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文章：大流行病提供再造全球化契机
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网站7月4日发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学院教授亨利·法雷尔和乔治敦大学沃尔什外交学院教授亚伯拉罕·纽曼的文章称，为了渡过目前的全球化危机后继续前行，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更好的全球化体系来取代它：一个能缓解经济依赖和政治依附所带来的风险并支持全球社会新愿景的体系。文章摘编如下：
我们不是退出全球化，而是要再造全球化，使其关注各种不同的问题而不是只关注经济效率和全球市场。现在，这场大流行病已经深刻凸显了原有体系的问题，我们可以更清楚思考替代这种体系的选择是什么样子。
市场依赖导致机能障碍
全球化在过去30年里使货币、商品、信息和人员的流通大幅增加，它本应使世界不那么容易受到破坏性经济冲击的影响。我们是如何犯下这么严重的错误的？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被托马斯·弗里德曼等专家编织的神话蒙蔽了双眼。他们的观点将全球化说成是市场效率战胜退化的国家政治的结果。企业和消费者可以在全球寻找更好、报价更低的供应商。冷战的地缘政治将逐渐消失，各国也将听命于世界市场的无情秩序，而世界市场已经摆脱了各国的控制，成为各国的主宰。最后，虽然全球的相互依存现实可能会产生新的问题——大流行病、全球变暖、污染和过度捕捞，但这些问题可以由市场借助自由主义国际机构的一点帮助来加以解决。
这些相互印证的说法为跨国企业的黄金时代奠定了基础。在全球供应链网络和准时交货的物流体系的支持下，制造业从主要在国内完成转变为在各国之间完成。全球经济网络在世界各地迅速传递着信息和资金。各国政府接受了这种荒诞说法，担心如果打破新自由主义的铁律，资本将逃离本国经济。
过去的十年提供了一些痛苦的证据，证明一个推崇效率和市场力量的全球化经济体系有多么脆弱。
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银行系统盘根错节所造成的后果，因为这个银行系统鼓励短视的思维，创造有风险的新金融产品，而且在国家和全球层面得不到监管。由于许多企业规模已经到了大而不能倒的地步，所以垮掉的就一定是全球化自身。一些关键的供应商成为瓶颈，系统性风险大幅增加。
经济掠夺引发政治依附
全球化者的主要话语体系——即所谓“地球是平的”——掩盖了系统的脆弱性和国家的掠夺性。现在，两者都已抬头并有可能相互助力。
当实力强大的国家突然意识到全球供应链有多么脆弱时，它们就会禁不住诱惑，利用自己的强制力，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把供给转移给自己。这样做诱使其他国家进行报复，从而削弱了整个体系。当全球经济的关键部分突然失灵时，事情就很难办成。当全球经济的关键部分在一场心照不宣的经济战争中变成主要战场时，事情就更难办成了。
新冠疫情不仅暴露了全球经济及其背后的话语体系的弱点，而且还表明不受管制的全球化可能是危险的。
经济遭受如此严重打击的原因之一，是因为经济是如此紧密地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当新冠疫情迫使意大利伦巴第地区的一家零部件工厂关闭时，整个西欧的汽车工业都可能受到影响。如果不生产汽车，汽车经销商就无法做生意，金融机构也无法从汽车贷款中获利。当事情彼此相互依赖的时候，整个经济便会迅速出问题。
但是，问题要比这更严重。新冠疫情在破坏供应的同时还大大增加了对某些商品的需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疫情暴发后各国都遭遇了医疗用品极度短缺的问题。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各国使用了卑鄙的伎俩相互争斗以获取医疗用品。其直接后果是“以邻为壑”的政治在世界各地盛行。
即便冠状病毒的直接威胁在未来几个月内减弱，其深层次的政治问题也不会消失，而且可能会变得更糟。
专家和政治家们以为，自由市场和经济全球化可以支持一个能够自我维持的国际秩序。但恰恰相反，企业对效率的追求使全球经济变得更加脆弱，而企业对控制市场的渴望为各国提供了将市场变成战场的工具。
必须重新挂钩而非脱钩
全球化的未来将取决于政治领导人和企业领导人的决定。缓和紧张关系的第一步是各国承认全球化并没有创造一个平的世界，而是一个复杂的体系，找出如何使自己免受风险影响的方法。
我们需要新的官僚机构和对企业提出强制性报告和透明度的要求。正如企业需要向股东报告可能发生的不利事件一样，它们也必须对供应链进行压力测试，上报并纠正薄弱的环节，否则一旦供应链断裂，新的监管机构就会采取行动，投资者或客户就会提起诉讼。
更深思熟虑的全球化也将需要以新的方式看待贸易。各国不应脱钩，而必须重新挂钩。有时，这可能会导致在国内重新安排生产，但更多时候，这将意味着找出瓶颈并在盟友间积极达成一致和对手间默许不乘人之危的基础上，建立起更牢固的全球供应关系。
全球化目前的机能障碍是市场力量的产物，靠经济民族主义或回归开放市场的自由主义都无法解决。相反，当前的危机提供了一个创造一种不同的全球化方式的契机。这种新的全球化方式认识到全球化往往会产生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并把人们的安全和富足放在首位。我们的生命有赖于此。
【来源：参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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