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不比杏花黄：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谈写作

汪曾祺说他自己是两栖类：既写小说，又写戏曲。他的朋友听说他要写京剧，诧异之余，力劝他专心写小说，觉得写戏剧是糟蹋了他的文才。但是，他却从戏剧中找到许多乐趣，认为戏曲给了他写作营养，所以他的小说语言有民歌和戏曲的影子。同样，他酷爱画国画，国画讲究气韵，因此他的小说也有这种韵律感。

《人间有戏》这本散文集里，汪曾祺聊的是戏曲，谈的是人生。每个人都在人生的舞台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写作者如同是旁观者。读这本书，不仅仅是读他分析的一出出戏剧人物，更是读他在戏剧和小说比较中得到的对写作的独到看法。

千万不要冷嘲——这是对生活的态度，也是写作的态度

汪曾祺师从沈从文，他说他“好像命中注定要当沈从文先生的学生”，对沈从文充满敬意。他追随沈从文先生多年，受益很多，其中就有做人的态度。他以前的文风，因为早年生活穷困卑微，流露出悲观与尖刻，沈先生发现这点后，屡屡提点他，要求他对生活有热情，即使生活现实残酷，也要发现世事并不是一无可取，一无所为。

沈从文先生是这么教他，也是这么做的：八十岁高龄还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完成《中国服饰研究》这部巨著。汪曾祺深受沈从文先生的影响，让自己在逆境中不丧失对生活带有抒情意味的情趣，不失去对生活的热爱。

对于所写的人物，要有人道主义的温情。

作者要对所写的人物充满爱和同情心，对笔下人物采取平等态度，而不是居高临下。汪曾祺评价《玉堂春》这出戏之所以流传至今，就是因为戏中人物苏三，引起了人们对这个名妓曲折命运的同情。贴着人物来写，这个人物不仅栩栩如生，从虚构中走向现实。

就如同苏三的故事初见于明朝冯梦龙《警世通言》，后来经过各种改编，在不同的话本、小说和京剧中出现，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苏三离了洪洞县”这个唱词唱响了洪洞县，使它因此闻名。汪曾祺走访了洪洞县，参观当地和苏三有关的遗迹，感慨这个或许只存在于小说家言中的人物的生命力。

人物以外的其他东西，都是人物的附属。

小说是写人物的，人物是最重要的部分，其余的都是次要的。汪曾祺说写景，就是写人，是写人物对于周围世界的感觉。所以，作家笔下的一切景物、环境，都必须具有人物的色彩的感受，不能够脱离人物，这样才能使作品中处处浸透人物的气息。

《十五贯》里“疑鼠、踏勘”就是十分精彩的戏，每个人物之外的细节，都是烘托况钟这个人物的沉静稳重的性格特征。现实主义的小说《八月骄阳》写各色蝴蝶上下翻飞，忽起忽落，也是为了衬托人物老舍的思绪和心境。

除此之外，写作时的主题的处理要有技巧。就像风筝有一根线，可以让它飞上天，人们看到的是美丽的风筝，而不是这根线，风筝是主脑，线是脑线。

这根脑线若隐若现，李渔说写诗文不可把话说尽，有十分只说二三分。中国画讲究留白，未竟之意，要让人自己去感觉，就如中国俗话说的“话到嘴边留半句”。写小说也是如此，“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虽然这是做人上似乎有点庸俗的哲学，但在小说技法上却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