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谈《澳门人家》总编剧梁振华：创作不应永远停留在“舒适区”

为纪念澳门回归祖国二十周年，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制作的30集电视剧《澳门人家》目前正在广东拍摄。记者近日采访了《澳门人家》总编剧梁振华。拥有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等众多头衔的梁振华曾创作过《密战》《春天里》《神犬小七》《我的博士老公》等风格迥异的剧作，其作品多次荣获“华表奖”、“金鹰奖”、“飞天奖”、“五个一工程奖”。作为一部献礼剧，《澳门人家》跳出生硬的观念化表达，而是将家国情怀融入民生伦理中去表现，在梁振华看来，传达观念并非声音越大越好，只有春风化雨、丝丝入扣地讲故事，让观众接受了故事的形式，才会接受故事所负载的思想。谈到自己的创作涉猎题材广泛，梁振华表示，写作也是一门手艺，好的手艺人，要在面对不同题材的时候用不同的方法去创作，而每换一个题材，自己就得把全身的细胞都调动起来，像一场新的战争，作为创作者要有气魄挑战自己的创作惯性，不应该永远停留在创作的“舒适区”。

对谈嘉宾：梁振华（编剧）

对谈记者：邱伟

梁振华

受到《岁月神偷》的启发

记者：作为纪念澳门回归二十周年献礼的大剧，《澳门人家》这个题材在写作过程中有什么难点？

梁振华：任何题材肯定都会有困难，这个题材最大的价值是有非常明确的指向性——澳门回归二十周年。大家在这个节点会想了解20年来澳门发生过什么，而最大的障碍也在这，就是大家所说的主旋律。有观众会认为这种作品在观赏性上会大打折扣，这是我们最大的困难。当我们要传达一个观念的时候，如果不断地把声音放得很大，让人听见我在讲什么，这种传播效果其实是很低的，我们应该春风化雨、丝丝入扣地讲故事。当观众接受了我们讲故事的形式，那他一定能接受故事负载的思想，这就是语态的变革。如果讲的故事越宏大越观念化，就越会被老百姓拒绝。所以《澳门人家》是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生长出来的，它的传奇性不是大开大合、恩怨生死，而是有淡淡的悲欢离合，虽然也有撕心裂肺，但这是戏剧化的需要，不是刻意的“狗血”。

记者：如何从观众感受、观众视角出发，春风化雨、丝丝入扣地讲故事？

梁振华：十年前我看了由任达华、吴君如出演的香港电影《岁月神偷》，特别喜欢。这部电影可以说是平民版的香港史诗，讲述香港从经济萧条到复苏这四十年的风雨。一个小鞋铺承载了大命题，故事性非常强。电影里面藏了很多诗意元素，既有历史史实，也有情感浓度。这种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作品，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澳门人家》这部作品，多少受了《岁月神偷》的一些启发，在平民叙事和时代精神的传递上两者是相通的。

我在开始创作《澳门人家》时，也在突破观念化的壁垒，找到了民生、伦理、情感这三个关键词，所以我叫它“民生伦理剧”。观众们会随着这一家人的成长变迁、悲欢离合，看到这块土地上的哀愁、壮烈和希望。这部作品中没有讴歌，只有一种淡淡的吟咏，像岁月一样绵长。《澳门人家》的主题词是七个字，“有信、有心、有信心”。待人要有诚信，做事要用心，对待未来要有信心，信加心等于信心。找到这七个字，故事的魂就找到了。这就是一个梁记饼店做杏仁饼的故事，杏仁代表心，杏仁也是有信、有心的寓意。

记者：作为编剧，你在《澳门人家》中用了什么样的创作技法？

梁振华：《澳门人家》里出现了一些非常有象征性的元素，比方我去澳门采访的时候，看到很多旧式的大宅子，当地人叫“大屋”，后来我们就围绕着“大屋”来进行创作。故事发生的地点位于澳门一条名叫三湾斜街的老街上，那里有一家百年招牌梁记饼店，以梁家大屋在岁月里的产权变更作为戏眼，澳门回归二十年中的日常做背景，三湾斜街做人物命运铺陈的舞台，讲述了这些年来当地最朴素逼真的伦常生活。这不仅是澳门二十余载发展历程的见证，更是一段温情历史的人文回音：梁家大屋的失散与复得，邻里之间遇到困难时的互相帮助、家庭经历聚散离合后的和睦共处、三代人之间误会化解后的荣辱与共，都蕴含着关于“回归”的丰富含义，更是暗喻了澳门的回归始终牵挂着中国人民的心。

记者：《澳门人家》男一号由任达华出演，也是因为你喜欢任达华和《岁月神偷》吧？

梁振华：这是我的执念，我跟制片方强烈推荐任达华，他是我心目中的男一号，任达华看了剧本也非常喜欢。董洁在剧中饰演他的女儿，主线是讲一个父亲和女儿各自的人生以及他们的关系。他在《岁月神偷》里那种拙朴劲儿演得很好，那张脸就是岁月时代的见证。而且我相信用香港演员来演《澳门人家》的男一号一定会有好处，因为港澳文化是一脉相承的，观众能够相信这个故事发生在澳门，这个很重要。

不喜欢给自己的创作设限

记者：谈到现实题材作品，观众经常感受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生活剧里没生活”，看剧中人物也没有“身边人”的那种感觉。作为编剧，你怎么把创作更好地和生活相结合？

梁振华：每个人都有生活，很多生活的常理是相同的，关键是你的作品要以何种形态展现你的生活。比方前年中央一套播出的《春天里》是农民工进城题材的，我在创作剧本时为了了解农民工，和搭档们在江苏的某个工地里住了一个星期。只有这样，我才知道他们晚上“卧谈会”在谈什么，每天用什么态度来面对工作，想不想念孩子，城市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只要待一段时间我就懂了。这其实是一个逻辑，我们学逻辑是为了什么呢？逻辑是可以举一反三，套用到其他地方的。我懂得他们的生活逻辑之后，就要用创造性方法去把这个逻辑嫁接到别的情境当中去。之后我又跑到北京，因为《春天里》讲的是江苏建筑民工进北京的故事，我又到了北京的工地里面去跟农民工们聊，我发现他们的状态就跟在外面看到的不太一样。找到这种差异之后，我就懂得了他们出走和归来的心理动机，以及在城市中的心理状态。其他的生活就都跟我们一样，只要懂得环境和边界，抓到典型性和非典型性就好了。

记者：正在拍摄的电视剧《暴风眼》是一个国安题材，但是国安题材的职业特点和公安刑侦不太一样，是一种于无声处的斗争，它的剧情没有那么多高潮，作为这部戏的编剧，你又是通过什么手段呈现剧情去抓住观众呢？

梁振华：就像你讲的于无声处听惊雷，正因为它表面是沉默的，所以叫做《暴风眼》。暴风飓风中有一个眼，他是最冷静的那个人，他和周边的不冷静形成反差。当代国安题材的确比较少，不像公安、警匪、反恐题材比较激烈。但它的激烈不在于动作，而在于人的思维、意识和智商。所以这里面更多的是心理战，是思维的博弈。这部戏的节奏其实不比刑侦剧弱，通常是在暗处去寻找那些藏在更暗处的人。这部戏也在传递非常强的国家安全意识，不要以为生活很平静，你很可能就身在暴风眼当中。

记者：细数你的作品，《春天里》《思美人》《神犬小七》《我的博士老公》《密战》《伟大的历程》《大三峡》，你的写作涉猎非常广泛，在选择题材时你有什么方法？

梁振华：我不喜欢给自己的创作设界限。编剧有两种，一种是他特别擅长一个领域并深耕细作，另外一种就是不给自己设限。我的标准只有一个，写能让我产生创作欲望的题材。

像《暴风眼》《澳门人家》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品会是我未来主攻的方向。我在大学任教，研究和讲授的是当代文学，任何时候我都不会把文学性丢掉。这里包括文学性背后的诗意和理想主义，包括对现实的观察和反思。在固守这一份情怀的同时，我认为写作也是一门手艺，好的手艺人，在面对不同题材的时候，用不同的方法去创作；当然永恒不变的是作为一个创作者，对历史、时代、社会和人性的观察、挖掘和思考。

我不喜欢在惯性里行走，选择不同的题材也是在挑战自己的创作惯性。每换一个题材，我就得把全身的细胞全部调动起来，每次都是一场新的战争。所以，有些作品挑战比较大，也会带来争议，但无怨无悔。我以为，创作者就得有这个气魄，不应该永远停留在创作的“舒适区”。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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