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自96年汪晖 黄平《读书》杂志办刊理念
1996年、黄平接任《读书》主编后，《读书》成为思想文化界争论的阵地。主要焦点在于文章风格“不好读”和思想内容的“左倾”。2007年，不再担任主编的汪晖、黄平推出了三联书店出版的《读书》十年文选6卷本。这个6卷本的文选可以作为考察汪晖《读书》办刊思想的最好文本，6卷本文选基本上涵盖了十年来《读书》杂志的精华，也体现了汪晖和黄平对《读书》的办刊理念总结。
一、拓展学科领域
1996年第9期《读书》发表了陈星灿等人的讨论文章《考古学与中国的历史图景》，由此标志着《读书》开始打破学科分类，以彰显问题意识为重。拓宽学科之后，从1998年起，《读书》开始持续地讨论教育改革的问题；1999年底《读书》开始“三农”问题的讨论；2000年第9期发起了互联网讨论，2003年以后，《读书》发表了对于医疗体制改革的批评文章，与此同时，有关生态环境、私有产权、劳动产权、国企改革、知识产权等一系列问题的讨论也陆续展开。据笔者统计，从1996年5月到2007年7月《读书》共发表稿件约4655篇（以每期35篇计算的大致数字），按照所涉及领域类别可以分为31类，包括思想文化、经济学、政治学、法律、考古、亚洲研究、环境、医学、教育等等；其中，文史哲类占总篇数的四分之二，包括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在内的社会科学文章约占四分之一，其它各类约占四分之一。《读书》的视野从一般性的人文讨论扩展到包括“三农”问题、国际政治、生态环保等在内的更为广阔的现实领域。 学科领域的拓展使得《读书》内容呈现“杂”和“博”的特点，且在思考深度上较过去有过而无不及。如此转变，笔者认为可以归因于二方面：一方面是主编的学者办刊特色，重视理论和知识的客观探讨，而非人文情趣的咀嚼玩味；另一方面，汪晖和黄平要延续并发扬《读书》自觉介入时代并记录时代的特点。“我参与《读书》的编辑工作有一点很明确，就想拓展它的领域。中国素来有一个清议的人文传统，这本来很好，现在也特别需要。美中不足的是，文人雅士有时孤芳自赏，保持自己的清高和纯洁，缺点是影响面比较小，对时代问题的敏感比较差。”拓展学科领域的目的无非是开阔视野，为读者提供多元的、对称的信息，有利于形成反思的讨论空间。基于这样的认识来看，不可否认的是汪晖和黄平以学者视野领航，将《读书》引领到了更开阔的疆域。
二、介入“现实”讨论问题 从1996年起，《读书》杂志发表了一系列专题性质的讨论，诸如大众民主与宪法问题、全球化与亚洲问题、二十世纪的战争与革命、金融危机、三农危机、医疗改革与社会保障体制的困境、恐怖主义、新左翼与新自由主义之争、法律与民主、民族主义、女性主义、国企改革与产权问题、生态危机、华人华侨与跨国家的网络、媒体与新纪录运动等等，其中一些讨论成为整个社会关心的全局性问题。这些问题的讨论可以说是知识分子们对时代变革、思潮纷争、社会问题的一种积极主动反应，也就是汪晖所说的“介入现实”。
其实，《读书》自创办以来，从不回避介入“现实”。陈原、沈昌文时代，《读书》曾积极主动地呈现出“读书无禁区”、“读书无用论”、“人文精神大讨论”等社会现实问题。汪晖主持期间，《读书》更是自觉地介入了九十年代以来的“大转变”，只不过此时的社会环境更为复杂，问题的讨论也趋向多元化、国际化，《读书》也在若干问题上成为触发重要论争的思想论坛，如《“不道德”的经济学》(樊纲，1998年6期)和《“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温铁军，1999年12期)所反映的经济效率与道德正义问题，对当时的人文思潮和社会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读书》介入这些现实性的问题讨论时，主要策略还是从思想的、知识的和理论的角度出发，而不是进行直接的公众讨论或政策性辩论，这一点是继承了《读书》创办初期“不是机关刊物”、“不是同人的学术杂志”的理念。对于《读书》的这一姿态，不少人是给予肯定的，也给汪晖他们赢得了一些掌声。但正如汪晖自己所说的那样，在这些“介入”现实问题时，《读书》不会退回到学术里面去，也不会完全采取大众化，而是“专注”于理论和知识的“启蒙”。
三、创建跨越国界的“公共空间” 《读书》在上世纪80、90年代的文化思潮中始终是以“先锋”的角色出现，逐渐形成为了中西文化碰撞的前沿阵地，讨论面涉及国内外重大问题。自1996年起，《读书》开始和国际“接轨”，杂志持续刊发有关亚洲各国和地区、拉丁美洲以及俄罗斯、东欧等地区的讨论，其中有关亚洲的文章就发表了一百多篇，内容涉及南南合作、东亚历史、韩国工人、伊朗与冷战、朝核问题、日本对东亚发展的反思、底层社会等等。这些讨论试图提供一种与八十年代的文化讨论和九十年代初期的思想探索相当不同、超越西方中心论的或者自我中心的知识图景。汪晖和黄平非常重视这类文章的讨论，而且希望《读书》能成为一个跨越国界的公共空间。“我们希望创造一个空间，这个空间不但能够面对中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而且也能够面对当代世界的变化。”“为了构建这种有质量的讨论平台，《读书》为了照顾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讨论，有些文章质量不是很高，但还是发表了，因为它代表着一种立场。”这决定了《读书》后来的思想走向和文笔风格。 十年来，《读书》着眼于全球化的视野，邀请来自日本、韩国、欧洲、美国以及香港和台湾的知识分子写稿，且常常和国外的学者一起以座谈、对话、辩难的形式，展开对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讨论，从文化、经济和政治等各个方面“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尽管汪晖的探索引发各方争议，然而“这种尝试 不仅使《读书》成为亚洲知识分子沟通和对话的一个平台，还为中国读者提供了解西方之外的世界有益的参照系。”
四、结束语 《读书》创刊至今已30多年，时代的变化深深地烙在它的足迹中。对于刊物而言，传统是重要的，变化是必然的，没有传统也就没有根基，没有变化则意味着失去了对于时代变迁的反应能力。陈原、沈昌文时代的《读书》和汪晖时代的《读书》的确在办刊理念上出现了一些不同，比如从“三无”办刊论到介入“现实”，从人文知识分子的休闲读物到建构批判性知识分子的讨论空间，从文化启蒙到现实关注等等。之所以出现这种转变，除了办刊者自己风格使然，更重要的是在9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格局变化以及全球化思潮影响下，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和知识图景发生了转变。知识文化界再也无法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流行的术语（如改革与保守、现代与传统、开放与封闭等等二元对立的话语范式），有效地描述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图景了。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看自身80年代那种‘前现代’与‘现代’杂糅性的思想文化遗产，并以一种逆反性的眼光重新审理80年代的启蒙思想。人们在话语结构上，开始出现了强烈的文化反思热和对‘现代’与‘后现代’的自我审视。”这种审视的结果是思想碎片化，也就是所谓的“思想淡出，学术凸显”。面对文化现象与社会现实问题的讨论，知识分子发生了分化，由于理论和知识背景的差异，所讨论的问题也就更具争议性。然而，从传播学角度而言，有争议的“问题意识”反而使《读书》再次成为海内外思想文化界备受关注的对象，从这个角度而言，汪晖所主持的《读书》仍然反映了时代特征，这与创刊的初衷并不违背。至于《读书》“不好读”“读不懂”等诟病，也许是所有思想文化刊物值得深思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