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位作家写了二十个故事 她们用小说发出女性的声音

“女性小说是关于女人的讲述，但女人的世界里，除了女人之外，还有男人和世界。”编选《2019年中国女性文学选》，源于张莉那些长久留存于记忆中的场景，她希望把我们时代各种类型女性声音收集在一起，形成一种众声喧哗，代表我们这个时代不同女性的声音。

记者 | 何安安

2019年，黄昱宁、蔡东、淡豹、王海雪、崔君、邵丽、唐颖、走走等二十位女性作家写下了一些故事。在北京、上海、苏州、深圳，在敦煌、西宁、哈尔滨，又或者在洛杉矶、温哥华，以及埃塞俄比亚的某地，身在不同地方的她们，用文字写出了这一年自己对人生的理解。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莉精心遴选出来自这些女性写作者的短篇佳作，编选成一套《2019年中国女性文学选》，该书于2020年7月结集出版。7月底，《2019年中国女性文学选》新书发布会在线上举行，活动以“女性写作与我们的时代”为主题，特别邀请了张莉，以及这二十位作者之中的十五位，并特别邀请了小说家王姝蕲，《十月》杂志副主编季亚娅共同对我们时代的女性写作这一话题进行了分享和探讨。

7月27日晚，“女性写作与我们的时代”《2019年中国女性文学选》新书发布会在线上举行。

在《2019年中国女性文学选》中，二十位作家写了二十个故事，正如张莉所说的那样，这些作品写了女人、男人、孩子和老人，写了我们所在的城市与我们所处的大自然，写了冬天的雪、春天的雨、夏天的花朵和秋天的落叶，以及我们生命中忽然间到来的木星时刻……这一说法正来自于被收录其中的一个故事：李静睿的《木星时刻》，这个故事是对完美和安全的反抗。

为什么会想到编选年度女性文学选？张莉认为这正是出于女性读者对女性作品那种难以言喻的亲近。她说：“读这些作品，我会想到自己的童年。那时候我和姥姥生活在北方农村。常常是午后时分，她领着我在村子里的槐树底下听女人们聊天。”这段经历在张莉的记忆里长久留存。一直到很多年后，她才意识到，那些曾经的场景，是讲述也是呼喊，是呼喊也是寻找，“在讲述中，我们自我消化，自我疗愈。我们从讲述里寻找我们，我们从讲述里辨认我们。”

张莉说，女性小说是关于女人的讲述，但女人的世界里，除了女人之外，还有男人和世界。因此，“对女人与女性身份的关注、对女性小说选的强调从不是为了关闭和排斥，而是为了更好地打开和理解。”从某种意义上，张莉通过编选年度女性文学选，试图构建一个女性的、虚拟的文字共同体。

《2019年中国女性文学选》，张莉主编，跨界文化丨清华大学出版社 2020年7月版。

在活动中，这些女性写作者谈到了女作家对自己写作的影响，谈到了对标签化女性主义写作者的反感和女作家称谓里暗含的轻蔑，谈到了女性作家的经济独立以及打破强权，建立平等自由关系，也谈到了男性对女性的塑造，女性形象的公共化，谈到了科幻文学领域女性的声音的匮乏等诸多方面。

张莉认为，“这个复杂的时代，决定了对女性身份、女性地位不同的、多样的认知和理解入口。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多的与时代有切肤感的女性作品。”她说，“《2019年中国女性文学选》是把我们时代各种类型女性声音收集在一起，希望它形成一种众声喧哗，代表我们这个时代不同阶层、不同身份、不同职业女性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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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男性作家一样

女性作家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

《2019年中国女性文学选》的开篇故事是来自黄昱宁的《十三不靠》。如何找到新鲜的、能让自己产生兴奋感的叙述形式？在《十三不靠》中，黄昱宁希望写一个人、一群人跟时代的关系。她从麻将技法“十三不靠”中获得了灵感，最终确定了小说的叙述结构：在麻将中，“十三不靠”是一种特殊的和法，它们彼此之间似乎是独立的，单一因素无法左右全局，但是把它们放在一起就构成了一种“天下大乱”的和法——那个看起来很荒诞的动作就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发生了。小说的十三个小节就可以理解为十三片拼图，十三个关键词，十三张哪跟哪都不挨着的麻将牌。在这种结构的统领下，隐藏在三十年时光中的变迁、失落、追问，能够在对场面的描绘中，从桌面下被翻到桌面上。

黄昱宁谈到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对自己写作的影响，她说：“如果我们把阿特伍德的作品按照时间顺序一本一本地读下来，就会发现，从中期开始，阿特伍德就已经超越了狭义的‘女性写作’范畴，但她的笔触与目光又从未离开过女性最关心的问题。她认为，小说不是纪实，不是现实的复刻，它站在与现实对话的那个位置。女性写作不应局限于用一种细腻的、‘人畜无害’的笔触来描写世界，而应该用小说的形式告诉我们，女性如何在一个并非为女性设计的世界里，更勇敢更聪明地活下去。进而，这里的‘女性’也完全可以代换成所有被遮蔽、被压制、被扭曲的人物和事件——于是，女性写作的题材、视野都能被无限扩大。在这个意义上，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以其技术上的穷尽手段、视角上反复变换给予我们启迪：在一定的条件下，女性写作也完全能取得某种技术上的优势。”

在蔡东看来，文学并不狭隘，狭隘的从来都是我们的评判和认识，“小说是很复杂很综合的存在，里面有性别带来的经验，很正常。刻意地去追求超越性别的写作，挺扭曲的。想一想，如果没有女性意识，《绝望主妇》《早间新闻》这样的好作品也不会被创作出来。”

那么，当我们身处的时代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局时又该如何呢？邵丽认为，“科技革命正在加快重塑世界，我们面临的不是一个脱胎于旧世界的时代，而是一个崭新的时代。在这个大背景下，女性写作与男性写作一样，没有更清晰的界限，只不过女性的视角、切入点可能更细微、更独特、更刁钻。同男性作家一样，女性作家既面临很大的机遇，也面临很大的挑战。”邵丽认为，我们可以借助技术革命和信息的传播，加快与世界的融合速度，使写作能力和水平有一个快速的提升。但与此同时，在瞬息万变的时代，我们的写作怎么相时而动、顺势而为则是我们所必须面对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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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否真的拥有

一个可以安心写作的房间？”

“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女性作家已经实现了经济独立，甚至拥有自己的房产证，但我们是否真的拥有一个可以安心写作的房间？”王姝蕲提到了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间》。在她看来，男性作家禁止孩子进入书房影响他写作这条纪律是建立在父权家庭的基础上的。如果一位女作家也制定了同样的纪律，为自己赢得了一间清静的书房，那便成为了另外一种强势的权利，成为了父权的镜像。但这并不是我们所倡导的女性主义，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打破强权、尊重个体、建立平等自由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仅存在于性别之间，也应该存在于大人与孩子之间。”但如何在追求平等，追求自由、追求开放的同时，保有自己的空间？王姝蕲认为这可能是一个新的课题。

电影《成为简·奥斯汀》剧照。

每个性别都有各自的优势，而作家所要做的正是把自己不同的经历转化为不同的经验，以不同的经验产生不同的思考，然后介入作品，把自己的思想、经历、才华，在文字中间呈现出来。林那北认为，这种呈现跟性别没有太大的关系，女性作家跟男性作家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一起出发，“女性作家要有同样的力量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而对作家来说，所有的经历都是财富，都可以成为自己的写作资源。”

走走以洪治纲编选的《2019中国短篇小说年选》和张莉编选的《2019年中国女性文学选》为样本，以数据为基础，对不同性别作家小说中呈现的城市图景、叙述场景、用词分类、情绪占比等方面进行了文本观察。

走走发现，在地点构建场景方面，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没有明显区别，在句长、词汇变化和丰富程度、信息含量等方面，男性小说与女性小说“性别”区分也并不明显，尤其“家里”和“外面”同样的权重比，可以看出某种平等性。具体而言，小说中引用的书、影视剧、歌词、公号文章等等，女性的视觉描述比重更大，男性则反映在听觉上；女性小说的悲伤指数高于男性小说，男性小说的愤怒指数则高于女性小说；当女作家看见自己以后，往往会用身体的感受来说话。情感经历早已脱离面向异性的闺怨叙述，更倾向一个自我认同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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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性别来划分写作

是一种粗暴的做法吗？

“我们这代人受社交媒体的塑造，它让人持续在表达，也让我们从每天早上醒来就需要倾听其他人说的话，倾听成为一种伦理、表达成为一种本能。这是我这代城市人普遍的一种生活方式。”淡豹说，自己被选入《2019年中国女性文学选》的作品《女儿》正是诞生于此种背景之下，写的是一场充满分析的分手事件：恋爱中的两个人相互观望，评判对方。

淡豹非常认同张莉所说的“与女性作品有一种难以言喻的亲近”，她认为这一点对于自己尤为重要。在以往的中外作品中，无论是司马迁笔下的“某某母”，还是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林黛玉，都是男性塑造的女性。淡豹认为，女性读者从中辨认出自己的经验，塑造自己的理想，这个过程虽然也是一个从私人到公共的过程。但这是男性所体验和想象女性形象公共化的过程，是男性赞赏和谴责的女性形象一再被强化的过程。淡豹同时强调，现在的时代风貌，是女性自己来陈述独特的生命经验，再指出这些经验的普遍性和重要性，自己来发出声音，所讲述的经验、轨迹，还有世界想象也会很不一样，所唤起的读者反应也不一样。

“不能否认，我们小说中对女性寄予的那些慈悲、期许和厚爱，我们想赋予她们力量、为她们发声，伸手提供一次机会或者一场难以实现的拯救。这部分就是属于女性作家与女性人物共谋的结果。”赵依说，女性意识成为一种写作话语，在小说里创造人物，比如说现代自立自强的女性，她们不亚于男人，而且在某些方面要比男人优秀和高尚；建构一些有颠覆意义的情节，比如把矛头瞄准男性话语中心，里面还包含一部分女性向男性立场的介入，甚至成为另一种中性的立场。而之所以说是“另一种中性”，是因为女人的那些美好的自我，例如最直观的身体和面容，还有内心的柔软，同样也是重要而难以改变的，这些不仅是性别立场，还是女性的美学情愫，不应当被放弃。

那么，用性别来划分写作是否是比较粗暴的做法呢？修新羽认为，一方面，真正伟大的作品其实并不会刻意描摹男性或者女性，而会整体地展现人性，展现男性与女性之间复杂的互动。但另一方面，从写作者个人经验角度考虑，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写作”的另一重内涵：它有助于女性作家更注重自己的感受，去挖掘自己生活中真实独特的部分。

在这里，修新羽以穿高跟鞋的难受，以及女性生理期的痛为例，“如果我们不作为女性去直视这些事情，可能周围男性根本无法意识到，也无法体会到其中的困难与尴尬，他们就会很理所应当地认为女生在上班时就是应该穿高跟鞋，会觉得女生在生理期的暴躁都是因为矫情。”从这一点上来讲，修新羽认为，以女性的视角来写作，以女性的身份来发声，能够促进不同性别之间的人互相理解。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何安安；编辑：走走。校对：刘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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