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文能不能混为一谈？百年文学革命 始自青年胡适与好友的论战

近于说胡适诗国革命的起因受西方近代新诗的影响，也有人说胡适的诗国革命是受英国伊莉莎白时代的英诗影响。至于民国初年的文学革命，有人说是受中国古人的影响（关于这一点，胡适在〈逼上梁山〉里自己讲过，胡适说“作诗如作文”即是受宋代诗人的影响）。唐德刚在《胡适杂忆》里说文学革命是受辛亥革命的影响，类似这样的说法，标新立异。种种说法，可谓莫衷一是，我们也只能听听就好。

胡适在〈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中讲得很明白，开宗明义即说：“提起我们当时讨论『文学革命』的起因，我不能不想到那时清华学生监督处的一个怪人。」这个「钟人鳌在华盛顿的清华学生监督处做书记，他的工作是负责每月寄给各地学生应得的日常费用。他利用寄发支票的机会在身上里也附寄了一些宣传品，，大致是这样的口号如下：“不满25岁不娶妻”，“废除汉字，改用字母”及“多种树，种树有益”。

胡适说「支票是我们每月渴望的」，可是附寄来的小传单，「我们拆开信，把支票抽出来，就把这个好人的传单扔在字纸篓里去。」钟文鳌的这种小传单就是像现在泛滥成灾令人讨厌的垃圾邮件（垃圾邮件）。但是钟文鳌的小传单与现今商业化的垃圾邮件稍微不同的地方是，他的思想受了传教士和青年会及教会大学的影响，彰彰明什──他是一个基督徒，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是故，他利用机会分布一些小布局逐步做些社会改革（social change）的宣传，没有什么恶意。

胡适说有一天又接受了他的一张桌子，“说中国应该用字母拼音；说要求教育普及，非有字母不可。”这张小传单，非同小可，因钟文鳌希望中国要有文字改革，比前面所说的社会改革要严肃认真，胡适一时动了气，他就写了一段短信去骂钟文鳌，信上大意是：“你们这种不通汉文的人不配谈改良中国文字的问题，必须先费几年工夫，把汉文弄通了，那时你才有资格谈汉字是不是应该废除。”从胡适的反应看来，钟文鳌的这张小传单多多少少起了作用。

胡适的信寄出去之后他有点后悔了，因为他等了几天没有回音，使他觉得不应该这样“盛气凌人”骂他。这几句话充分表现出胡适温良敦厚的性格，像他的文章一样──平实而富感情。后来他一想，「这个问题不是一骂就可完事的」，他既然说钟文鳌不够资格讨论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够资格的人就应该用点心思才力去研究这个问题”。

那一年刚好中国留学生在美国东部新成立了一个“文学科学研究部”（文理学院）。胡适是文学股的委员，他负有准备年会时分股讨论的责任，他就同赵元任商量，把“中国文字的问题”做为本年文学股的论题，由他与赵两个人分组写两篇论文，讨论这个问题。赵元任专论“吾国文字能否采用字母制，及其进行方法”；胡适的翻译是“如何连通吾国文言便于教授”。

赵元任后来觉得自己的过渡光写文章不够，连做了几篇文章，说中国文字可以采用音标拼音，并且其中其赞成与反对的理由。胡适说赵元任「后来是『国语罗马字』的主要制作人；这几篇论文公认的中国拼音文字的论文是国语罗马字的历史的一种重要史料”。胡适说自己的论文，是一种“过渡时代替代方法”；其要旨如下：

（一）汉文问题之中心在于“汉文究可为传授教育之利器否”，这是一个问题。

（二）汉文所以不易普及者，其故不在汉文，而在教授之技术之不完整。

（三）旧法之弊，盖有四端：

（1）汉文乃半死之文字。

（2）汉文乃视官的文字，非听官之文字。

（3）吾国文本有文法。文法乃教文字语言之捷径，后来当鼓励文法学，列为必须之科目。

（4）向前向不用文字符号，致使文字不易普及，而又不讲文法，亦未始种因于此。

胡适说过：

我是不反对字母拼音的中国文字的；但我的历史训练（也许是一种保守性）使我感觉字母的文字不是容易实行的，而我那时还没有想到白话可以完全替代文言，所以我那时想要改良文言的教授方法使汉文容易教授。

所以他在1915年8月26日那段日记的前段说：“当此字母未成之先，今之文言终不可废置，以其为仅有之各省之交通之媒介也，以其为仅有之他所提出的古文授受法是从他早年的经验得来的；至于有关字源学，是从在美国读书时得来的经验。至于讲究文法是他崇拜马建忠《马氏文通》 》的结果，另一部分是他学英语得来的。至于标点符号的重要也是学英语及其他外国文得来的。

从这几点来看，胡适的文字改良，文学革命或诗国革命都是很温和的，或者可以说是“保守性”的；可是在绮色佳的丰富朋友认为胡适对文字改良的所有权太自由基（过激），所谓绮色佳一群朋友是指任叔永（鸿隽），梅觐庄（光迪），杨杏佛（铨），唐擘黄（钺）。

康乃尔大学中国学生俱乐部，坐于最前排右一为胡适，摄于1910年。（资料来源：Wikimedia）

1915年夏天，那时任鸿隽，杨杏佛及唐钺在康乃尔读书，胡适在这一年9月20日就要离开绮色佳转往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梅光迪新从芝加哥附近的西北大学毕业，9月中他到波士顿上哈佛大学。这年，梅在绮色佳过夏，所以这几个朋友暂时都聚在绮色佳，他们常常讨论中国文学的问题，这一班人中最偏激的是胡适，最守旧的是梅光迪。胡适这时候已经再三所述白话是活文字，古文是半死的文字。而梅光迪坚决反对反对说，他绝不承认中国古文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字。

因为他的反驳，胡适说：“我不能不细细想过自己的立场。他越驳越守旧，我倒渐渐变的更激烈了。”这句话很重要，因为梅光迪的反对，因为梅光迪愈反对，胡适愈过激，立场更坚定。

胡适那时在辩论时就经常提到中国文学必须经历一场革命；“文学革命”的口号，就是那个夏天他们这批朋友在辩论中叫出来的。我们现在要谈文学革命，当然不得不谈胡适；可是梅光迪在文学革命里虽是反对胡适的主张，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他的反对刺激了胡适的思考，这也是他对文学革命的一种贡献。

在文学革命期间，梅光迪加速胡适最后又一个文学革命的开路先锋，他是一个“功臣”。所以我们谈文学革命也就不能不谈梅光迪。

谁是梅光迪？

梅光迪1890年生于安徽宣城，宣城是在长江以南，安徽南部，却在徽州的北部。胡适的故乡绩溪是在徽州六县里最北的一县。宣城与绩溪仅百里梅比胡适大一岁，他也参加了1910年庚子赔款留美考试，没有考上，翌年即1911年卷土重来，他考取了。此即第三届庚款留美。

梅光迪非等闲之辈，此君颇有才华，他也是一个才子，12岁即考取秀才。1905年清廷科举废掉，不然梅君大有可为。梅光迪初履美国就读于威斯康辛大学（1911至1913）主修政治及历史，副修文学。他在威斯康辛并不愉快，后来转学至芝加哥附近的西北大学（1913至1915）主修历史，副修英国文学。

1915年西北大学毕业后，旋即赴哈佛研究所改念英国文学，受业于当时很有名望的文学评论大家以及当代新人文主义巨擘白璧德（欧文·巴比特）门下。有些传记资料说他于1918年年获哈佛英国文学博士学位，他是否有哈佛学位尚待查考。

胡适与梅光迪他们在国内就认识，在上海时，梅读复旦公学，他认识胡适时，那时（1909年）胡在读中国公学，他们由胡适徽州同乡胡绍庭介绍结识。在1915年夏天，梅准备去波士顿上哈佛之前，他与联邦中国朋友都在绮色佳，可谓「八方风雨会中州“。

这些了大家大家都在讨论如何改良中国文字。过了夏天，当梅光迪于9月17日要离开绮色佳往哈佛时，胡适精心一首长诗送给梅，诗中第二段有两句并在同一段有几句比较大胆的“豪语”，兹录如下：

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

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

上边这四句引诗是这首长诗的第二段的下半部。在第三段里开始，胡适的诗又云：

作歌今送梅生行，狂言人道臣当煮。

我自不吐定不快，人言未足为重轻。

胡适在年写《四十自述》在〈逼上梁山〉里说：「在这诗里，我第一次用『文学革命』一个名词。」然后又说：「这首诗颇引起了一些小风波。原诗诗云：「牛敦爱迭。」共有四百二十字，全篇用了十一个外国字的译音。任叔永把那诗里的一些外国字连缀起来，做了一首游戏诗送我往纽约。孙，培根客尔文。索布雷与霍桑，烟士披里纯；鞭笞一车鬼，为君生琼英。文学今革命，作歌送胡生”。

上面这首诗里的有牛顿（牛敦），爱迪生（爱迭孙），这两位是科学家；培根与喀尔文（客尔文）是哲学家。桑是文学家。“烟士披里纯”是英文里inspiration（灵感或启发）的音译。我认为任鸿隽这首诗是高度妙的艺术品，具有轻松，滑稽，幽默感。

在我看来这首诗很有趣，可是胡适有点“生气”，有点在意。他说这首诗的末日行“文学今革命，作歌送胡生”，这段句子“自然是挖苦我的『文学革命』我在1915年9月19日里记了一行：『任叔永戏赠诗，知我乎？罪我乎？』」的胡适随后又说：「所以我不能把这事当作游戏看。

翌日（9月20日），胡适离开绮色佳去纽约，转学哥伦比亚，在火车上他用任鸿隽的诗韵脚，写了一首自己认为“很庄重”的答词，寄给几个绮色佳的朋友；诗云：

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

琢镂粉饰丧元气，貌似未必诗之纯。

小人行文颇大胆，诸公一一皆人英。

愿共谋力莫相笑，我辈不作腐儒生。

胡适在这首诗里，他特别提出了“诗国革命”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个“要须作诗如作文”的方案。他说后来从这个方案惹出“做白话文的尝试”，到最后不就是民国初年的「文学革命」了吗？

在胡适看来，他的约定“要须作诗如作文”不是他的创见，他说这是“中国诗史上的趋势，由唐诗变到宋诗，无甚玄妙，只是作诗更近于作文，更还说：「宋朝的大诗人的绝大的贡献，只在打破了六朝以来的声律的束缚，努力造成一种近于说话的诗体。宋诗的影响，所以说『要须作诗如作文』，又反对『琢镂粉饰』的诗。」

是年（指1915年）秋天梅光迪初到哈佛，随后当时很有名的文学批评大家白璧德。胡适转学哥伦比亚，主修哲学，师从杜威实验主义，副修政治理论，第二个副修是他们二人都是换了新学校，新环境。胡适说“大家都很忙，没有打笔墨官司的余暇”，又强调说“这只是暂时的停战”。

胡适说他到了哥大后，「以后两年我致力于语文改革的工作，也就是我在哥大学生生活中的一部分。」所以有关文字改良及诗国革命等等，这样看来多多少少也是他的专业部分（汉学是他第二副修），他写的博士论文又是采用杜威的实验主义来打破中国古代哲学（先秦名学史）。所以我们不能随便说他是“捞鱼摸虾” （唐德刚语）。

过了年后即1916年开始，胡适与梅光迪的文学改革辩论卷土重来-胡适说，也就是因为梅对他改革观的强烈反对，才把他“逼上梁山”的。胡适所说的：“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

1916年初新学期开始，梅光迪来信驳胡适说：“足下谓诗国革命始于『作诗如作文』，迪颇不以为然。诗文截然两途，诗之文字（诗意）与文之文字（Prose词典）自有诗文以来（无论中西），已分道而驰。足下为诗界革命家，改良『诗之文字』则可。

梅又说：「吾国求诗界革命，当于诗中求之，与文无涉也。若移首文『诗，即谓之革命，则不可也。』以其太易易也。”一言以蔽之，梅光迪立论的主意：“诗”与“文”不能混为一谈。随后仍在康乃尔读书的任鸿隽也写信给胡适，赞成梅光迪的主张。胡适觉得他很孤立。但他们两人的说法，不能使胡适信服。胡适不「信服」，他要思考。问题在哪地？所以胡适常说与梅光迪辩论有益于他。

胡适晚年在写《口述自传》时很坦白的称呼：“那时我对文学革命的观念，仍然很模糊的。但是那首长诗却是我第一次把我对这些问题的想法写下来。 ”他在诗中就写出“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了。这是胡适“文学革命”的核心问题。

胡适晚年回忆说，当他在哥大佛纳大楼学生宿舍住定后，他觉得有安定下来的感觉，他就有了更多的时间，对这些中国文学的辩论与讨论，做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