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童”事件背后是生存焦虑和社会公平缺失

近几天，先是“昆明小学生研究癌症获奖”令舆论哗然，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又传来“武汉2名小学生研究茶多酚抗肿瘤获奖被质疑！”的消息，转瞬这个消息就被“16岁女孩日作诗2000首”的新闻淹没……此起彼伏，好不热闹！

值得注意的是，它们无一例外都有不合逻辑和情理的硬伤——稍有常识就能发现其中的破绽。可怕的是，若不是网络曝光，与之相关的每个环节都不会在意这些不合逻辑和情理的地方，更不会揭露真相。有媒体报道那个“青少年科技大赛”说：（比赛）“《规则》中有‘三自’和‘三性’的评审原则。所谓‘三自’即自己选题、自己设计和研究、自己制作和撰写论文；‘三性’则是科学性、创新性和实用性……在初评中，评委对申报材料的评审会发现一些问题，但有些问题仍难以发现。即使是终评中现场答辩这“最后一道关卡”，学生也可以通过记忆项目主旨、预判评委提问内容来提前准备，而且，一般而言，专家评委也不会抱着质疑造假的预期去提问。”

也就是说：即使评委发现问题也不会指出来，毕竟大家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不能犯了互相拆台的大忌，挡了大家的财路。由此可见，所有的道理都建立在牺牲社会公平的基础之上，所有人都只是这条利益链上的一环，大家都只为利益忙活而无需关注其他。在我看来，这就是中国人普遍见利忘义的典型事例。

从已经知道的这类比赛的情况看，无论组办方、参赛者还是评委大家都心知肚明这类比赛（活动）的名目与真实目的（升学考试加分或保送）并无多大关系。因而，只要提交的材料表面符合比赛规则就行了，其他没人关心。只不过这次“昆明小学生研究癌症获奖”是孩子父母用力过猛了。——参赛课题与小学生的学识、认知和能力完全不符，一公开，谎言随即被戳破。不过，这事倒是反映出孩子升学竞争的激烈程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类比赛（其他的还有奥数、作文大赛等等）本身就是为了升学考试加分和保送设立的。

这一现象在中国非常普遍，大家也都习以为常。然而，有一点被大家忽视了，其本质是资源紧张引发的生存焦虑。而且这种焦虑感已经从成人的意识传递到孩子们的行动上了，让他们小小年纪就笼罩在生存焦虑之中。只不过，中国人在资源争夺的竞争中往往会想到走捷径，想通过自己掌握的资源，——如：权力、金钱、关系网和职业便利——为自己的孩子占据一个好的位置，以便其在未来的竞争中具有优势。对于权贵，这些都不是问题，故而也不存在这种生存焦虑，中产阶级（我指的是一些中低层官员、公务员、教师、医生、中小企业主、企业白领等）这种生存焦虑特别强烈，他们既希望自己地位提升又担忧在竞争中落败。在我看来，学区房就是一种用钱为孩子占据有利位置的形式，是中产阶级生存焦虑的体现，因而他们有着极强烈的走捷径的意识。而他们的这种意识又有意无意地放大了生存焦虑，并将焦虑传递给自己的孩子。

其实，中国人这种生存焦虑的根源在于资源匮乏和社会公平的缺失。正是社会缺乏公平的竞争环境，让人普遍对凭借自己才能立足于社会没有信心，因而就想着通过走捷径取得优势的心理。讽刺的是，这种意识和行为只会加剧社会的不公，但这不是他们考虑的……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暂时安全就够了……

我们经常听见有人抱怨社会不公，殊不知社会不公一方面有等级制度的原因，一方面有大家平时行为的原因。换句话说是我们自己平时的行为加剧和放大了社会不公。这让我想到鲁迅的一个著名观点：“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似乎没有人真正痛恨社会不公，都想寻求在这种不公社会的生存之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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