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鲁迅的《死》想到人生的“生”

01

《死》是鲁迅去世前半年写下的文章，文章里显露出的多是平淡，少有悲凉。对于死，鲁迅的洒脱比大多数人更平静些。一个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淋漓的鲜血的人；一个横眉冷对的人；一个以血荐轩辕的人，早就修炼得“心如古井”了。

鲁迅先生对于死的不在意，并不意味着他对生的无所谓。相反，他对无谓的牺牲是不赞成的，他觉得“常抗战而亦自卫，倘荆藤非践不可，固然不得不践，但若无须必践，即不必随便去践”，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无非想多留下几个战士，以得更多的战绩”。

为着理想牺牲固然伟大，但如果活着能为着理想做更多的奋斗，哪怕是苟且，也是值得的。所以，当国民党或者军阀将要把枪对准鲁迅的时候，他要么离开是非之地，要么南下或者暂住朋友家里，要么躲进租界，总之，不会这么平白无故地牺牲掉。

死是一件不必着急的事情，总会到来的。但真的来到时，鲁迅虽然并不怎么介意，但“也受了些影响，日夜躺着，无力谈话，无力看书。连报纸也拿不动，……”。俗话说，人到临终不记死仇。鲁迅偏不，对于怨敌，他的态度鲜明得令人觉得这位老人有些可爱了：“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02

对于生死，人们向来是有着不同的态度。大抵生有两种：一种是忍辱偷生；一种是苟且偷生。

忍辱偷生的，大抵多是”倜傥非常之人“，能做出一番大事业出来。这些人并不怕死，只是更想有意义地活着，活出意义。

司马迁算是忍辱偷生的一个。因广陵之祸而受宫刑是奇耻大辱，他若是羞愧自尽而死，可能会得一个节烈的名声。中国便也会因此失去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和一本伟大的著作。

激励司马迁的，同样都是忍辱偷生之人。“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可惜，其中只有屈原没有坚持到最后，还是投江而去了。

苟且偷生的，以“生”为最高价值，奉行”好死不如赖活着“哲学，即便“苟且”也自以为快意。

苟且偷生的最高境界是刘后主的“乐不思蜀”。刘禅投降魏国，从一国之主到阶下之囚，此时能说出“此间乐，不思蜀”，想必不是不思蜀，而是想活着的托词。

南唐后主李煜就差了刘禅一些。同为丧国之君，李煜缺少了刘禅的心机，还在想着南唐的“雕栏玉砌”，哪个新君王能容得下旧王的遐想呢？于是李煜只好被“牵机药”毒死。

最可耻的是“南宋二圣”。宋徽宗和宋钦宗被金人掳去后，并没有想过舍身取义，而是苟活。宋徽宗因病而死，尸体被烧焦做成灯油。宋钦宗，则被作为伶优去比赛马球，以作娱乐，结果被乱马活活踩死，与他一起的还有同样被俘的辽帝耶律延禧，被乱箭射死。

“蝼蚁尚且贪生，为人岂不惜命。”然而这世上想苟且偷生而不得的人还是很多。

03

死也有两种：一种是为知已而死；一种是为理而死。

为知已者死的，多是古代侠义之人，现在不多见了。

春秋四大刺客之一的豫让受晋国名臣知伯赏识，知伯被赵襄子杀害后，豫让伏桥如厕、吞炭漆身，多次行刺赵襄子，最后自刎而死，报了知伯知遇之恩。

战国时期，古风仍在。“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荆轲受燕太子丹叩头而拜，视为知己，终是“提剑出燕京”，功虽未成，却是名留千载。

为理而死的，多被后人称赞。理为真理、道理，义理。凡是慷慨就义者；朝闻道，夕可死者；跪着活不如站着死者，都是为理而死。

中国自古不乏舍身取义之人。殷商时期，比干身为贵族，可以吃喝玩乐，也可以随波逐流，面对无道纣王，奉行“君有过必以死争”的比干终是忍不住，向纣王直言进谏，结果被纣王碎杀，“刳视其心”。

留下“自古人生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也莫不如此。南宋已经没了，六合归元，文臣武将都降了，可文天祥偏偏宁愿求死也不侍奉二姓，终是义尽仁至。

还有谭嗣同，戊戌变法失败后，两位主将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避难求生，而谭嗣同却赴难求死，以死唤醒麻木的国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民族的气节都写在这些为理而死的人身上，融入了民族的血脉。

须知世上大多数人还是正常地生，正常地死的。只不过，历史只是片段的记录，如战争、灾难、发明、名人，怪事，因为他们特别，因为他们有趣。我们看到的历史都是不正常的历史。所以，大多数正常人的生死，我们便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