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 161 熊易寒｜中国社会科学的国际化与母语写作

【作者简介】熊易寒，政治学博士，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熊易寒

【内容提要】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的国际化取得了一定进步，国际影响力有所提升。但国内学术界对“国际化”的认识存在一定偏差，本文批评了抵制国际化的“学术民族主义”和丧失本土意识的“殖民地学术”。社会科学的国际化不仅仅意味着英文论文、国际会议和国际期刊，更重要的是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对话和竞争，提出有国际影响力的理论范式，与国际同行共同设置研究议程。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需要处理好经验与理论、“在中国”与“为中国”、英文写作与中文写作的关系。国际化并不意味着丧失本土问题意识，对西方学术界亦步亦趋，也不意味着母语写作的自我矮化。高水准的中文学术写作也是国际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关键词】国际化/学术民族主义/殖民地学术/母语写作

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的国际化作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根据《2011年度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来看，2010年《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收录了中国学者的论文5287篇，占收录论文总数的2.41％；2011年SSCI数据库收录论文24.18万篇，中国学者的论文为6380篇，占收录论文总数的2.6％，其中以中国机构为第一署名机构的论文为2954篇，占中国学者的论文总数的46.3％。尤其令人惊喜的是，中国大陆学者的名字也开始出现在《美国经济评论》、《美国政治学评论》、《美国社会学评论》和《世界政治》等顶级期刊上。①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英文论文，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看，较之过去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然而，在为这些成就感到欣喜的同时，笔者也发现，国内相当一部分学者对于“国际化”的认识存在偏差。第一种态度是抵制和排斥国际化，持这种态度的学者认为，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不需要走国际化的道路，在英文期刊上发表论文就意味着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西方学术界的文化霸权，丧失了中国本位的问题意识；第二种态度是将国际化简单地等同于SSCI论文，认为中文论文不值一提，只有SSCI收录的文章才是真正科学的研究。笔者将前一种立场称为“学术民族主义”，后一种立场则是“殖民地学术”取向。在国内的学术会议和非正式交流中，我们不难发现，持这两种态度的学者并非少数，并且互不认同，若不能及时加以矫正，不仅不利于学术共同体的构建，也会妨碍中国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

一、双重陷阱：“学术民族主义”与“殖民地学术”

“学术民族主义”往往以反对西方中心主义为借口，抵制国际化。持这一立场的学者认为，学术的背后总是隐藏着特定的意识形态，如果加入西方主导的学术生产体系，将不得不接受西方的学术霸权。中国学术应该有“中国特色”，没必要与国际接轨。不可否认，社会科学确实与特定意识形态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既然是“科学”，就有其超越国界、超越政治的普世性。

“殖民地学术”则以SSCI为最高学术标准，以期刊的排名和影响因子作为学术成就的象征。持这一立场的一些学者甚至拒绝用中文进行学术写作，不屑于在中文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而事实上严格来说，SSCI并不是一个学术评价系统，而是美国信息科学研究所为了方便学者开展研究而开发的文献检索系统。有学者指出：“SSCI的首要作用，是开辟了一种新型的以互引用关系为途径的检索系统，并由此引申出了评价功能。不能将其评价功能绝对化，引文影响力不能等同于学术影响力，用我国学者在SSCI、A&HCI的发文情况及引文状况，来判断和评价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是不全面、不充分的。”

笔者到国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时候，偶尔有一些期刊编辑会向与会学者约稿，国内同行的第一句话往往是：“贵刊被SSCI收录了么?”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反而没有那么在意所投期刊是否被SSCI收录。笔者询问一位知名美国政治学家对于SSCI期刊的看法，她表示自己不太注意期刊是否被SSCI收录，更加看重的是期刊的学术声誉。一些SSCI期刊的学术水准并不高，而一些非SSCI期刊或者文集反而有很好的口碑，所以，她既给本专业的所谓权威期刊投稿，也会给一些非SSCI期刊甚至非匿名评审的同仁刊物投稿。她不太理解为什么中国学者如此看重SSCI期刊。

一位频繁在英文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学者曾善意地告诫笔者：如果想要在SSCI期刊上发表论文，首先，一定要重新包装你的研究问题，必须是西方人感兴趣的；其次，尽量不要引用中文学术作品，不得已的时候也要作为资料(data)来引用，不要引用他们的观点或理论。这位学者的经验之谈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学术期刊的“潜规则”。如果将SSCI期刊作为学术评价标准，很可能会诱导学者曲意迎合西方学术偏好。

不论是“学术民族主义”，还是“殖民地学术”，本质上都不是一种学术立场，而是一种隐蔽的政治立场。学术民族主义是妄自尊大和盲目排外，而殖民地学术则是丧失主体意识的自我矮化，两者都不是开放、平等的姿态，在这样的心态驱使下，不可能产生伟大的学术作品。

以刊物的级别(譬如SSCI期刊、中文权威期刊、CSSCI期刊)来衡量论文的水平、学术的优劣，无异于买椟还珠。好的论文当然更有机会发表在一流期刊上，但这只是概率性的，不代表所有高等级刊物上的文章都是好文章，也不代表普通刊物上就没有好文章。回到学术本身，用作品说话，这才是真正公允的学术态度。一方面，汉语学术界需要奋起直追，中文学术刊物尤其需要建立与健全匿名评审制度，提高学术品味和学术公信力；另一方面，汉语学术界也不可妄自菲薄，一味贬低中文学术写作的价值和影响。实际上，国内的一些高水平期刊，如《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社会学研究》、《历史研究》、《经济学(季刊)》也不乏精品力作，部分优秀论文至少不输于SSCI中等期刊的发表水平。

衡量学术作品究竟好不好，不应该看它发表在什么刊物上，而是作品本身能否引发共鸣或争议。所谓共鸣是价值观和情感上的，即对选题重要性的认同。社会科学的研究不只是一种智力游戏，而必须服务于人类的福祉。如果没有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照和反思，就很难产生真正具有影响力和生命力的学术作品。

所谓争议是理论意义上的，重大的研究成果往往具有颠覆性，会对既有理论体系构成巨大挑战，因而往往会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伟大的作品要么是范式开创者，开启一种新的学术传统和研究取向；要么是范式终结者，作为一种研究传统的集大成者，为后来的研究转向提供动力和契机。没有争议，就没有创新。

二、不平等的对话：“中国经验”与“西方理论”

长期以来，不论是中国学者还是西方学者，常常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中国等同于经验，西方等同于理论，似乎中国只能贡献“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而西方则负责生产普遍化理论。中国学者在撰写论文的时候，也总是宣称要用独特的“中国经验”去与“西方主流理论”进行对话。大家在潜意识里已经默认了这样一种学术分工：中国学者为西方的知识生产体系提供“数据”、“案例”等原材料，西方学者则负责将这些来自第三世界(包括中国)的原材料进行深加工，使之上升到抽象和理论的高度，反过来再去指导中国学者的学术生产，挖掘更为丰富的数据与个案，如此循环反复。

一个让中国研究的学者们(包括中国学者和海外中国学的研究者)尴尬的现实是：中国研究一直没有做出多少具有原创性的理论贡献，更多的是作为理论的消费者，而不是理论的生产者。的确，我们现在所使用的研究框架和分析概念基本上是舶来品：“现代化”、“政治系统”、“政治过程”、“利益集团”、“理性选择”、“社会资本”来自美国，“市民社会”、“公共领域”、“法团主义”、“国家建构”、“场域”、“惯习”来自西欧，“市场转型”、“政党—国家”、“软预算约束”来自东欧研究，“内卷化”、“地方性知识”、“道义经济学”、“弱者的武器”来自东南亚研究，“权威主义”、“大传统”、“小传统”来自拉美研究，“发展型国家”来自日本研究。中国研究只拥有“差序格局”(费孝通)、“全能主义”(邹谠)、“新传统主义”(华尔德)、“第三领域”(黄宗智)、“行政吸纳政治”(金耀基)等为数不多的拥有“自主产权”的概念，而且使用范围仅限于中国研究，无法像前面的那些概念一样漂洋过海，获得“普适性”的学术地位。换言之，作为区域研究的中国研究(不论是海外中国学还是本土研究)，在理论建构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

这绝不是一个民族自尊心或自信心的问题，因为海外中国学也面临同样的困境。我们之所以不满于现状，不应是基于反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因为这个理论是西方人提出来的，所以不适用于中国，我们不能用”，这种“学术民族主义”无异于因人废言，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立场，而不是一种学术批评，也许可以聊以自慰，但削弱不了西方理论分毫，对我们的学术研究更是有害无益。笔者更愿意将理论建构理解为学术研究的内在需求，而不是为了与蓝眼睛、白皮肤的西方人较劲。

如何摆脱这一困境?一个替代的研究策略就是将西方视为“经验”上的他者，而不是一种终极“理论”范式或标准。如果把西方视为国家形态或社会发展的“标准”，那就往往会下意识地将中国社会视为一种“病态”或者“残缺”形态，而如果将西方的历史和现实“降格”为与中国经验同等的经验，而不是普遍主义的象征，那就不容易被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俘获。譬如，费孝通“差序格局”概念的提出，实际上是基于对中西方社会的观察和比较，他将西方的模式称为“团体格局”，将中国的模式称为“差序格局”。

西洋的社会有些像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是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得清楚不会乱的。在社会，这些单位就是团体……我们不妨称之为团体格局。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

正如阎云翔所评述的那样，“为了更有效地说明中国社会的特点，费孝通采用了人类学的基本方法——比较法。他先描述出一个‘他者’，即西方的社会结构(团体格局)，然后再以这个‘他者’为鉴，反照中国社会结构的镜像。‘差序格局’的概念必须放在这种中西方对比、比较的框架下才能呈现其全部意义”。在费孝通这里，中西社会是存在差异的，但差异的双方是平等的，不存在高下之分，更不存在“正常”或“病态”之分。

我们是需要“野性的思维”，还是需要进入一个既定的学术传统?如何处理本土经验与西方理论的问题?这曾经是国内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一方批评对方是朴素的经验主义，拒绝学术传统和学术规范，具有“反理论”倾向；另一方则主张“少一些文明的规范，多一些野性的创见”，强调中国的主体性，拒绝做西方理论的“应声虫”。

听上去双方都义正词严，理直气壮。事实上，这场论争也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孰是孰非的问题，而更多地是一个学术取向与研究风格的差异问题。但是，论战的双方都存在一个本质化的倾向，即本土=经验，西方=理论，从而陷入了一个糟糕的二元预设，似乎本土所能贡献的就是经验，而西方所能提供的则是理论。

正如邓正来所言：中国社会科学要发展，就必须以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为前提。而就建构或捍卫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而言，我们则不仅必须关注知识研究本身的问题，而且还必须对中国既有的“知识生产机器”进行反思和批判。

西方的学术霸权固然是一个事实，中国学术的主体性也仍然值得追求。但是，对于学术而言，比“主体性”更为重要的是“主体间性”。这是因为自我的发现往往是在与他者进行比较的过程之中得到的。就好比鱼儿只有上了岸，才能发现水对于自身的意义，“习以为常”往往会钝化我们的理论触觉。在实证研究过程中，与现有的理论进行对话，是产生新理论的一条重要途径，甚至是必由之路。譬如斯科特在与葛兰西霸权理论的对话中提出了“弱者的武器”，在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对话中提出了“道义经济学”；查特吉在与公民社会理论的对话中提出了“政治社会”；费孝通在与西方团体格局的对比中提出了“差序格局”。

因此，笔者不同意吕德文所说的：“中国研究的起点和归宿都不会是以理论对话为取向的，而是以认识和理解中国为取向的。”他认为要彰显“中国主位”，就必须坚持问题取向、经验取向。这无疑是将田野调查与理论对话相对立，人为地割裂了经验与理论，将理论对话排斥在学术生产的过程之外，而事实上，田野调查与理论对话是不可分割的，二者都是实证研究的基本环节。理论必然是在对话中产生的。翻一下学术杂志，我们会发现，自创概念很容易(学术界每天都在生产空洞无物的虚假概念)，但有生命力、解释力的概念通常不仅仅是植根于经验，而是在与“他者”(外部经验和相关理论)的比较中产生的。没有比较，就很难分清楚特性与共性、个别与一般，就很难将重要的信息从原始状态中剥离出来，也就无法实现对具象的抽象。这就涉及另一个问题：中国社会到底有多特殊，以至于与西方理论进行对话都会遮蔽其特性?

中国当然有其特殊性，哪个社会不是如此?但如果没有比较、对照，我们能够分辨特性与共性吗?削足适履地用西方理论裁减中国经验固然不妥，一味地以中国主位来拒绝理论对话也未免矫枉过正。研究中国问题，既要关注中国的特性，也要关注中国的一般性。更何况，在现时代，我们已经很难分清楚哪些是“中国的”，哪些是“西方的”，无论是现实世界还是观念世界，更多的是中西互动的产物。对于研究者而言，重要的是于独特处探寻意义，从一般处发现通则。如果一个现象是中国特有的，那么我们要思考这种现象有什么特定的意义?这个意义可能是特殊的，也可能是普遍的，只不过其他社会存在一种替代性的价值载体。如果一个现象是中西皆然的，西方的理论是如何解释的，是否能够充分地解释中国经验?相同现象的背后也可能存在不同的发生机制和文化内涵。同与异、特性与一般，可能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互包含的关系。

笔者强调的理论导向绝不是要实证研究成为既有理论的注脚，而是说，我们在进行实证研究的时候，一定要进入一个学术传统，可以反传统(这也是进入传统的一种方式)，但不可以无视传统。进入学术传统的脉络，才能有的放矢地提出理论性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术研究必须有论敌，否则容易失之空泛)，让自己获得一个更高的研究起点，使自己的研究构成一种学术增量，成为学术史和学术传统的一部分。反之，无视前人的研究成果，直接诉诸田野，则好比从零开始，事倍而功半。回避与孤立并不能确立真正的主体性，在对话与交流中所形成的不可替代性(即独到的贡献)才是真正的主体性。以理论为导向，即便不能建构理论，至少有望修正和补充理论，而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以周雪光为例，他发现当代中国地方政府自上而下的资源索取行为与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的“软预算约束”(科尔奈)有相似之处，只不过后者是下属企业向上级政府索取资源以弥补亏空，从而创造性地提出了“逆向软预算约束”，用以解释当代中国的地方政府间关系和政企关系。如果说“软预算约束”概念的运用体现了理论导向，那么“逆向软预算约束”则意味着在前人基础上的理论建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理论对话不仅没有伤害所谓的中国主体性，而且通过中国经验与他者的对照，帮助其确立了主体性。

如果说田野调查是看自己，那么理论对话则是看别人以及看别人眼中的自己(所谓“镜中我”)，正是在相互的参照、对比当中，新的理论灵感和学术想象力得以迸发，从而为理论建构铺平了道路。

三、“在中国”与“为中国”：中国社会科学的双重使命

所谓“在中国”，用英文来表述就是social science in China，是指“在中国”做社会科学研究，不存在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中国只是一个田野(美国或欧洲也一样)，中国的经验现象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受到普遍规律的支配，因此研究者必须通过对经验材料和数据的分析，通过理论与事实的互动、中西经验的对话，发现具有普遍意义的通则和理论。

唐世平指出：社会科学研究应该不断拓展理论的疆界，贡献新的理论。社会科学学者不应该只关注地方性知识，而应该研究大一点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有更广阔的视野，产生强有力的理论，从而造福人类。人类在很多根本性的问题上是一致的。追求能够覆盖全世界某些共同问题的知识，永远都是学术的最高境界。

唐世平

这就意味着中国研究不能仅仅满足于阐释中国经验，而应该包括两个层次：一是研究中国，着重于描述和解释中国现象；二是“在中国”做研究，我们的理论不局限于解释中国，还具有更高的学术抱负，即上升为超地域的一般性理论。更重要的是，中国学者不能仅仅关注和研究中国问题，还必须研究全世界关注的问题。前者是地区研究的范畴，后者是学科研究的范畴。如果我们承认中国社会不仅有其特性，也具有人类社会的共性，那么，这两个层次都应该被视为中国研究的组成部分，都应该成为中国学人的自觉追求。这就要求选题的多元化，不要局限于中国问题，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学者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的论文，既有基于中国经验或“中国悖论”的，也有研究域外经验或全球性问题的。这是一个可喜的趋势。

所谓“为中国”，用英文来表述就是social science for national interest，社会科学必须关注社会的福祉和人类的命运，作为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还有义务为中国的社会发展与繁荣做出自己的贡献。唐世平认为：社会科学的根本任务是通过提供解决社会问题的知识来改善人类的福利。从这个层面上讲，社会科学不是“玩学术”，而是要解决基本问题。所谓“现实关怀”既包括解决某个现代社会的具体问题，也包括关注现实社会的某个根本性问题。对实证类的社会科学学者来说，冲突与合作、政体或组织的兴衰就是两个根本性问题。

从“为中国”的立场出发，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不能为发表而发表，不能满足于知识圈内部的“自娱自乐”，在解释世界的同时也力求改变世界，为国家的繁荣发展、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如果单独以论文发表为评价标准，近年来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的表现可谓风光无限，在一些排行榜上甚至比东京大学、巴黎高师、慕尼黑大学、曼海姆大学等传统名校更为抢眼，因为这些高校的很多研究成果(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不是以英文发表的，而香港高校与英文学术界接轨程度更高。但东京大学对于世界科技发展和日本政治经济的影响、巴黎高师对世界哲学的贡献，远远超过了大学排名的意义。这绝不是说香港高校不够优秀，而是说英文论文的多寡并非是衡量学术贡献的最高标准，更不是唯一标准。

为什么在一个国际化的时代，母语写作依然重要?首先，这是因为语言系统同时也是一个意义系统。每一种语言的背后都有某种独特的文化体系、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虽然笔者相信，大多数中国问题都可以转化为一般化的知识，但由于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或文化的差异，仍然有一些问题(至少在一定时期内)对于中国社会特别重要，而对西方学术界来说则不那么值得关注。

其次，中文写作可以促进中文学术共同体的建设。笔者熟悉的一些优秀学者，既有能力在国际一流刊物上发表论文，同时也非常重视中文论文的写作。在他们看来，中文写作不只可以提升自己在国内学术界的声誉和地位，更重要的是，通过发表高水平的中文论文，可以促进中文学术界整体水平的提高。试想，如果有一天中国的优秀学者都只撰写英文论文，以至于中文期刊上的论文多是平庸之作，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评价中国学者的学术水平?

四、走向世界的中国学术

拒绝国际化的学术民族主义论者常常以费孝通先生作为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典范，却忽视了费孝通先生是在英国接受了系统的人类学学术训练，“差序格局”的概念化也正是基于费孝通对中西社会的比较；主张SSCI本位的“殖民地学术”论者往往轻视中文写作的价值，却无视这样一个事实，陈寅恪、瞿同祖、萧公权、张培刚、费孝通、张仲礼等被西方学术界广泛接受和引用的中国学者，不仅有良好的英文能力和开放的国际视野，更有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深刻把握。那么，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该如何提出既有中国立场又被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研究问题呢?

费孝通

一是事实观察。通过对社会事实的观察，发现有趣的和重要的现象，进而寻找其背后的缘由。譬如，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为什么意大利的南部和北部实行的是同一套政治制度，民主的绩效却大相径庭?为什么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往往伴随着比此前的贫困时期更多的社会动荡?宋铮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文章就属于这一类型，该文从中国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善的角度解释了中国为何会出现巨额外汇储备，论证了中国政府并没有通过操纵汇率来实现国际收支顺差。

二是寻找理论与社会事实之间的不吻合，即所谓的“迷思”(puzzle)。通过在理论文献与经验世界的反复穿梭，发现理论与事实相悖反的情况。譬如，一部分新制度经济学学者认为只要把价格搞清楚，就会有良好运行的市场。而事实并不见得如此。这背后的缘由是什么?

三是理论对话。通过文献阅读，对现有研究进行梳理，寻找现有理论的软肋，在理论争辩中找到自己的学术立场，或将原本对立的或不相关的理论范式整合起来，譬如，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取向与文化研究取向、结构主义与建构主义、冲突范式与和谐范式、多元主义与精英主义，这些看似针锋相对的理论传统是否可以调和乃至于整合成一个新的理论范式?譬如唐世平发表在《世界政治》上的综述长文，关注的是冲突之后的和解(reconciliation)。通过对关于“和解”的三本专著和三本编著的建设性批判，文章着重讨论了四个大的问题：群体感情和群体政治的相互作用、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相互作用，记忆的制度化，以及研究和解时可能需要注意的方法论问题。

事实上，好的学术研究往往起源于意外。真正的研究不是一马平川，而是骑手(研究者)驯服烈马(待解释的理论问题)的过程，最终会达到哪里，骑手事先并不知道，路线和终点实际上是骑手与烈马磨合的结果。经典研究往往是非预期的意外后果，研究者在研究过程发现了更重要、更具理论挑战性的问题。

在中国社会科学迈向国际化的过程中，尤其需要处理好以下三组关系：

一是学术补课与理论原创的关系。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我并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我们的水平很低，好多年连统计数字都没有，这样的状况当然使认真的社会科学的研究遇到极大的困难。”从那时开始，中国的社会科学界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补课”进程，逐步建立了完整的学科体系，基本实现了学术规范化。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学术界在研究方法领域仍然相对落后，从这个意义上讲，“补课”仍未完成。但“补课”并不意味着放弃理论创新。中国学者应当有理论创造的志向和勇气，不仅要回答国际学术界的“热门问题”，更要主动提出让国际学术界瞩目的研究议题。

二是宏大叙事与微观证据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刚刚从“文革”的严冬中走出来的中国学术界迎来一股“文化热”，思想市场空前繁荣，学术作品层出不穷，但大多热衷于宏大主题，缺乏充分的证据和严谨的推理。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学术界开始厌倦了大而不当的宏大叙事，逐步走向微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都开始转向微观层次的实证研究，关注企业改革、经济增长、乡村选举、社会抗争、官员晋升、区域竞争等具体议题，在研究方法上也趋于科学严谨，大大提升了中国社会科学的规范化和科学化程度。但时至今日，微观化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即“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譬如，近年来对中国的群体性事件的研究可谓是学术界的一大热点，如果仅仅看这些研究(无论是个案研究还是大样本的定量研究)，似乎中国社会已经陷入严重的不稳定状态；然而，从总体上看，中国社会却保持了基本的稳定，政权的社会基础是比较稳固的。这就昭示我们：当前中国迫切需要“具有微观基础的宏大叙事”。从宏大叙事到微观研究，再到具有微观基础的宏大叙事，这是一个正反合的辩证过程。没有微观基础，宏大叙事就会失之笼统，流于空泛；没有宏大视野，微观研究就会走向琐碎，失之偏颇。

三是中国本位与国际视野的关系。中国学者需要超越中国、着眼世界的大视野，不能仅仅研究中国问题，不能仅仅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还必须研究美国问题、欧洲问题、非洲问题、中东问题、拉美问题。对于境外问题，以往中国学者虽不乏研究，但存在两大局限：首先是大而化之。譬如研究美国，大多停留在联邦层面的研究主题，没有具体的研究问题，而是就某一个话题泛泛而谈，大量转述二手经验材料，既没有跟主流理论进行对话，也没有一手的、系统的数据支撑，笔者称之为“蹩脚教科书式的博而不精”。其次是政策需求主导学术研究。譬如，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美关系构成了中国最为重要的外交关系，这一方面大大促进了中国的美国研究，另一方面也使得“中美关系”成为美国研究的主导框架，从而大大限制了美国研究的理论思维，使之成为国际关系学科的一个分支。事实上，我们更需要将美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来加以研究。美国研究的对象不仅仅是中美关系，还包括地方政府、移民政策、国会游说、社会运动、公共服务、公民参与、族群冲突等等。同样的问题在非洲研究、欧洲研究等领域也存在。当前非洲问题是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中国学者研究非洲就不能仅仅着眼于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和利益保护，还必须关注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对非洲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影响，以及那些看似与中国无关，却关乎非洲社会发展的“大问题”。

五、结论

社会科学的国际化不仅仅意味着英文论文、国际会议和国际期刊，更重要的是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对话和竞争，提出有国际影响力的理论范式，与国际同行共同设置研究议程。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需要处理好经验与理论、“在中国”与“为中国”、英文写作与中文写作的关系。国际化绝不意味着丧失本土问题意识，对西方学术界亦步亦趋，更不意味着母语写作的自我矮化。高水准的中文学术写作也是国际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国际化并不是单单指向语言。如果一篇中文论文不仅符合国际学术规范，而且研究议题和研究方法是前沿的，研究水平是一流的，那么它无疑是一件国际化的作品，值得被世界各国的学者阅读，甚至被翻译为他国的文字。在迈向国际化的进程中，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不仅需要方法和技巧，更需要理论自信和文化自觉。

本文原载于2014年第4期《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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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辛欣然

审核 | 苇间风 冯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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