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文章“不为空言” 思想“离经叛道” 教育“自成一脉”
苏洵，字明允，亦称“老苏”。生于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卒于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享年五十八岁。
苏洵少时喜游山水，不锐意仕进，曾应诏礼部贡举，落榜，乃洒然废学，与好友放情于名山胜水之间。
他二十七岁开始立志向学。宋仁宗庆历七年，举进士、茂才异等，皆不中。返家后，悉取从前的文章数百篇焚之，闭门不出，绝笔不为文辞，精心研究学术，遍观六经、百家之文，如是者数年。
后遂豁通六经百家之书，明古今治乱之理，与圣贤穷达出处之道。此时，下笔为文，气势豪放，潇洒自如，驰骋不绝，可谓苦学有成。
苏洵在宋仁宗嘉祐元年三月携二子赴京，谒翰林学士欧阳修。修读其文，大为赞赏，乃献之于朝，一时公卿大夫争相传阅。宰相韩琦见其文，亦十分称善，奏之于朝，召试舍人院。苏洵托辞有病，不应试。
后除秘书省校书郎，为霸州文安县主簿。与陈州项城令姚辟同修《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成未报而病革，命二子述其志，继续其未完成之《易传》，治平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卒。英宗闻而哀之，赠光禄寺丞。
苏洵雕像
苏洵的文章“不为空言”，有用于世
苏洵晚学无师，二十七岁始闭门苦读，终能以文名家，虽为积学功夫使然，但其人生阅历亦不容忽视。
他在二十七岁之前，究竟在做什么事呢？那就是斗鸡走狗、游山玩水。
他具有豪侠的性情，对于现实的体会，比普通人要深且广。其后由于游学京师，见到一些儒学长者的风范，使得他的人生阅历更加深广、丰富与练达。
正是阅历与苦读，造就了他高古奇荡的文风。
苏洵揣摩学习古文，汲取前人之长。他取法前人优点，但反对抄袭或作无病呻吟。在他看来，心有所思，意有所会，则不得不言，所谓“得之心而书之纸”，才能作出至性至情之文。
苏洵在《太玄论》中言：“苟有得乎吾心而言也，则其辞不索而获”，如孔子作《易》，是“思焉而得，故其言深”；作《春秋》，是“感焉而得，故其言切”；《论语》之产生，是“触焉而得，故其言易”。唯有如此，才能树立作品之独特风格，成为天下之至文。
孔子剧照
苏洵之文学观念，偏重文章之艺术，比之其他古文家，较为重“文”而轻“道”。他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评论孟子、韩愈、李翱、陆贽、欧阳修等诸家之文，只论风格，不论内容，可见他不刻意言道，却花功夫言文。
对苏洵而言，道无处不在，只要道充于心，发而为文，道自然寓于文中，故言“文以明道”，明一切“施之于今，无所不可”之道。
苏洵之道并非儒家之道，其内涵更广，是自然全体之总名，是揉合各家、切合世用之道。然此道可致而不可求，须通过学文才能明白表达，借文章以曲尽道之义蕴，以呈现道之丰富内涵。
苏洵通古今之变，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为文求实用，不空谈理论，其所著《嘉祐集》，大多是对当代政治具建树之文。如欧阳修就曾在《荐布衣苏洵状》中称赞苏洵的文章有用于世。
观其《权书》，议论战略、战术之道；《论衡》提出御将、任相、兵制、田制等政治主张；《几策》对当时政治、外交作一总论；《上皇帝书》向宋仁宗提出具体之治国建议。可见其“不为空言”之倾向。
这种“重实用”的观点，成为苏氏家学之特色，深刻影响了苏轼与苏辙。
“三苏”雕像
苏洵的思想大胆、超前，在当时可谓是“离经叛道”
苏洵自学有成，遍观六经，而以《礼》、《易》为本。他既无师承，复以个性崇尚自由使然，故其思想不似传统儒者，而自有一套看法。
苏洵认为天地五行、风雨雷电皆客观存在，没有超乎客观世界之外的理念。圣人亦非神人，圣人之言非不能更改，当顺应时代之变化来作解读，反对厚古非今。
他指出：六经之理为人事之理，非道学家之理。人有喜、怒、哀、乐之变，故需权谋以应变。古之圣人洞悉此理，遂权衡人情，制为圣人之道，使人遵行而不悖。
苏洵揣度圣人为求天下大治，而“用其机权以持天下之心，而济其道于无穷也。”如此看来，圣人似乎工于心计，为求其道之不废，机权以谋之。
故王安石称苏洵之学为“战国纵横之学”、“大抵兵谋、权利、机变之言也。”朱熹言：“看老苏《六经论》，则是圣人全是以术欺天下也。”
王安石雕像
苏洵之所以作如此设想，乃因其认为“性”是非善非恶的，欲求人事井然，须关注防恶的一面，才能杜绝弊端。苏辙少时所作之《孟子解》，当是此思想之反映。
苏洵虽喜言权谋，但与纵横家求利禄之心态互异，他以圣人自期，以天下为己任，欲探求更切合实用之方法治世。
传统儒家将圣人之言奉为经典，经学之地位无比崇高。苏洵却冲破传统，在《史论》中大胆地将经、史并列，自然引发理学家不满。何以苏洵敢如此？
苏洵一是蜀人，二则妻子又经营商店，两种原因聚合在一起，其主张自由之倾向，遂较他人来得浓厚，于学术上亦是如此。他的经学思想，历来毁誉参半，然其尚自由、重实用之倾向，正是蜀学特色。
苏洵之政治思想与其经学思想相同，均非固守传统而重实用，盼能有利于社会民生，故以成败论英雄，不空谈理想，重视结果，不重过程。
孔子剧照
苏洵认为，就现实考量，君王施政须义利相济，才便于推行，因为“义”只对君子有作用，对待一般百姓，“利”才能诱之而行。
然孔子尝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亦云：“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传统之儒家思想重“义”而轻“利”，故苏洵此“义利观”在当时自然被视为异端，招人挞伐。然于今观之，似言之成理。
苏洵的富国强兵之策
苏洵在《几策·审势》中提及“善制天下者，先审其强弱，以为之谋。”强国之政宜宽惠，弱国之政应严强，才能治理好国家。
他认为宋朝之制度虽能避免中唐以后藩镇割据之弊，然滥赏无限，赦罪太宽，执法未严，使得官吏懈怠，军人骄狂，犯罪遽增；四周又强敌环伺，前途实岌岌可危。
此乃“惠太甚而威不胜”，造成“大弱之实”，而拯救之道为“上威”——严用刑罚惩治不肖，使官吏清廉执政，军人尽忠职守，百姓循规蹈矩，国家才能真正富强。
苏洵对北宋君王不信任、不敬重宰相，将寇准、范仲淹等贤相逐出朝廷，颇痛心疾首。
《清平乐》范仲淹剧照
他认为宰相乃腹心之臣，对巩固政权十分重要，君王应“接之以礼，而重责之”，宰相才愿全心奉献，为国谋福。对其他臣子，应重真才实学，任人唯贤，则国家必然大治。
苏洵深知兵事不可废，在《六国论》中直指六国之亡，“弊在赂秦”。
他反对宋朝之贿敌政策，认为此举将使敌渐富、我渐贫，终致亡国。主张停止贿赂，以战克敌。但欲战胜敌国，须先择良将，因为决定战争胜负之关键在人，在于主将之战略是否正确。择得良将，须御之以术，“全其才以适于用”，勿“责以廉隅细谨”，才能使良将肯为国效力。
苏洵军事思想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战争虽属诡道，要讲权谋，但要取得根本性、全局性的胜利，得靠义，靠信。打仗之时，尚须师出有名，为正义而战，他认为“凡兵上义；不义，虽利勿动。”可见其军事思想并不脱离义。
苏洵毕竟是文学家，非军事家，视“义”为战争之目的，唯有合于“义”之战，才能符合大利，而获得全盘之胜利。
“三苏”浮雕
结语
总之，苏洵大抵以儒家之治道为根本，参酌法、兵、纵横家之思想，文尚实用，但不拘执于文以载道。
他以苦学有成之心得，教育二子研习百家经典，深固其学问根柢；又适时启发其文学兴趣，厚植文学实力；并令学习声律，为以后前程铺路。
在苏洵苦心教诲之下，奠定苏轼、苏辙在学术、文学上之深厚基础，形成一脉相承之苏氏家学。
父子三人均成名家，在文坛上绽放耀眼光芒，跻身唐宋八大家，“三苏”美名终得以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