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佳玮：到巴黎之后 我反而能写更纯正的中文
无需刻意关注，在中文互联网上，你总能经常看到张佳玮，谈论篮球、饮食、爱情、写作和巴黎。
2012年，张佳玮去往巴黎，在第二年搬到了十三区，居住至今，住处离莎士比亚书店和海明威喜欢的丁香园咖啡馆跑步需要20分钟。他多次写到巴黎，但他认为巴黎只是他住的一个地方，无需拔擢到某种文学传说一般的高度。在持续的高产文字中，他把自己打理得很清楚。来处：江南小市民家庭；经历：从未上班，一直是自由撰稿人；至于去处：在大变革时代谁说得清呢？他读过很多书，去过很多地方，在言辞里又与一切都带着点疏离。
2018年12月初，张佳玮回国，在北京、上海等地做了几场活动，宣传他的新书。在北京的几天，他住在金鱼胡同的华尔道夫酒店，挨着王府井。我在大堂内的小咖啡厅见到他。大部分时间，他表情平静，娓娓道来，熟练引用名人名言，辅以自己经历的小故事来证明观点——和他的专栏文章一样。只有在谈到猫和食物时，他的表情和动作丰富起来。
一小时毕，在咖啡厅外，我们又站了一会儿，他放松了一些，但还是稳妥和周全的。他谈到每个创作者都面临的不确定性：迄今他出版（包括制作新版）的书有45本，卖得最好的一本，据说是2014年夏天他花三个星期“翻译”的《浮生六记》，这本定价32元的小书已经卖了过百万册。而他苦心写就的《伦勃朗1642》，相对他的其他作品，反响平淡。屏幕时代读者对文字的消费与消耗，在张佳玮身上体现得很明显，一本书和一个创作者的命运，有时候是不容易说清的。
于是张佳玮打算控制住自己能控制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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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这次你回国行程看起来很密，有很多公共性的演讲之类的活动。
张佳玮：每次回国都是这样。最夸张的是2015年夏天，我曾经11天赶10个城市，当时好几本书一起出来，撞上了——我经常一年出不止一本书，回来得又少，所以即使被编辑们“捉住”，也没什么可抱怨的。这是写作者的职务之一。写作者多希望完全躲在幕后，但是读者出于好奇心，总是想看看活人，这是这个时代的需求。现当代艺术也类似，经纪人会要求艺术家像明星一样。说直白一点，写东西的，偶尔也要唱戏给大家看看，这是人之常情，接受就可以了。
正午：我感觉越当代的艺术越让作者往前站，甚至站在作品前面，作者的形象是艺术整体的一部分。
张佳玮：对，这个时代逼迫创作者接受品牌化与产业化。19世纪之前的欧洲，供养创作者的多是宫廷与贵族：莫扎特有他的维也纳宫廷，巴赫在莱比锡受教会帮衬。作家也多少如此：或是宫廷供奉，或依靠艺术赞助人。19世纪之后，创作者开始面向普通市民消费者，这就逼迫他们成为一个品牌，逼迫他们成为一个表演者。就是这么回事，接受就可以了。
正午：这些年你一直是自由撰稿，应该对这方面的感受也比较深吧？
张佳玮：还好吧，对我来说，十几年来，写作发表的媒介不停地变化。记得我在大学里的时候，写报纸，写杂志专栏，出纸书——到现在还是在出纸书，但是写作平台发生变化，当然那时候也在互联网上写，但那时候互联网读者还都用PC，熟悉的是论坛这类平台。到如今，输出区域慢慢变成移动平台，内容和文本一直在变化。
去年我跟张悦然有过一些交流，她说我现在算是一个新文人，或者说，她认为我的状态是不拘泥于某一个媒体，因为我纸媒也写，网媒也写，移动平台也写，乱七八糟都写，她说我是一个新型创作人。我想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内容提供者，以文字内容为主。
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平台或者载体决定内容形式。中国与欧洲上古是没有长篇小说的，因为没有相应的出版机制，也没有那么多有钱有闲的读者。先贤大圣们许多都述而不作，说几句，弟子们集成语录。像诗歌最初是用来吟唱的，表章是用来上奏的，苏轼集子里的东西很多没有想过发表出版，就是写着玩，并非面向群众演出性的东西。中国直到明朝，因为商业的发达和出版业的发达，长篇章回小说才兴盛。19世纪欧洲长篇小说发达，也跟报纸连载有关。大仲马说，报纸连载救活了我们长篇小说家。像金庸先生，这么伟大的作者，如果没有报纸连载，他的作品也很难存在下去。互联网发展后，我们的阅读形式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从竹简，到绢，到纸张，到电脑屏幕，到现在的手机屏幕，载体的变化多少影响文本的变化。所以，接受就好了。
正午：那你在写作上，根据阅读形式的变化，作出了什么调整吗？
张佳玮：一部分是外部媒体的变化，另一部分是我趣味的变化。我现在偶尔回头看自己大学时候写的东西，会觉得过于花哨了，过于追求视觉刺激。你知道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都有点自我中心，写爽了就行，希望展示自己掌握了各种技法，显得自己多厉害，就那种感觉。年纪大了回头看，会觉得真不好意思。尼尔·盖曼曾经说过一句话，你要用你的叙述来让读者肯读下去，不要觉得读者欠你的。现在，自由练习的时候我会肆无忌惮，但一旦面对读者，就没有那么肆无忌惮了。而且技巧总有玩腻的时候，会觉得，似乎没有必要折腾成那样。
汪曾祺先生引用过《周易》里的一句，“修辞立其诚”，认为写作不该玩花招，作者对读者玩花招，第一不真诚，第二其实自己也会觉得low。我觉得自己这些年的变化，应该是稍微简洁了一点，虽然可能在外人读来还是会觉得有点繁琐，但是在我看来，是比以前要简洁些了。
正午：你现在主要在四个平台写作：虎扑，豆瓣，知乎，微信公号，四个平台的气质不一样，你发布时有选择吗？
张佳玮：不太有，我在虎扑发的完全是体育文章，在豆瓣发的就是非体育类文章，知乎杂一点，公号是什么都有。很微妙的是，虽然虎扑、豆瓣用户有时互相撕，豆瓣用户有时也撕知乎，这几个网站调性各不相同，但按照我朋友跟我说的数据，在虎扑、豆瓣和知乎，我的follower数字好像都排第一——仔细想还挺好玩的。
我是个倾向简化一切的人，我能够做、而且不烦腻的，也只有写东西。我还很讨厌修改，所以也不会特别斤斤计较，到哪个平台就换一种嘴脸跟人说话，没有那个必要。我在网上几乎不跟人吵架，从来不太想说服别人，因为我觉得，说服别人没有意义，所以只把我想写的东西传达出来，放在那儿，你觉得好，OK；你觉得不好，就不好吧。
正午：我觉得你在网上不是交流的状态，而是“提供”。
张佳玮：交流偶尔也有，基本上是跟相熟的朋友，如此能够确认我们的交流是有效的——互联网上许多的争吵则是无效交流。比如说，在知乎，有个朋友发了一篇文章谈祖逖北伐，我说了句：祖逖北伐的某些策略，跟后来南宋的宗泽是一样的吧？他说对。这种属于完全私人兴趣的小交流，不显眼，根本没被发现，它不是大众的话题，又没有公开撕，所以大家不会觉得我在交流。毕竟现在大家能够关注到的交流大都是互撕。其实在小众话题上，我跟人的交流是一直存在的，不交流是没法写东西的。
正午：你有一个写作的朋友圈吗？几个人谈论写作，谈论知识？
张佳玮：没有。十几年前，我跟同年龄写东西的一些朋友，还会认真地聊些东西，但是年纪越大，越是写自己的了。到了这个年纪，各自的技法、套路、方式、创作理念完全成熟了，谁都说服不了谁了，就求同存异。大家都不太好意思让别人看自己写的东西。偶尔出了书，有编辑来安排任务，让你给某个人的书写一个书评，这时候会聊几句：你这本书的第几篇、某个点是不是从谁谁那得的灵感？对方说对呀，你看出来了。或者：你某几段的节奏，抻得真好；或者：你某个地方，是不是压得有点过？类似如此，就是讨论技术活。但这种事其实也很少，朋友间谁也不去干涉对方的创作，一般就聊聊日常八卦，以及彼此的生活状态。
2016年，张佳玮在苏州。
2018年，张佳玮在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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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你在知乎上多次提到村上春树，提到他30岁后，因为开始跑步，文字也变“硬”了，写作者生活方式的变化对写作有缓慢而长久的影响，你在巴黎已经六年了，这座城市对你的写作产生了什么影响？
张佳玮：首先生活方式变简单了。如果在国内，势必有更多的交际，在巴黎能够过相对简单的生活。然后因为接触的人、书或者知识发生了变化，又会不一样。这座城市改变了我，以前在上海我很少出门，在巴黎出门会多些，接触更多的光照。在上海我经常是夜猫，在巴黎生活越来越规律了。这些对写作状态，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我现在回头看会觉得，到了巴黎之后，我越来越倾向用短句，不那么黏糊，不说干练吧，至少干净些。以及，有了一种我想写什么东西，就能写出来的状态。
正午：2012年你到巴黎之前，写了很多球评，做了一些节目，有种在事业上稳健上升的感觉，到巴黎是不是一个新的开始？
张佳玮：我从来不考虑“事业”这个问题，因为我从来没有上过班，平时工作方式又比较简单，对自己的事业状态没什么感知。这么说吧，我现在巴黎过的生活跟我刚到巴黎时候生活完全一样。人的绝大多数消费是为了社交，我平时社交又少，也没什么物欲，爱好除了写东西就是看看书，跑跑步，打打游戏，不太花钱。买过几幅画，但最贵的一幅也就折合人民币还不到两万块。
像现在，巴黎住着，还是每天早上五点半到六点起来，煎个蛋——或者现在我学会做玉子烧了——然后喝杯绿茶，吃点喝点，开始写东西；争取上午就把当天的公众号推送或者约稿写掉。我挺享受这种早上写东西、别人准备时上班我已经把一天工作完成了的状态。 然后中午出去购物，做午饭，下午再考虑：是接着写东西还是看书？去博物馆、打游戏还是在家撸猫？
隔一段时间，比如今年秋天，忽然想去布拉格了，就跑去待一星期，或者有朋友说：周末是巴塞罗那对皇家马德里啦！——那就去巴塞罗那玩一圈，看场球。
正午：你之前在上海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
张佳玮：那时候还不知道规律生活的重要性，觉得身体还行，就随意造。现在偶尔翻起老照片，会发现2011年看着比现在还要老。在国内，那是处于随时准备社交的状态，谁要见你，没法推脱，巴黎的好处是：可以顺理成章地躲过很多东西。平时的交际也就是线上约稿：约稿方把要求说一下，时间说一下，好了，工作。
我不太喜欢这种一定要见谁的感觉：那会逼迫你接受很多人，磨损你写东西的状态。我对外界的反馈或者评价有点钝感，也不希望自己对这方面太敏感，因为他人是永远不可能了解你的，他人对你的描述，很多停留在想象之中，而你去满足他人的想象，又会很累。但你不满足他人的想象，也会被指指点点，那能够避开这一切就很好，我能够专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自己写，自己玩。
正午：巴黎给了你“避开”的空间，那在巴黎呢？我记得你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谈论“融入当地”这件事。
张佳玮：在巴黎，你不主动接触人，别人也不会主动来接触你，你可以有选择地去接触人。我一直认为，一个现代发达都市该是这样的：在东京，在巴黎，在阿姆斯特丹，你可以一整个星期不跟人说话，也活得下去，在上海有些地方也可以，在中国的其他中小城市，就很难做到了。基础设施的完备，人与人之间的边界，是衡量现代城市的标准。我没有刻意融入当地，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为什么要融入当地？就像我在上海时，经常看到外地人说“我很想融入上海”，我想为什么非要融入上海呢？你过好自己的生活不就可以了吗？你在上海找一个比在家乡好的岗位，挣比家乡高一点的收入，买一些家乡买不到的东西，这不就是你的生活吗？为什么非要融入上海呢？没什么特别的意义。
许多人会强调所谓“当地”，然而当地的风气，也不是一直不变的，2005年的上海和1995年的上海不一样。在巴黎也是，我住在十三区，十三区很多老华人现在还过着上世纪九十年代广州人的生活，听梅艳芳，看周润发，赌马，吃早茶，他们也没有想过要融入巴黎。
正午：只不过换了个地名生活。
张佳玮：我觉得，试图融入当地这个事情，用费孝通先生的说法，是一种乡村经济的概念：在相对封闭的乡村经济，人们相信熟人，相信老人的经验，拒绝流动，对外来人隔膜。但是这都2018年了，是吧？
我今年夏天去希腊的帕罗斯岛，岛上有家餐厅，是岛上评分第三吧，卖希腊菜、意大利菜和印度菜，还有寿司、泰国菜，融合风格。跟老板聊，老板就觉得：为什么希腊人只做希腊菜呢？哪怕是在希腊岛上，也可以做融合菜嘛。老板的父母分别是雅典人和忒萨利亚人，他太太的父母，分别是住在巴西的日本人和一位德国人。他们一家人聊天时，用希腊语、英语、日语、德语和葡萄牙语。我们中国人经常，觉得欧洲好多国家，特别混杂，一个欧洲人能讲好几国语言，了不起，但巴黎到布鲁塞尔坐火车，可能也就是上海到南京那么久，一个欧洲人说我是比利时人，但住在巴黎，在米兰有个房子，在巴塞罗那上过学，听着是穿越了多种文化，但如果一个山东人说，我在上海上过学，在南京工作，在福建交过女朋友，听着就很正常了吧？……哪怕在中国，不知多少年轻人人背井离乡求学、工作，跨越巨大的文化差异。未来，我觉得，世界会越来越混杂，全球化的趋势是不可阻止的。
正午：你怎么看待那种观点，就是20世纪下半叶到21世纪，是欧洲大陆失落的过程？
张佳玮：我从来没有仔细琢磨这个事，这个事情很政治了。我们要看到，一种话语权的变迁，必然会经过漫长的时间。与其说是欧洲失去了话语权，不如说是科技在尽量地，使原来相对偏颇的话语权平等起来。现在互联网传播到全世界，大家接触到的是全球互联网年轻一代所营造的环境。传统的话语权，丢失就丢失了，我并不觉得什么事情可以永垂不朽，咱们还是说句大实话：欧洲获得对世界的话语权才多久？那也就是18世纪左右吧？
我觉得，现在世界的一切在朝大城市集中，比如上海、北京、东京、纽约、洛杉矶、巴黎、阿姆斯特丹、巴塞罗那、马德里、伦敦、柏林，这些大城市会越来越相似，也越来越了不起，积聚越来越多的财富，与此相对，非大城市会越来越凋敝，城市与城市的差距正在拉大，类似于发达国家和非发达国家的差距正在拉大，全球化意味着越来越自由，财富会越来越集中。中国的广大乡村和欧洲的广大乡村一样，都很难留住年轻人，这道理似乎到处是一样的。大家都越来越倾向于去到大城市，这是很正常的状态。
张佳玮在巴黎跑步时拍摄的
张佳玮在巴黎跑步时拍摄的
张佳玮在布拉格卡夫卡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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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更多、更远地走，它给你什么？不那么本土的写作，更宽阔的视野？
张佳玮：我没有思考过这个，从一开始，我就没有限定说，自己要写某种东西。我喜欢的写作者，都不是那种拘泥于一种风格的人。博尔赫斯，什么文化圈的故事都写；村上春树，也不算很老派日本风格的作者；纳博科夫，一个逃到美国去的俄罗斯人……年纪越长越会觉得，每个人多少写的都是自传；在视野和思考方式上，多看看乱七八糟的地方，会觉得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比如说，去过了希腊，才理解为什么他们会用那种方式写史诗：在那种阳光气候之下，就是会产生那样的文明；比如说在布拉格伏尔塔瓦河右岸，朝着左岸的城堡看过去，会明白卡夫卡为什么会写《城堡》。多看点东西，会觉得一切都有其原因，接下来的想法便是：可能我真的没有必要去模仿别人，因为每个人的经历都是独一无二的，走得越多，越觉得我可以写自己了。
我到现在为止出的最后一部小说、也是我自己最满意的作品，叫《爱情故事》，2015年初，我在巴黎过冬的时候写的，只用了一个星期。写的是1980年代，我父亲和母亲相遇的故事，江南小桥流水那种状态。海明威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我只有离开了巴黎才能写巴黎”，类似的，我离开了家乡才能真的写家乡。
正午：需要离得足够远吗？
张佳玮：不一定是离得足够远，只是，能让我有欲望去回忆。许多东西，身在此山中时，不一定能够意识到。
正午：你的法语怎么样？
张佳玮：读和写可以，听就一般了。
正午：在法语环境里，你会思念中文吗？
张佳玮：我无所谓，巴黎十三区中国人还挺多的，而且我平时阅读的一大半是中文，到了巴黎无非是换个地方生活。对中文的感觉，也跟季节有关系：到了夏天无所谓一点，越是到冬天，越是想听侯宝林、郭启儒、刘宝瑞，读汪曾祺。冬天读小时候听过、读过的东西，有一种安全感。对我来说，中文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疗养剂。
正午：这种状态很有意思，住在巴黎，但工作和生活的核心是中文，法语会给你的中文带来不一样的东西吗？
张佳玮：这个我没有仔细思考过，但我觉得到了巴黎之后，我反而能写更纯正的中文，这么说有点奇怪，但我现在回头看，会发现我2008年到2012年，人在上海时，写的东西翻译腔反而比较重，现在翻译腔还稍微轻一点了。可能因为人在巴黎，特别想看中文，特别需要中文，看了更多相对传统的中文，影响到了语感。
正午：还会写新的长篇吗？
张佳玮：会，之前一直在忙着各种事情，其实心里压着几个东西是要写的。我想，到了一定的阶段，可以把一些活放下来。我之前有点太不懂得拒绝了，2014年连重印带出版一共出了8本书，2015年5本，2016年5本，2017年4本，今年是两本翻译，两本新书，明年预定要出的是两到三本。你会发现我很多书装帧风格、书名风格都不一样。编辑们是觉得，攒了一堆文章，够了就出一本，但近年我开始懂得拒绝人了，之后我会谨慎一点，接下来想好好地写点自己想写的东西，毕竟年纪也不小了。
现在生活相对宽裕一点，不用紧巴巴地，好处是，我可以对一些很费时间但能带来钱的活说“不”，原来是“虽然这个活很烦，但是先接下来再说吧”，现在是“这活我就不想干，给我钱我也不要干”。至少能够有所选择：最好是觉得好玩的同时，顺便把钱给挣了。
正午：很长时间你处于一种稳定的高产状态，这是如何做到的？
张佳玮：我写东西算是挺快吧，一般可以是一小时两千字的速度。拳不离手，曲不离口，越是常写，越会觉得自己随时都能写；一段时间不写了，反而就瞻前顾后，什么都很难写。像前天，我等飞机的时候，还有45分钟，我就一口气写了一篇1500字的东西，发到公号去了。很多人写起来不快，是因为太紧张了，怕读者抛弃他，怕自己写得不够精彩，许多作者的拖延症就来自于此。我暂时的秘诀是，首先掌握好句子的节奏，不至于太拗口，句子的节奏好了，就会让人很流畅地看下去；然后写最真实的话，不要多加修饰。一句是一句，当你写了几句，慢慢找到了节奏，就像跑步开始跑几步，溜开了腿，就行了。很多人都知道，写小说很重要的是：一开头就把小说的语境限定，就像卡夫卡《变形记》开头的那句。我平时写作也是这样：先写几句最真实的话，然后掌握好语句的节奏，之后就能够溜开腿开始跑，像自动驾驶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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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最近巴黎处于一种动荡不安中，你也经历过2015年体育场的那次爆炸，巴黎的普通人对这些怎么看？
张佳玮：至少我接触到的大多数巴黎人，是一种见怪不怪的状态。可能因为见多了大运动：OK就这样，自己安心过日子吧。2015年11月那一次恐袭爆炸案后第二天，我还是出去跑步了，跑到塞纳河边，看见老几位经常在那跑步的，大家彼此打个招呼，太好了，你还活着，就那种感觉。平时大家看见点个头就过去了，但是那些天就“你还活着，太好了！”
正午：你曾经听到过抱怨、不满吗？
张佳玮：抱怨是每个法国人都抱怨的，说句不受听的：您在中国随便上一辆出租车，司机一说话就能听到抱怨，类似的，巴黎每个人都抱怨。只是在巴黎，市民会把抱怨体现在行动上。
正午：未来你会一直在巴黎吗？
张佳玮：不一定，世界变化那么快，谁知道呢？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会规划到现在的生活，我说，我从来没有规划过。前几天还有编辑说我，因为我很久以前开始就一直在互联网写，所以现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也写得不错。我说，我从来没有想过那么远。在2006年，谁会想到现在是移动互联网的天下？现在，谁又能知道2025年世界是什么样？对我来说，就是只要持续输出，将来无论哪个媒介兴起，我总能找到饭吃。
正午：就是你没有其他的压力，除了可能希望自己写得更好的压力？
张佳玮：我甚至没有“一定要写得更好”的压力，这种东西就是无所谓了。能看到自己的进步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我更希望的是，自己整体上，能保持持续前进的状态，而不是咔碴一下跌在原地不能动弹，就行。不一定要写得更好，我只要还能写下去，还能生活下去。
正午：巴黎，或者说生活之所在，在这里占的比重有多大？
张佳玮：我不知道，每个人有每个人喜欢的地方，我有朋友在柏林、伦敦、都柏林，都在很认真地写东西。你到最后找到了自己，觉得能在某个地方停下来了，自然而然地，这种状态是最好的。至少对当初的我而言，去巴黎是对的，我很满意现在的状态，那这就是对的。有些问题，我从来没有仔细思考过，巴黎始终只是我住的一个地方，这里有一些人很可爱，我希望他们过好日子。
正午：你给我很强烈的原子化的感觉——创作者好像和他生活的地方没有太大的关系。
张佳玮：我倒觉得是这样的：从长期来看，个人创作者是必然会被时代淘汰的。这是必然的。
这方面我很悲观，因为这个时代商业化如此地盛行，一个电影以前可以是很个人的作品，现在越来越像是一个巨大的工业成品，当你需要大的资本来做一件事，你必然受到他人的掣肘。纯粹个人化的作品，只能满足一小部分人，在大商业时代是会越来越艰难的。这几乎是一种必然。但是那一天什么时候会到来，我也不知道，无所谓，就先这样吧。我也不想将来是什么样，谁知道呢？做好分内事吧。
正午：在哪儿你会有“根”的感觉？
张佳玮：可能在无锡吧，但无锡人的性格，本来就不是特别执著。像我父母一直跟我说，他们没有要我出人头地，他们只说：你要做个好人，不要坑人。就这样，“做个好人，不要坑人”，然后健健康康，平平安安，这是典型的江南小市民的想法。我觉得我到现在，肯定很多人不喜欢我，但至少我不算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大多数做的事情都还是很普通——嗯，我就是个普通人。
—— 完——
张佳玮，1983年7月生于无锡，2002年底以信陵公子为网名写作。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