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瑜：非虚构写作比理论更能回应当下复杂丰富的现实

近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张慧瑜受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之邀，发表题为《文化研究与非虚构写作：重新理解20世纪中国经验》的演讲。在演讲中，他先梳理了西方“文化研究”的基本理念和“非虚构写作”在美国、中国的发展历程，然后指出文化研究的方法可以用到非虚构写作中，最后借“非虚构写作”重新检视20世纪中国丰富的文化和历史经验。在张慧瑜看来，非虚构写作不仅是一种适应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内容生产的文体，而且也是一种反思20世纪历史和介入未来的文化实践。

文化研究的困境：理论无法充分解释当下社会现实

张慧瑜首先从当下文化研究学界的尴尬现状切入，在后现代、后理论的今天，宏大叙事瓦解，理论话语成为被质疑的对象；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理论创新停滞不前，不断出现的“后学”（后现代、后人类等）、“新学”（新人类、新新人类等）成为描述当下状况的托辞；此外，当前在学界占支配性地位的理论范式，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无法完全回应21世纪出现的一些新的状况；再加上学术思考囿于象牙塔高墙之内，缺乏与公众交流的社会空间。

在此情形下，非虚构写作成为一种记录乃至捕捉当下丰富的现实和社会经验的方式，从而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学院与大众的裂缝。此外，非虚构写作作为一种新媒介方式，能够在实操中为学界理论与社会实践的断崖搭建起沟通的桥梁。张慧瑜强调，当前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生产与消费的方式，亦即个人无需将稿件传送给具有垄断性的媒体，而是可将事件记录发送在自媒体上，所谓“用户生产内容”，例如微信、抖音、快手等都是垄断性的社交平台，消费者边消费边生产内容。

这一方面激活了消费者“主动”参与生产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平台自身的商业属性又降低了平台本应该发挥的公共性和大众性。如果说原有的报纸、广电媒体限于技术能力，无法实现真正的互动性、参与性，那么新媒体在技术上能够实现内容生产的民主化和共享性，但新媒体的产权大部分又是少数人所有。

接着，张慧瑜回顾了英国文化研究的发展历程。二战结束后，英国等发达国家出现了反对经济决定论和简约论，又反对资本主义的新左派知识分子，他们更瞩目于文化、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领域，寻求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外的第三种政治空间和文化空间。与此同时，美国大众文化例如电视节目、流行音乐、广告进入英国，娱乐方式变得多元。西方欧洲的资产阶级社会原有的特质，例如分层严谨、社会等级鲜明、秉持新教伦理，在大众文化的冲击下，逐渐被动摇。美国后工业社会的资本裹挟着消费主义，用享乐主义的锋芒冲击西方欧洲的旧有秩序。这是文化研究兴起的大背景。

之后，张慧瑜提示了文化研究学派常见的研究角度，即阶级、性别与种族。他以《绿皮书》为例，认为电影表面上讲述了种族问题，但更深一层则探讨了阶级问题，换而言之，即借1960年代美国的种族问题呈现了当下美国的阶级分化，并将故事叙述人放置在“穷白人”身上，替这个群体说出“我比你更黑”的台词，表达出“尽管我是白人，但你比我更有钱，所以我比你更黑”的阶级维度，这些“穷白人“恰好是支持特朗普上台的社会基础。

非虚构写作：呈现平民色彩和人道主义精神

之后，张慧瑜开始回顾“非虚构写作”的历史。这个概念由美国缘起，美国常将市面上流通的书籍作品分为fiction和non-fiction。在1966年，美国记者杜鲁门·卡波特出版了其耗时6年完成的非虚构作品《冷血》，作品深入考察了一个杀人犯的成长历程、家庭环境、杀人动机，反思了杀人犯“冷血”行为的社会来源，在卡波特看来，杀人犯的“冷血”不是个人的本性缺陷，而是一种社会整体氛围和大环境使然，这部作品获得了极大成功，成为畅销书，也让人们对美国社会和文化进行了深入反思，这种新闻背后的故事或者说深度调查报道，又被命名为新新闻主义。

张慧瑜指出，非虚构作品作为社会性写作，可以凸显出写作者自己的社会态度，反映了广阔的社会和时代背景。1978年，普利策奖评委会增设特稿写作奖。2015年，白俄罗斯作家斯维特兰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代表作《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记述了大量苏俄普通人对核灾难的回忆与应对，文学色彩较强，具有可读性。由此，张慧瑜总结了非虚构写作的基本特征：文学性、纪实性、调查性和社会性。

此外，张慧瑜还回顾了“非虚构写作”在中国近年来的发展。2010年《人民文学》从第二期开始设立“非虚构”专栏，并且从2010年开始，《人民文学》开展了“人民大地·行动者”的非虚构写作计划。梁鸿的系列文章以《中国在梁庄》为名出版，引发巨大轰动。2015和2016年春节期间，两篇文学博士的返乡书写《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近乡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和《一个农民儿媳眼中的农村图景》，成为爆款。2017年4月24日，《我是范雨素》流行。张慧瑜认为，梁鸿、王磊光和黄灯的作品围绕故乡和乡村展开，带有知识分子回到故乡重新审视乡土社会的眼光，这些写作者都是非职业、非专业作家，这些作品发表的平台除了梁鸿之外，都是依托移动互联网的自媒体。

在新闻领域，非虚构写作与90年代以来新闻形态的变化有关，尤其是深度调查、深度报道的出现。1990年代初期在媒体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市场化的都市报兴起，出现了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下的调查记者和调查性写作，又被称为深度报道，这成为报纸提高发行量的重要手段，比如《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针对重大新闻事件的深度报道，都在1990年代和新世纪以来的公共舆论空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传统新闻理念和记者的主体状态不同，新闻专业主义更强调客观性、中立色彩，带有深度揭秘和社会调查的色彩。

2010年移动互联网兴起之后，传统媒体遭遇生存危机，一些传统媒体人转型到新媒体，再加上新媒体大多没有新闻采编权，因此，非虚构写作成为一种变相的新闻报道的方式，出现如《喊麦之王》《了不起的茅侃侃》《天才球员董方卓的残酷答案》《太平洋大逃杀亲历者自述》《少年杀母事件》等非虚构式的深度报道。与资深记者不同，这些文章是由更年轻的、更习惯网络写作的青年媒体人完成。发表非虚构的平台有界面的正午故事、《智族GQ》、《新京报》剥洋葱people、《人物》、真实故事计划、网易人间、故事硬核、腾讯谷雨等。当然，非虚构写作也是自媒体追求商业利益的利器，有的平台为了博眼球、刷流量而出现猎奇、造假现象，如前一段被曝光那篇《一个出身寒门的状元之死》就是一篇假新闻。

好的非虚构写作还是那种具有平民视角、展示丰富的社会层次的作品。总之，非虚构写作与文学、新闻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有着直接关系，可以借助新闻采访、口述史、民族志、田野调查等跨学科的方法来完成非虚构写作。

“中国的一日”：非虚构写作在中国

最后，张慧瑜从具体的非虚构作品出发，探讨如何从非虚构的角度检视20世纪的中国经验。首先，他以康有为的《欧洲十一国游记》、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等晚清到民国的海外游记为例，探讨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如何看待外部世界，如何把中国从”天下“放置在”世界“中理解。

其次，他列举了大量报告文学作品，尝试说明这些作品如何重构了20世纪的中国故事。须指出，报告文学与非虚构写作并不属于同一脉络，“报告文学”概念来源于国际工人运动和苏联，写作角度往往偏向左翼，具有较强的政治性，介于新闻报道与小说之间。如美国进步记者约翰·里德把十月革命写成了《震撼世界的十天》，捷克新闻记者埃贡·艾尔温·基希1930年代发表过《秘密的中国》，这些都是报告文学，也是非虚构作品。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报告文学进入中国，抗战通讯、战地通讯在早期的报告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如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阿英主编的《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郭沫若等编著的《上海抗战记》、范长江主编的《淞沪火线上》、胡风主编的《闸北七十三天》、曹聚仁的《东线血战记》等，都是当时的文学家、战地记者写的报告文学。还有著名的新闻记者范长江这个时期写的《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等作品，呈现了不同于上海摩登的中国内地的生活。

第三，在20世纪历史中，还有一批国际友人用非虚构的方式写的中国故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斯诺在宋庆龄等人的安排下从国统区到陕北，进行了几个月的深度采访，上至毛泽东等共产党领导人，下至普通的红军战士，斯诺以独特敏锐的记者视角观察延安，描绘了大量的生活细节，使得这部纪实文学具有较强的可读性。这部书作为一次成功的对外宣传，第一次讲述了红军的发展历史和毛泽东的故事，是一部在西方产生巨大影响的、了解当时中国真实状况的作品。还比如国际记者爱泼斯坦、史沫特莱、斯坦因等，他们在根据地调查，对外写出了大量的关于延安、根据地、解放区的报道，而且如史沫特莱还参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外语工作，发起了节制生育运动、灭鼠运动等社会实践活动。另外，还有一批来到中国的科技、技术专家，如二战后，联合国援华时作为拖拉机技术专家进入中国的美国人韩丁，参与到1940年代末期北方根据地的土改运动，培养出了新中国第一代拖拉机手，他后来回国后写了一本《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这本书全面呈现了普通农民在土改运动中的心路历程与变化，认为分得土地的农民不仅是政治、社会意义上的翻身，更是一种文化上翻身做主人的过程。还比如英国人大卫·柯鲁克和伊莎白·柯鲁克夫妇，他们也是1940年代末期到中国，写了《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等观察农村革命的作品。新中国建立之初，他们留在中国，成为新中国外语教育的创始人和重要推动者。

最后，张慧瑜还介绍了一种特殊的非虚构方式，就是群众写作运动。1936年上海生活书店的出版家邹韬奋看到苏联文学家高尔基正在发起一个”世界的一日“的征稿运动，就联合茅盾、陶行知等中国作家发起了“中国的一日”的征稿启事，号召人们写下1936年5月21日的“所见所闻，所作所感”，收到三千多篇、约600万字稿件，最终由茅盾主编汇集成了《中国的一日》，全景式地再现了各个地方、各种职业所感受到的中国，看到当时民族危亡下普通中国人生活的”横断面“。受此启发，1941年冀中抗日根据地的主要领导发起了”冀中一日“的征文活动，号召根据地的普通军民纪录1941年5月27日这一天发生的故事，约有10万人参加写作，征集到5万份稿件，当时冀中文艺界的作家孙犁、王林和李英儒等把稿件汇编成册，真实反映了当时根据地时期军事、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现在读起来也非常生动和立体。1987年改革开放时代，又发起了《新中国的一日》的写作活动，在电视上也播出了征稿启事，各路来稿最终汇编成册，不仅有文化人的书写，更有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反映1980年代思想解放所带来的蓬勃生机。张慧瑜更指出，这种“一日体”在今日也有延续，在腾讯谷雨和快手上分别有文字版和短视频版的“中国人的一天”栏目，仍然接收着各种形式（文字、短视频）的来稿，记录着这个时代的点点滴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