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达母亲话剧译稿丢失几十年后回归 英达将它搬上北京人艺舞台

如果你抱着大笑一场的想法，去看英达执导的新话剧《阳光下的葡萄干》，也许会感到有些失望。

不过散场后走出剧场你不会失落，你可能会获得比大笑更值得珍惜的东西。

|一

《阳光下的葡萄干》是今年北京人艺推出的第一部新剧，而对于大部分中国观众来说，这出戏的名字也显得很陌生。这与这部剧在中国的曲折遭遇有关。

《阳光下的葡萄干》演出海报

《阳光下的葡萄干》是非洲裔美国剧作家洛伦·汉斯贝瑞的作品，1959年在百老汇公演，而后两次被拍成电影。全剧的故事与当时美国实行的种族隔离制度密切相关，一家人面对白人群体提出的傲慢蛮横的要求，最终选择了迎难而上。

这部剧在美国上演后，被一位中国的翻译家发现，她一眼就判定这将是一部经典之作。由此在60年代初，这位同时也是戏剧人的译者承受着那个时代的政治压力，以及家庭生活的负担，最终完成了剧本的翻译。然而还未等剧本付梓并搬上中国舞台，她就因运动来袭被关押入狱，其后就是1000多个日日夜夜。

这位翻译家兼戏剧人叫吴世良。她是戏剧家英若诚的妻子，导演英达的母亲。

左一为吴世良，左三为英若诚

获释后吴世良花白着头发回到家中，年幼的英达竟然没有认出她来。

童年英达与父母及表哥表姐

除了宝贵年华，随着那段狱中岁月一起流失的，还有吴世良翻译出的《阳光下的葡萄干》手稿。稿子从此流入民间，很多年都不知所终，而对此吴世良也少与家人提及，至少英达是不知道这件事的。吴世良1987年初离开人世，到最后也没能看到自己的这份心血凝结成珠。

不过1994年的时候，英若诚曾经和美国友人提到过《阳光下的葡萄干》。他认为这是一部“太好的戏剧”，还曾考虑过亲自执导，甚至连演员的肤色如何呈现都仔细琢磨过。

作为老一辈戏剧人，英若诚的眼光应该不会错。他早在1983年就翻译并主演过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编剧的《推销员之死》。这部话剧也成为北京人艺除京味儿话剧之外，排演国外话剧的经典作品。此外，英若诚还翻译过《哗变》、《上帝的宠儿》等剧目。

然而，英若诚1994年就已经患上肝硬化，其后尽管也参与过一些文化活动包括出演影视剧，但直到2003年去世也没能着手执导这部《阳光下的葡萄干》——吴世良的手稿也一直下落不明。

然而就在2018年11月，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英达辗转发现《阳光下的葡萄干》手稿出现在某拍卖公司的拍卖名录上。一见到手稿的照片，英达就立刻断定这是母亲熟悉的手迹，纸上还有父亲写上去的美术字，以及漂亮的装饰图。

《阳光下的葡萄干》手稿

很快，母亲的手稿完璧归赵，那一刻英达百感交集。作为一个戏剧人他立刻想到，应该责无旁贷地将这部凝结着母亲心力的剧目搬上舞台，也就是母亲生前供职的北京人艺的话剧舞台。

北京人艺首都剧场

| 二

很多人只知道英达是电视剧导演，执导过的《我爱我家》早已成为中国情景喜剧的巅峰，其实他的人事关系一直在北京人艺，身份是话剧导演。

2019年下半年，英达开始着手排演《阳光下的葡萄干》，这也是他作为人艺导演第一次独立执导话剧作品。最初的计划是2020年春天公演，然而疫情打乱了节奏，工作中断一段时间之后才继续排演，直到2020年9月1日剧目正式公演。

《阳光下的葡萄干》大海报前

1号这天晚上，我坐进首都剧场看了这部本应几个月前看到，甚至更早时间看到的剧。

很多人见到《阳光下的葡萄干》的名字可能不明所以，不清楚它是什么意思。其实它是一个比喻，原作者选用这个名字，灵感来自美国黑人作家兰斯顿·休斯的一首诗。诗作将人最初的梦想比喻成葡萄，它在阳光的暴晒下最终可能变质腐烂，也可能转化成香甜的葡萄干，就看当事人如何选择。

这样的隐喻与全剧的情节暗合，剧作者就选择它作为剧名。看到这首诗，也有助于观众对全剧主题进行了解。全剧开场之前，舞台布景正上方就打出全诗，使得观众可以尽早进入观剧的状态。

开场前的舞台

|三

很遗憾，我没有在首都剧场看过《推销员之死》和《哗变》，我看过另一部从国外引进的话剧《贵妇还乡》。不过对我来说那并不是一次享受的经历，也许是我才疏学浅或者怀有偏见，总感觉融不进那样的剧情当中去，而且我受不了演员台词带有的翻译腔。

这一次坐进剧场，我同样害怕这种体验再次出现。然而演员们一亮相一开嗓，我就意识到这次不一样了。

从演员的发音来看，他们并没有刻意模仿早期很多译制电影中的翻译腔调，比如语速飞快地说出一大串台词听上去上气不接下气，或者两人快节奏重叠着说话有意让观众听不清台词，就好像不这样观众就无法听出那是外国人在对话。

是几乎不带翻译腔的台词，给演员发声提供了另外的可能。台词本身就基本不存在早期翻译作品的痕迹，甚至由于是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演出，还有意替换进诸如“打车”、“二百五”这样当今中国观众更为熟悉的词汇。

这样的词汇给了演员自由，为他们的发音提供触点，台词说出来是介于北京话和普通话之间的状态，再略微带一点点不令人厌烦的翻译味道。这既让观众们感到亲切熟悉，又不至于因为过于随意，误会了故事的发生地和时代背景。

除了台词，妆容上也不像此前北京人艺推出类似题材话剧那样，将演员的脸涂得过浓过黑。只是浅浅地敷上一层，让观众能够看出区别于演员平时的肤色。更多异域感的外在塑造，来自发式和服装。

|四

全剧只有三幕，但时长接近三个小时。尽管它的故事并不复杂，而且并未更换布景，但演员们通过他们的表演牢牢地将观众拴在座位上。

和英达此前执导的电视剧不同，《阳光下的葡萄干》并不是一部喜剧，尽管它也有点缀意味的喜剧成分存在。

也许是怕笑料冲淡戏剧主题，也许是尽量保留母亲翻译作品的原貌，从来擅长制造包袱儿的英达，并没有尽情地在戏中加入更多笑点。按理说这是一部有些热闹的家庭剧，在一定程度上有些像《我爱我家》，而且英达也擅长执导都市题材作品，往作品里加入更多搞笑台词对他来说信手拈来，但他并没有选择这样做。

剧中带有一些喜感的台词，主要出现在前半部分，而且并不是靠加入一个比较现代的新词无厘头地把人逗笑——那过于廉价且有损主题，而是靠情节的发展和对话的应和自然发生。可以说，剧中引发观众所有的笑都不是爆笑，而是微笑，会心的笑，甚至是带有一点点苦涩的笑。

相对于笑点，戏中更让观众印象深刻的是动人之处。

结尾的时候，王茜华扮演的母亲挥手向这个租住很久的旧家告别。作为黑人移民后代，他们准备迎接包括居住歧视在内的更多挑战，即将搬进并不欢迎他们的白人社区。在离开这个墙上满是裂缝和水痕的旧租住房之前，老母亲没有忘记搬走那盆她经常侍弄的花草，更没有忘记向爱人生前习惯坐的沙发挥一挥手。

《阳光下的葡萄干》剧照

而就在他们搬家之前的一个小时，曾经让她屡屡失望的儿子这次没让她失望。他放弃了接受白人侮辱性赔偿金的想法，代替全家人做出决定，搬进必将面临更多挑战的白人社区——他们将来的房屋月供都有可能断掉，更有可能遭遇白人的不公正对待。

这部戏剧是1959年在美国百老汇上演的，当时种族隔离制度还在实行，原作者一家也曾有过剧中一家的类似遭遇。直到1964年，种族隔离制度才在美国瓦解——至少名义上是这样。

|五

夜里10点半左右，《阳光下的葡萄干》首演结束。演员们一一谢幕之后，导演英达上台，站在剧中人物的中间，站在舞台布景的旁边。

导演英达走上台

这些人物，这些布景，几十年前曾经在他母亲吴世良的笔下写出，在他父亲英若诚的脑海浮现。此刻，他们都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