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传记之联络东北军 挤走李长胜
在鲁南，共产党、八路军的主要统战对象是当地各种地方势力和东北军。国民党的各种地方势力中，实力最强的是山东省第三区督察专员兼第三区保安司令张里元。他曾在韩复榘手下先后当过县长和专员。韩复榘南逃时他没有跟着跑，并在临沂费县一带建立了武装。沈鸿烈当了山东省主席以后，与原韩复榘系统的张里元存有矛盾。一九三七年冬，共产党即与张里元建立了统战关系，先后派童陆生、刘其人等去张部工作。一九三八年秋，张曾掩护过鲁南抗日义勇队。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后，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张的政治态度右转，共产党派去的工作人员被迫撤出。但因张对共产党还保持中立态度，根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则，罗荣桓决定与张里元继续保持统战关系，曾几次派人去张部联络。在名义上归张里元统辖的鲁南各县地方武装，对共产党政治态度不一，互相之间矛盾也很多。罗荣桓对他们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针。
与鲁南的地方势力相比，东北军是更为重要的统战对象。罗荣桓一进山东，就对东北军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早在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六日，他在泰西时，就在师直属队的干部会议上指出：“于学忠到鲁南，统一战线的形势可能会好一些。我们应很好地巩固与东北军之团结。”于学忠是山东人，曾在北洋军阀吴佩孚手下当师长。一九二七年吴垮台后转入东北军。一九三六年任国民党的甘肃省主席。西安事变时，他在西安参加了张学良主持的高级将领会议，同意对蒋介石实行“兵谏”。张被蒋扣押后，东北军即由于学忠率领。抗战开始后，蒋介石把于调到山东，既想让东北军在同敌伪的战斗中受到削弱，又想利用东北军限制人民力量的发展，而于学忠一方面不得不受蒋介石的节制，另一方面又时时要提防蒋把他这个“杂牌军”吃掉。因此，他有一个很形象化的口号：“既不红，又不蓝，三条道路走中间。”
于学忠部辖有第五十一军和第五十七军。于的苏鲁战区司令部和第五十一军驻扎在沂鲁山区，第五十七军的第一一一师驻扎在日（照）莒（县）山区，第一一二师驻扎在鲁南，同八路军的驻地犬牙交错，师部驻在石河、官庄，离大炉只有十二里路。
早在一九三八年春天，共产党在第一一二师就设有秘密的工作委员会。一九三九年，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工委已停止发展组织而专做统战工作。罗荣桓到大炉后便受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托，负责直接领导这个工委。工委负责人谷牧秘密来到大炉向罗荣桓汇报了第一一二师的情况。该师师长叫霍守义。“西安事变”前，他在陕北，防地与红军接壤，曾奉张学良之命，掩护了大批人员进入苏区，其中包括美国记者斯诺。因此，他对共产党还是友好的。这个师的两个旅都有共产党掌握的战地服务团，每个团都有党领导的宣传队。第一一二师三三四旅六六七团团长叫万毅，“西安事变”中是著名的少壮派，事变后被蒋介石扣押，抗战爆发后才释放。一九三八年三月由张文海、谷牧介绍秘密加入共产党。在他的掩护下，共产党在六六七团的工作十分活跃，几乎每个连队都有党员，抗日气氛十分浓厚。
罗荣桓很满意地听取了谷牧的汇报后指出：对东北军要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要团结争取广大官兵一道抗日，另一方面对在部队中进行阴谋破坏活动的国民党特务要进行尖锐的斗争，揭露他们的反动面目，防止东北军向坏的方向转化。
罗荣桓初步了解了第一一二师的情况后，便派参谋处长王秉璋去做联络霍守义的工作。王原在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一九三一年底在宁都暴动中参加红军。由于王对旧军队官兵的思想动态、生活习惯、语言礼节等等比较熟悉，因此王第一次去拜访霍守义时，霍同他一见如故，谈得很投机。王给霍送来一些宣传材料，其中有一份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霍看了后击节赞赏。王告辞后，霍拿着歌篇对他的书记（相当于秘书）李欣说：“我看这支歌很好，咱们也能唱。你就用我的名义起草一个训令发到全师，要大家都唱这支歌。”
这位李欣也是共产党员，当有人向霍守义告发时，霍不大相信，说：“只要他抗日，管他是不是共产党。”
王秉璋告辞后的一个寒夜，李欣在秘密交通员带领下，顺着崎岖不平的山路，匆匆赶到第一一五师师部去见罗荣桓。
由于李欣还要在拂晓前赶回，顾不上寒喧，一坐下来就汇报。罗荣桓凝神听完他的汇报，几乎没有什么插话。李汇报中，林月琴端来炒得热烘烘的花生，款待这位从事危险的秘密工作的同志。
李欣从一九三八年起便在霍守义身边工作，对第一一二师情况，对霍守义的政治态度和脾气爱好，以及霍同王秉璋见面的反应都十分清楚。李详细汇报后问罗荣桓，党在第一一二师的工作基础很好，在国民党加剧反共的形势下，是否可仿照山西新军的办法把队伍拉过来。
罗荣桓立即指出：你们的情况同山西新军不同。山西新军是我们党组织起来的部队，而第一一二师是东北军。你们还是要做好团结上层进步势力和下层广大群众的工作，争取霍守义向好的方向转化，不要搞“起义”。冬夜围炉长谈，并不觉得时间过得快，说话间已近拂晓。为了避免暴露，李便起身告辞。
在第一一五师师部还有一位人物，他可以在霍的住处登堂入室，同谷牧、李欣等联系而不致引起霍的怀疑，他可以同霍当面争论而不致撕破情面。他就是联络科长靳怀刚。他的父亲靳云鹗曾经当过吴佩孚的副司令和河南省长，同于学忠有袍泽之谊。他的伯父靳云鹏在北洋军阀政府曾两度出任国务总理，同张作霖是儿女亲家。
靳怀刚在北平读书时，参加了“十二·九”运动。抗战爆发后回故乡邹县组织游击队，不成，赴延安学习并入党。后奉调到鲁南做联络工作。他和地委书记宋子成等都住在万春圃家后院。罗荣桓同他们结邻而居。罗荣桓平时沉默寡言，不苟言笑，可在同靳熟悉了之后，却常常同靳开个玩笑，称之为“靳少爷”。
一天，罗荣桓问靳怀刚：“你家的生活条件那样好，为什么要参加革命呢？”靳讲了他家大多数成员过着骄奢淫逸的腐化生活后说：“在那个家庭里，人和人的关系除了金钱没有别的。我实在不愿意同流合污。我呕不了那个气。”
罗荣桓点点头说：“你参加革命完全可以理解。中国有许多官宦之家出身的知识分子能够参加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特点。”罗荣桓还援引周恩来为榜样，鼓励靳怀刚不断进步。
霍守义是张作霖的老部下，早就认识靳怀刚，称呼他为“老弟”。由于有这层关系，罗荣桓便让靳继续联络东北军。根据统战工作的需要，罗荣桓感到靳的职务需提高一点，又任命他为第一一五师的后方政治部主任。
罗荣桓在同东北军搞统一战线时，注意了又团结又斗争。他每次派王秉璋、靳怀刚去第一一二师之前，都要找地委书记宋子成、群工部长刘兴元、峰县县长潘振武等集体研究谈判预案，设想霍会提一些什么问题，应如何答复。当时霍守义经常鼓吹国民党的一个政府（国民党政府）、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领袖（蒋介石）。罗荣桓等便考虑，假如霍提出我们建立民主政权为“破坏统一”时，便回答他：国民党所派县长、区长在日军进攻面前望风而逃，人民理应成立民选的抗日民主政府，等等。
罗荣桓还向王秉璋、靳怀刚交代，要反复讲八路军和东北军是老朋友，对霍在抗日中的功绩作充分评价，但在原则问题上又要寸步不让。
按照罗荣桓的交代，靳怀刚同霍谈判，有时争论得面红耳赤。霍理屈词穷时便说：“哎呀，老弟，先吃饭，吃了饭再谈。”由于靳按照罗荣桓的指示，在谈判时既坚持原则又注意掌握必要的灵活性，也由于靳同霍的历史渊源，谈判争论得再激烈也没有闹翻。
在对霍守义的统战工作中，处理官里庄事件，从而挤走顽固派的县长李长胜，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李长胜是沈鸿烈委任的费县县长。沈鸿烈虽是东北军出身，可政治态度和于学忠、霍守义不同。他已死心塌地投靠蒋介石，成为反对共产党、反对八路军的磨擦专家。而李长胜又是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的外甥。缪同沈在政治上沆瀣一气，也是东北军中反动势力的代表。李长胜便依仗沈鸿烈、缪澂流作后台，处处同八路军、同人民作对。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临郯费峰四县边联农民自卫团在费县官里庄开会，邀请李长胜参加。李长胜带了一些保安队闯到会场后就以县长身份提出要检阅自卫团，强令自卫团架起枪支，排队集合。然后指使部下开枪，当场打死自卫团干部、团员六人，打伤二十余人。这就是震惊鲁南的“官里庄惨案”。
消息传出后，鲁南地委和四县边联的领导人立即开会研究对策，并去请示罗荣桓。罗荣桓说：“要抓住这个事件，首先组织群众到霍守义的驻地游行示威，要求霍守义严惩杀人凶手。”有的干部感到向霍守义请愿不管用。罗荣桓说：“李长胜行凶是在霍守义管辖的地盘里。霍守义还是抗日的，虽然他不想得罪他的上司缪澂流，可也不会支持李长胜，我们向他请愿，造成声势，下面的文章就好做了。”
第二天，数百名农救会会员、自卫团团员护卫着几十名死难者家属，涌向十十二师师部，在门外高呼口号，强烈要求严惩凶手，为死难者报仇伸冤。
霍守义也感到李长胜这件事作得不对，于是派人接见群众，表示：“李长胜制造事端，开枪打人是错误的，我们要做调查。”并表示要向死难者发放抚恤、丧葬费。但是，当示威群众要求“严惩凶手”时，他却不予答复。
罗荣桓听取了四县边联负责人的汇报后，对地委和边联的负责人说：“现在请愿已达到了目的。顽固派输了理，我们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动，群众要求报仇雪恨的劲头也鼓了起来。下面的文章，就要转入武装斗争了。攻打李长胜的驻地崮口村，讨伐顽固派！”
于是，地委召开了紧急会议，成立了前敌委员会，调动二十四个农民自卫团，兵分五路，把李长胜盘据的崮口包围了个水泄不通。
李长胜据坚固守，自卫团久攻不下。有的干部担心时间久了，霍守义会来增援。罗荣桓好象猜透了大家的心思，及时写了一封信送到前线。他在信上说：经过前一阶段的揭露和斗争，李长胜破坏抗日破坏团结的罪行有目共睹，已成众矢之的。前一段霍守义未答应群众严惩凶手的要求，也算可以向缪澂流交帐了。现在霍是不会进一步公开支持李长胜的。有八路军主力做你们的后盾，他也不敢援助李长胜。因此，你们要坚定信心，持久围困，不要急躁，不要硬打硬拼。李长胜总有一天会挺不下去的。
这封信传达下去后，包围崮口的各路指挥员和广大自卫团员战斗情绪更加高昂。与此同时，罗荣桓继续派靳怀刚等到霍守义那里做疏通工作。果然不出罗荣桓所料，霍守义一直按兵不动。李长胜支持不住，在一个夜晚狼狈逃跑。八路军收复崮口，挤走了李长胜，建立了费县抗日民主政府。
一九四○年一月二十七日，罗荣桓将挤走李长胜的经验通报所属部队，电报说：“我们对于（同顽固派的）武装冲突，事先应争取在政治上的绝对优势，造成一般社会舆论对我们的同情和声援……”罗荣桓考虑，反磨擦斗争政策性很强，因此电报要求各部队遇到类似情况应“及时电告师部转各方，以便应付上层关系”，同时要求各部队注意，“不能把所有杂色部队都看成反共反八路的力量而予以同样手段对待。”
一九四○年二月七日，罗荣桓和陈光致电中央和军委，汇报了官里庄惨案和对顽固派反击的情况。二月十一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的复电：“陈、罗七日电今日看到，所取方针是正确的，望坚决执行。”复电还说：“沈鸿烈属于顽固派，对我百端磨擦，故须在自卫原则下坚决消灭之……于学忠与沈鸿烈不同，他是尚有希望的，除对其反共政训人员应加以坚决打击外，对东北军应极力争取，至少使之取中立态度。”中共中央将这一份重要电报同时发给了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和朱瑞。
由于罗荣桓坚决执行了对于学忠和沈鸿烈区别对待的方针，团结了东北军，于学忠和霍守义在山东基本上保持中立的态度。一九四○年底，霍部开往苏北后，第一一五师还同他们有电报联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又派人疏通，继续与其保持良好关系。这对于八路军、新四军反对日伪军的“扫荡”、“蚕食”，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