂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月第版，第—页。《麻衣相法》等明代流行相书中之固定表达。至于小说中与生育、疾病相关的部分，《金瓶梅词话》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明代医学成果，尤其是医学材料中的病案和药方纪录，对于入病状态的描绘却有难得的属于自身的原创性。
其次，阳明心学的兴起被认为是明代中后期思想文化活跃多元的思想基础。这一思想的流行打破了程朱理学的统治，催发了自我意识与独立人格的觉醒。阳明心学流布天下并在嘉靖、万历年间分化为多种流派。王学左派，即泰州学派肯定人欲的合理要求，重视世俗生活，主张追求发展自然之性。其中离经叛道、狂放激进的思想家李贽提出“吃饭穿衣，即是人伦物理”，同时认为追求“富贵达利”是人的普遍本性。此外，李贽直接针对文学发言。他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章，《西厢记》和《水讲传》可列入“古今至文”，亲身参与通俗小说评点实践来打破对小说的偏见。这样的形势之下，袁宏道将《水济传》、《金瓶梅》列为“逸典”与深受心学影响的其他士人，如汤显祖、冯梦龙、屠隆、王思任等，掀起了晚明“言情”的思潮。如果没有李贽及其先驱王阳明的思想贡献，以及李贽对正统思想的质疑与挑战，《金瓶梅词话》的诞生恐怕将是完全不同的情况。
此外，在以上两点的基础上，《金瓶梅词话》以小说叙事的方式全面呈现身体之存在的做法，与其时印刷文化与视觉文化中呈现的态势之关联值得注意。从明清出版文化领域的研究成果可知，《金瓶梅词话》诞生的时代正处于明代印刷出版业巅峰期年至年前后）。这一历史时期印刷品生产与消费兴盛，拥有多个印刷中心地区，已形成全国范围和地区范围的图书流通网络与不同档次的图书市场，出版物种类繁多。作者、编辑者和出版商对书籍版式进行多样化的改造，并通过前言、插图、点评等渠道和广告形式进行图书促销。
同时，随着书籍市场的细化，读者群亦扩展至社会各阶层，“雅”“俗”不同层次的消费者可以获得相同内容、不同档次的图书。在这一时期五花八门的出版市场上，各类诗集文集、应试资料、尺赎手册、宗教手册、邸报、交通旅游指南、日用类书、小说戏曲、文学选集、字帖拓片、画册等出版物的共生状态是值得重视的。这种共生状态最直观地表现在商业出版重镇与著名出版商经营的事业上。如著名书坊刻书家和书商余象斗，是通俗小说、类书、举业之书的编纂者，也是通俗小说作者。
关于余象斗生平与刻书的概况，参见萧东发：《建阳余氏刻书考略》（上、中、下），《文献》，年同时，更重要的是，多样的出版物中与身体相关的材料使人有理由相信，《金瓶梅词话》对身体的呈现是与晚明视觉文化对身体的关注相一致的。鲁迅为《金瓶梅词话》“淫书”之恶溢辩护时所指的“时尚”同样在视觉材料中出现。众所周知，在这一色情小说产生的高峰期，同时被大量生产的是春宫图，这些作品都以直白地表现性事为主题。但这两类材料兴盛于同一时期这一事实所蕴含的意义远非表面所见的那么简单。
柯律格（在对明代视觉文化的研宄中发现，对当时观看者而言，具有色情意涵的作品其实远远超过《花营锦阵》之类的春宫图。绘画、装饰图案、戏文和小说插图中男女共同出现在同一画面或场合的情况，几乎都带有在严格道德标准下应受谴责的情色意味。更重要的是，在明代文人对图像的评价体系中，绘画和香盒、屏风等造型装饰中只要有人物出现即是“俗物”、“俗品”，为明代艺术的主流叙事所排斥。但正是在占主导地位的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严重脱离的评价体系下，与人体相关的图像生产与印刷出版却出现了井喷效应：绘制祖先遗像盛行，《明状元图考》、《明人肖像册》、《闺范》等汇编与手绘古今名人像传持续增长，作者画像出现在文集卷首，《三才图会》收录了包括明代皇帝在内的大量历代君王画像，主流画家也创作同时代人物群像，小说插图更是以指向特定叙事片段的人物为主。此外，这一时期“视觉私人化”现象大大发展。
在图像消费的环节，临摹翻印的画谱类书籍为读者提供了仅供私人欣赏的画作，与集体欣赏收藏真品的社交行为截然不同，这之间发生了公开性与私人性观看行为的转变，与壁画等公开展示的图像形式的衰落相应而生，是视觉私人化发展的一种表现。—方面是图像材料中人物题材的大量增长，一方面是图像观看行为日益成为离开公共环境的个人行为。
晚明视觉文化中出现的这些新变之所以与本文议题相关，是因为阅读小说与欣赏图像一样，首先体现为一种视觉行为，通过眼睛对文字的阅读引发读者的想象。图像或文字都是作为文本的形式为观看者或读者的视觉系统认识。西方思想中有着长久的将视觉与认知联系起来的传统。亚里士多德（这样解释二者的关联：“求知是人类的本性。我们乐于使用我们的感觉就是一个明证；即使并无实用，人们总爱好感觉，而在诸感觉中，尤重视觉。无论我们将有所作为，或者竟无所作为，较之其他感觉，我们都特爱观看。理由是：能使我们认知事物，并显明事物之间的许多差别，此于五官之中，以得于视觉者为多。”黑格尔直接将视觉定义为人类感官中认识性的构成。不过，视觉与认知之间的深刻关联，一方面表现为眼晴作为一种认知器官，使人认知对象，产生知识；另一方面，视觉又并不是黑格尔所认为的那样是“无欲念的”纯粹理论器官。尼采将被忽略的“厄洛斯”（的部分重新带回观看过程，
对上述柏拉图主义倾向进行反拨他认为，很大程度上狄奥尼索斯化的阿波罗式视觉，或称审美视觉，首先是一种包含性和肉欲的“身体状态”，因此不能允许有一种脱离肉身的观看性质。简言之，人类认知世界的渴望与窥探身体的渴望通过眼睛这一负责看的器官的连接而天然地具有深度关联。
如果我们认同上述视觉与认知的双重特殊关系，有理由提出这样的思考：晚明时期的视觉私人化不仅表现在对图像的观看中，同样体现在对小说的阅读中，同时影响了小说的创作。
德塞托（曾提醒我们注意沉默阅读的现代性意义，他说：
“从最基本的层面来讲，阅读自三个世纪以来变成了一种眼睛的动作。它不再像从前那样伴随着口头发音带出的声响，或者肌肉的动作。不再高声或低声地阅读，这是一种‘现代’体验，曾在几千年的时间里不为人所知。从前是读者将文本内在化；他用自己的声音组成了文本的躯体；他是它的作者。而今天，文本不再将自己的节奏强加于读者身上，它不再通过读者的声音来表现自己。这是身体的隐退，作为文本自治性的条件，其实是与文本保持距离。对读者来说，它是。”也对通过出声朗读或吟咏的口头阅读与只依赖视觉的沉默的阅读所进行的对比，提醒我们注意《金瓶梅词话》这样的作品在其产生之初所面对的阅读环境及其被阅读的实际场景，考量它与之前存在的章回小说被阅读时可能产生的差异。
沉默的阅读在《金瓶梅词话》出现之前就己经有了，但这部作品出现在对叙事作品沉默的阅读开始胜过在公共场所通过声音来欣赏的时期，明代文人文化发展己经到了将剧本也作为读物的地步。虽然张竹坡坚持认为，读《金瓶梅》“若连片念去，便味同嚼蜡，止见满篇老婆舌头而已，安能知其妙文也哉”，应该像念诵经典一般“以头代棹，一手指文，一字一句唱之”。但实际阅读情境中《金瓶梅》似乎并不适合出声朗读：它不具备被出声朗读的传统和目的；同时，虽然小说中偶有“拟说话”的场景出现，但它实际上并不邀请现场观众的集体参与。虽然据说曾经出现以“用北调说这种悄无声息地独自阅读形式所暗含的“现代”特征，使《金瓶梅词话》如何被阅读这一问题有了另一回答方式：这部作品一方面无法以出声朗读的方式召唤公众集体参与，另一方面却为读者提供了新的交流与自我交流的可能，读者因只需凭借视觉的阅读方式而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和孤寂。“在这种孤寂之中，小说读者比任何人都更小心翼翼地守着自己的材料。”正如瓦特所意识到的那样，由于长期以来印刷物所带有的权威性给读者造成的主观色彩隐退的观感，读者在面对印刷本小说时更容易进入无意识的阅读状态，进入其所描绘的想象世界。
读者阅读之无声得以实现的原因，首先是印刷出版业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它使小说阅读私人化成为可能。陈大康的研究表明，通俗小说的繁荣始于万历二十年（年，此后三十年间记录在案的小说名目达约五十种，是此前七十年新出作品速率的十几倍。目前掌握的资料表明，在钞本流传时期，读到《金瓶梅词话》的人极为有限，直到年在苏州首次印行才使这部小说立刻引起轰动。只有在大规模公开印行销售才使得对小说的大规模私人消费性阅读成为可能。
但更为根本的，与这种沉默的阅读互为因果的，是读者在小说中看到的私人生活的浮现。很难想象《金瓶梅词话》中过于隐秘幽暗的段落或看似卩罗嗦拖杳无意义的对话能够进入传统说话表演的明亮空间；但因此，从听与读相区分的角度而言，这是一部面向读者而非听众的作品，同时它所开拓的文学领域也是面向读者而非听众的。与读者不出声的阅读相对的，是小说家沉默的创作。小说家不再是“讲故事的人”、在离开公共场合需要对话的人群的同时，他也离幵了公众所熟悉的对象，哪些人群所共享的历史故事与英雄传说，而转向了日常性的私人生活经验。可资参照的西方小说的兴起过程中，私人生活从其初期幵始即是主题。英国小说诞生过程中，与属于中产阶级的一整套围绕个人主义与家庭领域、女性私人生活、新教伦理展开的的意识形态兴起之间产生紧密联系的，正是这一新兴文类对于私人经验的兴趣。
隐私只有在被侵犯时才真正成为隐私，并作为隐私得以显现。小说在关注私人生活的同时必然造成对于私人生活的入侵。而私人生活经验所围绕的核心，是身体在这部小说中以史无前例的面貌出现在读者眼前。
《金瓶梅词话》幵启的所谓题材转向的文学新变同样可被视为小说叙述入侵私人生活身体领域的结果。《金瓶梅词话》作者诉诸读者的视觉进行创作的特点早己受到学者注意。齐裕棍在论及明代小说从说书体小说向文人创作小说过渡时谈到：“到了《金瓶梅》以后，小说完全摆脱了说书体的影响，作家创作小说是诉诸读者的视觉，读者也可以反复阅读，细细品味，因此，小说不再依靠惊心动魄的故事吸引人，描写更加细致和丰赡，日常生活的场景和人物心理活动有了精细的描写。”因此可以说，就文学与明代中晚期社会发展状态而论，小说表现领域的转变与小说由口头流传、世代累积而成转到书面表达、作家个人创作有关，背后是小说创作或表达与其被接受的状态都有公开、公共转向私人化行为有关。兰陵笑笑生在流行的《水济传》中找到了潘金莲一枝铺展出新的故事。
但是比较《金瓶梅词话》的前五回与其所源出的《水济全传》第二十三至二十七回，读者会发现不少改写，主角潘金莲和西门庆身世具体化、人物生辰和身体有关描写段落与诗词的增加，都是其中较为明显的部分。从这些改写出发，小说家将触角伸向平民日常生活内部的企图心逐渐扩大，铺陈出整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