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40年前高考生：曾怀着孩子参加高考 如今成专家学者及行业领袖

高考是很多人命运的转折点，更是无数人难以忘记的青春记忆。1978年，30岁的梁筝挺着5个月大的身孕走进了考场，怀孕8个月的时候，她收到了期盼已久的大学录取通知书。1973~1975年间，她在阿荣旗插队，曾三次被推荐上大学，未能如愿。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在北京录取通知书截止发放的13天后，招生委员会为她一人加发了北京第二医学院录取通知书，“上大学才圆了我的医生梦”，她说高考改变了她的一生。

1977、78、79级的大学生通常被称为“新三届”。1978年4月，蒋超作为高考恢复后的第一拨“老三届”考入清华大学水利系，那年他整整30岁，与班级年龄最小的同学相差11岁。高考恢复的那一瞬间，大家都很兴奋。“光我们单位报名高考的就有1000多人，最后只有7人考上”。

“当年高考的总分是400分，我考了320多。我还记得数学卷子最后是一道15分的几何题，由于高三的课程没有读，我只把图式画出来了，最后我得了86分”蒋超笑道。如今，蒋老已退居二线，除了负责《中国水利史典》的编纂之外，他还会参加和专业相关的学术会议、审稿等，去年刚刚完成了专著《郑国渠》一书。

赵志斌，68岁，参加高考的时候28岁，那时的他，已经有一个东北妻子，是一个1岁孩子的父亲。由于农村闭塞，基本没有复习资料，“一个知青点的同学从北京给我邮了几本书，作为参考资料，自己在家里看书、复习，也没有老师指导，自己能看多少是多少”。

赵志斌至今记得当年的试题，“我记得当时的语文作文题是：每当我唱起东方红。数学题有一道附加题是定积分的，用来考察学生们是不是自学了大学知识”。1979年12月份，赵志斌从学校毕业，由于老婆孩子在农村，也没什么工作，他就先回到农村了。一月份学校给他邮寄了工资，通知他去学校当老师，后来他就留校了。算起来，从1968年下乡到东北，到1993年6月回北京落户，他总共在东北待了25年。

牛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教授，1977年参加高考。当年，他的第一志愿是北大经济系。“当时想法很单纯，经济建设是国家的工作重心，从事这个行业，能符合国家需要”。其实，牛军那时的兴趣是文学评论，掂量之后，他把这个专业放在了第三志愿。出结果时，北大经济要分很高，牛军虽然成绩很不错，还是不幸落榜。

幸运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正在复校，考分较高的牛军被选中，大家都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学校的老师也很认真负责。有件事让牛军印象很深。“有一次我发烧了，没去上课，之后老师还特意到我的宿舍，为我补课。”1982年，牛军从人大党史专业毕业，继续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后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工作，2001年被调入北大。

贺友进，祖籍浙江镇海，在北京长大。1977年12月，贺友进在北京参加了高考，“我当时才高二，心态比较放松，想着考不上明天还年以再考。”考试结束后不久，他就知道自己落榜了，“我们那届高二学生，就一 个考上的。”有了第一次的经验，1978年第二次参加高考的贺友进，如愿考上了北京邮电学院（现北京邮电大学）。回想40年前的那场考试，他觉得自己很幸运，“ 在最好的年纪赶上了恢复高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