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诗的定型：文章四友与沈宋（文学的演变0504）

文章四友与沈宋

唐高宗、武后时期，以主文词为特点的进士科的勃兴，为一般士人中有文才的升迁创造了条件。与“四杰”同时或稍后的一批初唐著名诗人，如杜审言、宋之问、沈佺期等，都是由进士科及第而先后受到朝廷重用的士人作家。他们入朝做官时写的那些分题赋咏和寓直酬唱之类的“台阁体”诗，虽在内容上与以前的宫廷诗人的作品无太大差别，但在诗律和诗艺的研练方面却有很大进展，为唐代近体诗的定型做出了贡献。

诗律和诗艺的研练方面却有很大进展

杜审言（约645年—约708年）、李峤与苏味道、崔融并称“文章四友”，他们在五言律的发展过程中起到推动作用。四人中，以杜审言最有诗才，他也是“诗圣”杜甫引以为傲的祖父。胡应麟《诗薮》说：“初唐无七言律，五言亦未超然。二体之妙，杜审言实为首倡。”杜审言现存的２８首五言律，除一首外，已完全符合唐代“近体诗”的粘式律。他使五言律的创作首先达到了从所未有的艺术水准。杜审言最有名的五律，是他早年在江阴任职时写的《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

独有宦游人，偏掠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蘋。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

把江南早春清新秀美的景色写得极为真切，由此引起的浓厚的思乡之情，全融入明秀的诗境中，显得极为高华雄浑。尤其是颈联的“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生动地写出了春的气息，给人以华妙超然之感。

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

五律的定型，是由“沈宋”——宋之问（约656 — 约712）和沈佺期（约656 — 约715）最后完成的。他们的生年晚于李峤和杜审言，因文才受到赏识而选入朝中做官，是武则天时期有代表性的台阁诗人。置身宫苑，优游馆阁，使他们的诗歌创作多无外乎点缀升平，标榜风雅，难免词藻富美而内容贫乏之病。但另一方面，不断地琢磨词章技艺也使他们在诗律方面精益求精，渐渐找出了“最美”的声韵规律。简单来说就是要求诗句的平仄对句相对，邻句相粘。具体作法是，一联的上下两句的平仄相对（押韵的字可以例外），上一联的对句与下一联的出句平仄相粘，并把这种粘对规律贯穿全篇，从而使一首诗的联与联之间平仄相关，通篇声律和谐。

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序》说：“唐兴，官学大振，历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疏，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这是最早有关 “律诗”定名的记载，故沈、宋之称，也就成为律诗定型的标志。

沈、宋之称，也就成为律诗定型的标志

五言律的定型，在唐代近体诗的演变过程中实具有关键意义。它不仅完成了由南朝沈约引领的永明体的四声律到唐诗平仄粘对律的过渡，而且因其易于识记便于运用，很自然地可以在五言律的基础上，推导出一个近体七言诗的声律格式，如七律、七绝等。所以，在五言律定型后，杜、李、沈、宋等人即成功地把这种律诗的粘对法则应用于七言体诗歌，于中宗景龙年间完成了七言律诗体式的定型。

尽管沈、宋等人在任职馆阁期间所写的应制五律和七律鲜有可观者，但磨练出了一套律诗的声律和词章技巧，一旦他们因政治变故而遭谪贬，有了不吐不快的真情实感之后，就容易写出情韵俱佳的优秀之作。

有了不吐不快的真情实感之后

杜审言写得最好的五律，是在中宗复位时，他因曾依附武后男宠二张（张昌宗、张易之）而被流放峰州后创作的。与此同时，宋之问和沈佺期也因相同的缘由而被流放岭南，他们同样也写出了较好的作品。如宋之问的五律《度大庾岭》：

度岭方辞国，停轺一望家。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山雨初含霁，江云欲变霞。但令归有日，不敢恨长沙。

未到贬所而先想归期，一种含泪吞声的感怆情思表现得真切细腻，见不到任何着意文饰的痕迹，而诗律和对仗却十分的工整。他的《渡汉江》亦复如此：

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这是一首写得十分精彩的五绝，具有声情并茂、意在言外的艺术感染力，与后来盛唐诗人的作品已相去不远了。

天长地阔岭头分，去国离家见白云

在当时，七言律写得较好的是沈佺期。如他于流贬途中写的《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

天长地阔岭头分，去国离家见白云。洛浦风光何所似，崇山瘴疣不堪闻。南浮涨海人何处，北望衡阳雁几群。两地江山万馀里，何时重谒圣明君。

与他流放岭南所作的五言律相同，此诗表达一种无可奈何的伤感心境，无意修饰，却写得有情有景，声律调谐流畅而蕴含深厚，是早期七言律的成熟之作，被后人称为初唐七律的样板。

总之，经过杜、李、宋、沈等人的不懈努力，从武后至中宗景龙年间，唐代近体诗的各种声律体式已定型，并出现了极为成功的实践，有了一批佳作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