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什么要写作？写作的伦理
为什么写作？林贤治回答说，因为热爱自由。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指出，极权主义的产生缘自于公民自由的丧失。自由是第一性的，艺术和文学是第二性的。具体到我自己，为什么写作？我的回答是：写作是为了拯救自己。为什么要拯救自己？因为热爱自由，心身为形役。我见过很多写作者在回答“为什么写作”这个写作最基本的伦理问题时，有的说，要揭示灵魂的暗黑与光明，洞察社会的黑暗与人性的光辉，歌颂赞美美好的生活与人性，都是一种工具理性的台词。
为什么写作？难道写作不是为了拯救自己吗？写作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拯救自己？在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时代，人如何才能摆脱“心身为形役”和“思想禁锢”之苦？个人与社会，个人与现实，个人与时代又是一种怎样的紧张关系？如果不想与这个时代的权力与资本媾和，唯有站在时代的边缘，与权力和资本保持警惕。在后极权时代，权力的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资本一旦与权力媾和，恐惧和谎言就会成为维持社会秩序的有效工具。雨果说，如果你不对罪恶说不，你就是同谋。作为一个写作者，如果你时时洞察黑暗而不说不，你会寝食难安。这就回到了时下学院派标榜的写作的伦理：洞察黑暗而冲破它。用鲁迅的话说，就是在铁屋中呐喊，唤醒沉睡的人们，冲破这铁屋。但我更相信人天生热爱自由，寝食难安缘于发现了自己被黑暗裹胁，而写作得以释放。所以，真正的写作，的确是为拯救个人而写。伟大的作曲家是如此，伟大的雕刻家是如此，伟大的作家亦是如此。
越是小我的，就越是大我的；小我中写作大我，才是真的大师。我在感叹中国当代文学没有大师的时候，正是哀叹于中国当代文学缺乏一种小我的写作。如果把文学眼光向外，不要说欧美，中国当代文学与日本当代文学相比也差一个档次。哪怕是青春文学，对人性的挖掘，中国年轻的作家也不如日本年轻作家深厚。郭敬明刚出道的时候，文字还有清逸，后来，越写越离谱，最后连语句也不通了。当郭敬明在文章中展示一下他的名包名表就引得千万粉丝惊叫时，我明白郭敬明现象是一种社会学现象而不是文学现象。但很多中学生却模仿郭敬明写起来，出了一辑又一辑的一长串文字垃圾。
如何写作？在哲学层面上，写作无外乎经验、先验和超验。经验性写作仍是一切写作之基础。把个人的经验写成人类的经验，把社会的经验写成时代的经验，把民族的经验写成世界的经验，这些都是伟大作品的共性。小我中写出大我，才是真正的大师。人类的情感是共通的，抛开意识形态的差别，人类的最高价值也是共通的。最根本的，是人类的经验是共通的。我在谈到中国当代文学与亚洲文学甚至世界文学的差距时，仅从经验性写作而言，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的差距就显而易见。中国当代一流的小说写作者如余华、莫言、毕飞宇等，与渡边淳一、树上春树之差距，犹如老舍、茅盾与川端康成、三鸟由纪夫之差距。在年轻的青春小说写作者中，这种差距更有扩大之势。所以顾彬说中国当代文学除了诗歌，其它的都是垃圾，余华、莫言、毕飞宇等在国内一流的作家，放到世界文学的框架中，只能算是一般。也就是说，在写作最基本的要求，经验性写作上，中国的小说写作者们，大都不及格。
如何写作？在没有弄清经验性写作的前提下，追求写作的奇技淫巧，追求所谓的先锋、结构？写作没有任何捷径可走，仍需一日一日练就。我讲个故事。上个月，我们一帮教师去小榄，碰到个小老板，大家谈起中山教师待遇问题，这个小老板说，现在小学老师好得不得了了，我听说一个小学教师收家长红包，一年至少20万。恰好在座有一位比她生意做得大得多的老板，老婆是小学老师，立马就反弹起来，说，你知道各地旅行社最不喜欢带的团是什么团吗？是教师团！因为教师一没有钱，二还特计较，小气。故事就到此打住。作家不可能经验所有的生活，所以有些写作是先验的，或他人经验的。所谓文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就需要一个作家的洞察力，以及广泛的阅读。一个作家写教师，如果从这个小老板的角度写，就大错特错了。时代在变，有些先验就不一定准确。北岛在强调写作时作家必须时刻与时代保持一种紧张的关系，我说写作要把社会的经验写成时代的经验，都是基于此。
如何写作？现在与青春文学一起流行的还有一些穿越、玄幻和耽美小说，而且越来越庞大。这些都是超验性写作。很奇怪，在中国，为什么超验性写作没有走向浪漫主义却走向了穿越、玄幻和耽美？而且还颇受中学生欢迎？虽然主流文学并不承认这些穿越、玄幻和耽美小说的价值，但在经验性写作贫乏的中国当下，很多穿越、玄幻和耽美小说却拥有了庞大的读者群。张炜的《你在高原》450万字，号称中国史上最长的小说。世界史上最长的小说是索尔仁尼琴的《红轮》，超过一千万字。但现在的玄幻小说作者，最快的一天可以打2万字，超过一千万字的玄幻小说有十好几部。写作中如何控制写作的泛滥？我记得小时候讲故事，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有一天，老和尚对小和尚说，从前……从经验到先验再到超验，小说能写多长？在写作方法多样化的前提下，如何控制写作的泛滥，写什么成了很重要的问题。
写什么？当现实业已超出小说家的想象，我们还有理由看小说吗？北岛过时了，但仍是我们的老师。北岛写不好诗了，改写散文。散文就写得很好。余华小说写不好了，也写随笔，写得还很耐看。刘心武续写《红楼梦》就让人感觉江郎才尽。张炜写了450万字的《你在高原》。我试着在网上读了一部分，感觉不错，特别是语言，一如继往的娴熟。中国不少天才的写作者，也不少野心家，却很少有勤奋的作家。像我个人就很懒，写作一般是等到没有办法不写的时候才写。顾彬说，中国的作家应该对时代发话，特别是一批老作家，象王蒙等，对当下介入和批判，不应该害怕失去什么。所以写什么的问题，在顾彬这里，就是写时代。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点，为时代做标记，写作者义不容辞。五四以后，除了诗歌，中国当代文学的确乏善可陈。现在回过头来看北岛的诗，可能并不惊奇，但北岛的确完成了以诗歌为一个时代做标记的使命。朦胧诗一代不必说，朦胧诗之后，欧阳江河、于坚、周伦佑等诗人对时代发话，就比同时代的先锋小说恒久得多。特别是欧阳江河，我认为他是继北岛之后最有时代感的诗人，虽然他有十多年没有写诗。所以，先锋只可成一时之快，并不能恒久。
所以，关于写作的伦理，为什么写？如何写？写什么？其实是同一个命题：写作是否要关乎时代？关乎人类存在的共通的情感和价值？无论是我所说的拯救自己，抑或林贤治所说的热爱自由。我说中国文学的贫困首先缘于哲学的贫困。五四以后，新中国为什么不能产生伟大的作家，在于新中国没有普世价值的传统，却同时又把古典的仁爱精神抛弃。权力和资本奴役大众，每个人都无法逃脱。除非有内心强大如佛者，有勤奋如苦行僧者，有天才如浑沌者，三者集于一身，中国才有可能产生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作品。哪怕张炜写出了十卷本的《你在高原》，只要时代的价值没有改变，中国文学的前景仍然暗淡无光。中国当代文学的出路仍需要从古典和传统重新寻找资源。如果你是一个有世界眼光和世界野心的写作者，你不妨试着对我们的古典重新阐释，为时代标记。
70后中有很多不错的写作者。我看到他们试图闪闪发光。如果一旦找不到正确的方向，满足于小圈子而相互陶醉，将是很危险的。在陈肖的博客上，读到了但丁的诗：
我走过我们人生的一半旅程，
却又步入一片幽暗的森林，
这是因为我迷失了正确的路径。
啊！这森林是多么荒野，多么险恶，多么举步维艰！
道出这景象又是多么困难！
218.4.6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