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李白研究述略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由于学术思想的解放，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中国李白研究会的建立，多处李白纪念馆的建设，使李白研究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并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的成果。

（一）李白全集的校注、整理等基础性研究工作

20世纪的前70年，李白全集的校注、整理工作，几乎是空白。直到进入８0年代之后，才相继出现了四部李白全集校注著作。

20世纪第一部李白全集校注、整理著作为瞿蜕园、朱金城的《李白集校注》。朱金城，1921年生，南京人，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曾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中国李白研究会副会长。长期从事古籍整理工作，著有《白居易集笺校》。《李白集校注》以乾隆年间王琦注本为底本，辅以宋本、萧本、缪本及唐宋重要总集及选本进行校勘。注释及评笺部分，以杨齐贤、萧士、胡震亨、王琦四家注为主，旁搜唐宋以来有关诗话、笔记、考证资料以及近人研究成果，加以笺释补充与考订其中谬误。

《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安旗主编，薛天纬、阎琦、房日晰参与编写）校勘范围与前书大致相同，而特色则在于编年。该书将李白诗文按编年诗、文和未编年诗、文分别排列，编年诗文约占全部作品的百分之八十五。注释简明，多及诗中的题外之旨。主编安旗及其弟子是本时期研究李白的一支生力军。安旗，1925年生，四川成都人，西北大学中文系教授，曾任中国李白研究会副会长。安旗原为文学评论家，后转为研究李白，著述甚多。除《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外，安旗和他学生的著作尚有：安旗《李白纵横探》《李白研究》《李白诗新笺》《李白传》，安旗、薛天纬《李白年谱》，安旗、薛天纬、阎琦《李诗咀华》等。这些著作对李白的生平及其作品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取得了一些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成果。

第三部校注著作为詹主编，葛景春、刘崇德、詹福瑞等八人参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该书以静嘉堂宋本为底本，辅以明正德影宋咸淳本、元刊萧本、何校陆本等十六种刊本并唐、宋、元、明重要总集及选本进行校勘，是首部带有集校、集注、集评性质的整理本。注释部分，分题解、注文、串解三部分。对较长诗文，都加上题解，说明写作背景、撰写时地以及诗文义旨。注文主要参照杨、萧注和王琦注，但首次对旧注作了全面清理，以简明出之。旧注不确之处，换为新注，所引古书，一律核对原书，并注明篇名、卷数。为使读者弄清诗句上下的串连和取义，注文部分采纳了朱谏《李诗选注》及清人《李诗直解》等书，分段串讲。集评部分收录了著者所能搜集到的历代对李白诗文的评论材料。备考一项收集了古人和今人对作品的不同解释意见，以备研究者参考。

以上三部书的共同特点是：对李白诗文进行了全面整理，集校勘、注释、评笺为一书，并广泛采纳了新的研究成果，体现了20世纪后期李白研究的水平。

第四部为郁贤皓《李太白全集校注》（凤凰出版社，2015）。此书体例略同于《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其校勘，以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影印静嘉堂文库藏宋蜀刻本为底本，参校以萧本、郭本、胡本、缪本、王本、咸本以及唐宋重要总集。其注解，主要分为题解、注释、评笺三部分。此书在体例上不同于此前各家整理本的是，在许多诗末，整理者都加了按语，或就诗的写作年代、背景，或就诗意提出个人意见，有的带有明显的概括各段大意或对全篇加以鉴赏的性质，融入了整理者数十年研究李白的心得。就李白作品的注释而言，此书乃是后出转精之作。

还有一部李白诗歌的新注本，即管士光《李白诗集新注》（上海三联书店，2014）。此书注释难字、难词，不列书证，解诗不串讲，习见地名、官名不出注，注典章制度、史实等说明史料来源，但亦不引原文，惟典故及脱意前人的语句皆注明出处，并征引原文。由此可见，此书注释追求简明，而且在李白生平、

诗歌作年以及疑难语词的注释上，充分吸收了该领域研究的最新成果。

工具书的整理与著录也是李白研究基础性研究工作的一部分。这一时期有两部具有很高参考价值的工具书问世：一是《李白资料汇编（金元明清部）》，一是《李白大辞典》。《李白资料汇编（金元明清部）》的资料来源包括金、元、明、清时期的总集、别集、诗文评、词话、笔记和方志等，收录内容包括总评、作品研究、生平事迹的记述与考证以及吟咏凭吊之作等。该汇编是一部搜集广博、内容丰富的李白资料书，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李白大辞典》分生平、作品提要、交游、诗文中地名、版本、研究著作、研究学者、海外研究、胜迹、名篇鉴赏十个部分，是我国第一部既为读者提供李白的各种基本知识，又反映出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工具书。

（二）李白生平事迹的研究

这一时期，李白生平事迹的研究仍是李白研究的热点之一，詹、安旗、乔象钟、裴斐、郁贤皓等人在此方面用力较多。研究内容涉及李白的出生地与家世、李白的长安之行与洛阳之行、李白的经济来源等。李白在四川、安陆、安徽、山东的行踪等方面，著述亦多。关于李白行踪的考辨，仍以长安之行为讨论的焦点。有传统的一入长安说，裴斐主编《李白诗歌赏析集》中的《李白年谱简编》、《李白选集》仍持此说。詹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校注汇释集评》［31］对二入长安说亦持审慎的需进一步研究的态度，因此在《李白全集编年校注汇释集评》中，73未作二入长安的编年；但是詹为林东海《诗人李白》所写序言中，就采纳了二入长安说。

二入长安说以郁贤皓的研究最为用力。郁贤皓，１933年生，上海人，1961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并在该校任教，曾任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李白研究会会长。郁贤皓主要致力于李白生平与交游的研究，其著作《李白丛考》收录有关李白生平和交游的考证文章十三篇，考证与李白交游人物40多人。该书力主二入长安说，并考订李白一入长安的路线、居京时间与遭遇以及二次入京是由玉真公主推荐等。该书及《李白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还对《蜀道难》《行路难》等诗作了重新系年。在此基础上，2015年出版的《李太白全集校注》对能够编年的作品作了新的编年。

自稗山《李白两入长安辨》发表后，研究界对“二入长安说”赞同者日多，如《李白集校注·后记》（朱金城）、《李白年谱》（安旗、薛天纬）、《诗人李白》（林东海）等。有的学者也对二入长安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葛景春认为，李白开元年间入的京不是长安，而是东都洛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开元二十三年洛阳献赋说。此外，学界尚有三入长安说，该说由李从军在《李白三入长安考》一文中提出，该文认为：李白于天宝十一、二载三入长安。此说得到安旗补证，并体现在《李白全集编年注释》一书中。胥树人《李白和他的诗歌》一书，也采纳了这一意见。

关于李白生平事迹的论文，有两篇应该特别提出。一是傅璇琮发表于《文学评论》2000年第5期上的《李白任翰林学士辨》，辨析翰林供奉与翰林学士在天宝时实为两种不同身份、不同职务，李白所任是翰林供奉而非翰林学士，纠正了李白为翰林学士之误。另一篇是张才良1993年发表于《中国李白研究（1992—1993年集）》上的文章《李白流夜郎的法律分析》［43］。旧说李白流放夜郎，未到即被放还。张文认为李白被判的是唐律中最为严厉的三年“加役流”，李白到夜郎不久便得到赦免，相对于“役三年”来说，他应该是“半道承恩放还”。此说依据的是唐律，因此是有说服力的。

（三）李白思想、性格及艺术成就的理论研究

这一时期对李白思想、性格、艺术成就的理论研究，学术思路开阔、视野宏大，取得了不少理论创新性成果。老一辈学者，仍坚持通过解读李白的诗文、剖析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来分析李白的思想、性格与其诗歌艺术成就，既立论平实、资料翔实，又多有新的发现，如裴斐的《李白十论》、罗宗强的《李杜论略》、乔象钟的《李白论》。

裴斐（1933—1997），四川成都人，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于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曾任李白研究会副会长，著有《李白十论》《诗缘情》等。《李白十论》立足于分析李白面对社会深藏失望和始终不肯放弃兼济天下理想的思想与性格矛盾，力排李诗是盛世之音的观点，加上他在文章《李白个性论》提出的李白诗悲中见豪的观点，在李白思想与性格的研究中可谓独树一帜。

罗宗强，1931年生，广东揭阳人。1961年本科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1964年研究生毕业，任教于南开大学，曾任李白研究会副会长。罗宗强主要从事古代文学思想史研究，李白研究主要见《李杜论略》，另有《李白的神仙道教信仰》《自然范型：李白的人格特征》《也谈李白与〈长短经〉》等重要文章。罗宗强在《李杜论略》中回顾了历史上较有影响的李杜优劣论，认为“不扬此抑彼，不妄比其优劣，但却可比较其特色”23才是李杜研究的正确思路，而对李杜诗歌从内容到形式的系统比较，是一个无尽的认知课题，也是系统深入研究两位伟大诗人的重要途径。而其散见的数篇文章，着重点在李白的思想之形成对其人格的影响，尤其是李白“自然范型”之说，无疑是开创性的。

在这一时期，还有几位古代文学研究大家，虽然不专门从事李白研究，但其发表的李白研究文章，却都很有建树，影响很大。袁行霈注重李白诗歌文本的文学研究，分析其诗歌意象、境界与风格，《李白诗歌风格与意象》《李白诗歌与盛唐文化》《李白的宇宙境界》等文，为李白诗歌艺术分析做出了范式。周勋初的研究则从具体问题着眼，文史结合，发掘李白生平所带有的文化背景及其内涵，《李白剔骨葬友的文化背景之考察》《李白思想中的‘异端’因素》《李白及其家人名字寓意之推断》《李白两次就婚相府所铸成的家庭悲剧》等文，发人所未发。

中青年学者则吸收西方文化学及心理分析与意象分析等方法，注意从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中研究文学现象，给李白研究带来了新的面貌。如葛景春的三部李白研究专著，《李白思想艺术探骊》（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李白与中国传统文化》（群玉堂出版公司，1991）、李白《李白与唐代文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都是从文化学角度来探析李白思想和诗歌艺术的。无论是《李白思想艺术探骊》和《李白与中国传统文化》从传统文化的影响等角度解读李白思想和艺术特色的形成，还是《李白与唐代文化》从唐代的时代特色、艺术审美的角度来剖析唐代浪漫、自由的时代精神对李白诗歌的影响，葛景春的研究方法都具有启发意义。此外，还有张瑞君《李白与盛唐诗新探》、陶新民《李白与魏晋风度》、杨海波《李白思想研究》、孟修祥《谪仙诗魂》等。

这一时期，探讨李白诗歌艺术特色和艺术风格的文章比较多，取得成就最为突出的是李白诗体研究。李白诗分古风、乐府、歌行和律诗、绝句等几类。最早研究古风的文章应是朱翧1941年发表于《国书月刊》第1卷第6期的文章《李白〈古风〉之研究》、詹《李白诗文系年》附录《李白〈古风五十九首〉集说》。

八十年代研究古风的文章主要有乔象钟《论李白的〈古风〉》、房日晰《论李白的〈古风〉》、张明非《试论李白的〈古风〉》、郁贤皓《论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但这些文章多讨论古风是否为一时之作和对其题材内容的分析，还主要不是诗体研究。在李白诗体研究中最有创造性成果的是乐府与歌行的研究。关于李白乐府，詹《李白乐府探源》指出“太白乐府，或模旧制，或创新篇；因革之端，往往可指”，故该文依照郭茂倩《乐府诗集》分类编排李白149首乐府诗，指出李白乐府哪些是衍古辞，哪些是拟古题、古辞，哪些是古题新意，哪些是古意新辞，哪些是变体，哪些是唐当代体，“各著渊源，以明通变”，开了李白乐府研究先河。

20世纪70年代以来研究李白乐府的文章甚多，然着眼于诗体研究的主要是乔象钟发表于《文学遗产》19８2年第3期的《李白乐府诗的创造性成就》、傅如一1994年发表于《文学遗产》第4期的《李白乐府论》、葛晓音1996年发表于《唐代文学研究》第6辑的《李白乐府的复与变》。乔文论述了李白古题乐府或扩充原来题意、或别立新意及在旧题下创造出新的作品的特点，并把缪本中的79首歌吟类作品视为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傅文亦把李白歌吟类作品作为新题乐府，评价为：“他的五十三首新题乐府诗有力地说明，李白是唐代新题乐府的开创者。”傅文还对李白挖掘、整理、加工和创新乐府旧题作了全面概括：即修改旧辞、依题立义、为失辞古题乐府增补新辞、对立意欠佳的古辞另铸新辞。

葛文从李白乐府诗内容和表现艺术的复变关系入手研究李白乐府诗，深入探讨了李白乐府诗复古和变革关系的三种类型：在体制、内容及艺术方面恢复古意；综合并深化某一题目在发展过程中衍生的全部内容，或在艺术上融合汉魏、齐梁风味再加以提高和发展；沿用古题，而在兴寄及表现形式方面发挥最大的创造性。这些文章应该是这一时期李白乐府研究中最有分量的成果。薛天纬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唐代歌行研究，撰有《唐代歌行论》专著，其中李白的歌行研究是该书主要内容。他另有《李杜歌行论》一文，发表于《文学遗产》1999年第6期。文章把歌行定性为缘事而发的七言自由体抒情诗，并从诗体的角度，着重研究了李白歌行的三种类型：古题乐府、歌辞性诗题的歌行和非歌辞性的歌行。对李白律诗绝句研究的文章，主要有房日晰的《试论李白的五言律诗》《论李白的五言绝句》、葛景春的《李白律诗浅探》等。

（四）李白诗歌接受与经典化研究

李白诗歌接受与经典化的研究，是这一时期李白研究新开辟的领域。此前关于此方面的研究极为薄弱，如果把版本研究也算入的话，最早的论文应是詹《李白集版本叙录》，其后有罗根泽《李杜地位的完成》，这些应该是最早的李白经典化研究。20世纪８0年代，有裴斐、刘善良编《李白资料汇编（金元明清部）》，为李白传播与接受研究做了基础性的文献工作。此外有裴斐《历代李白评价述评》、王仲镛《杨慎论李白述评》、朱易安《明人李杜比较研究浅说》、杨栩生《唐五代时人论李白述评》等文章，从题目即可看出，多为述评。

此一时期李白传播、接受及其经典化的研究，值得关注的是王红霞《宋代李白接受史》和詹福瑞《唐93宋时期李白诗歌的经典化》。王书是李白接受史的第一部断代史，详细考察并论述了宋代四个时期李白的接受情况。詹文则在张海鸥、誉高槐《李白诗歌在唐五代时期的经典形成》文章的基础上，更为具体地考察了李白在唐宋时期的经典化路径以及李白经典意义与价值的发掘与凝练。

（五）普及著作和作品赏析文章

20世纪８0年代以后，李白诗文的普及型读物和赏析类文章有如雨后春笋，蔚为大观。李白诗文选注、选译、赏析的主要图书有安旗《李白咀华》、马千里《李白诗选》、毛水清《李白诗歌赏析》、裴斐主编《李白诗歌赏析集》、刘开扬等编《李白诗选注》、牛宝彤主编《李白文选》、张才良主编《李白诗四百首》、詹主编《李白诗选译》、詹福瑞等主编《李白诗全译》等等。相较于以往以诗注为主的普及式读物，这一时期的读物选注对象除诗歌外还兼及李白文章。读物内容除选注外，还增加了作品今译、作品赏析的内容。古诗今译，是困难较大的工作。詹福瑞等人编写的《李白诗全译》，首次把李白全诗译为现代散文语体，不失为一次有意义的尝试。

至于这一时期散见于各种书刊的名篇赏析文字，其数之多，不能确切统计。其功在于普及李白作品，但滥而缺少新意，亦是一弊。

20世纪以来的李白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李白研究尚有许多工作要做，待开拓的领域比较广阔。李白身世和生平事迹有许多尚无定论，有待新的史料的发现和旧的文献资料的发掘；理论研究也有待拓展与深入。目前，李白研究尚缺少一部带有总结性的李白研究史，如此等等，都说明未来的李白研究仍大有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