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90李泽厚：学者 要对得住自己的良知

李泽厚（1930年6月13日—），湖南人，哲学家，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哲学、美学研究。代表作品有《美的历程》、《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和《美学论集》等。

2020年，生于1930年的李泽厚90岁。

80岁那一年，李泽厚用两句话总结自己的心境：惜彼春华，仓惶避豺虎；抚今秋暮，白眼看鸡虫。

“谁是鸡虫？”。

“泛指。自以为了不起的那些人，而且主要是指学界。”李泽厚回答。

李泽厚是谁？

在2010年出版的《书生傻气》一书中，易中天曾讲过一个笑话，说有人问知道不知道李泽厚，一个年轻人马上就说当然知道，香港李嘉诚的儿子嘛！李泽楷与李泽厚只不过一字之差，看走了眼也不足为奇。问题是,这些年轻人当真是看走了眼吗？

要知道在80年代，如何兆武所说，李泽厚“几乎是独领风骚，风靡了神州大陆”。

李泽厚天性聪明，一路入读的都是名校，15岁考入湖南最著名的省立一中，因为没钱入学，只好进了吃饭也有公费补助的省立第一师范。

贫困是李泽厚不完美青春年代的一个烙印，一直持续了他整个学生时代，李泽厚回忆“家道中落，没有饭吃的那种痛苦，你是不能体会的。”

李泽厚在思想上早熟。苏州一中的教师杨斌留有一些李泽厚中学作文手稿复印件，大多是用漂亮的文言文写就。其中一篇是《反东坡晁错论》。

16岁的李泽厚在作文中写道：“魏征有言：‘非独君择臣，臣亦择其君。’鲁人不用孔子，孔子行；故大丈夫行事，宜再三择之而后可，非聪明睿智之主，则不能舒我才，而合则留，不合则去，又何复倦倦于此哉？”这样的文字出自中学生之手，令人惊叹。

李泽厚的母亲曾拿他的作文给别人看，别人以为这是大学生所写。

1950年，20岁的李泽厚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

李泽厚后来回忆说，我在北大做学生的时候，没有任何顾忌。老实讲，主要靠自学，我读了一些书以后，我对自己有多少分量，心里头有个掂估。

我从来不迷信导师。后来冯友兰、胡绳，都想我做他们的研究生，我不干。我觉得至少在人文领域根本不需要什么导师。有导师反而受束缚。

你已成人了，自己可以去选择，自己去思考。我总是自己到书本里找答案。其实也可以问老师。学问学问，应该问，但是我这方面很欠缺，所以吃亏不少。我这个人不大愿意跟人交往，这是我最大的缺点。

李泽厚在北大的读书习惯是，早上看柏拉图，下午看别林斯基，早上看的是哲学，下午看的是文学。

学哲学可能看得比较高，要总揽全局，但考虑的问题很多都太空。如果书读得太少，就只知道玩弄一些概念。

搞历史的呢，是狭而深，就盯着那个领域，别的学问都不感兴趣，也认为那些没价值，必须有足够多的史料，才是真学问，所以也很难干出非常重要的原创。学文学的看得比较杂博，比较广，但都比较肤浅。

李泽厚很多年前就跟学生讲过，你要高、要深、要博，你才会有原创力。自然科学家不一定如此，人文领域必须有此前提。

大学毕业后，李泽厚分配进入了中国社科院，当时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可想而知，李泽厚在政治气氛浓厚的社科院是个异数。何兆武记得：“李泽厚不按领导的指示来写，那时总挑他毛病，开了好几次批判会。”

在政治性上不“过关”，但李泽厚却在学术上颇有建树。1955年，他发表了《关于中国古代抒情诗中的人民性问题》。这篇文章和此后关于美学的论战让他成名。

其时，李泽厚不到30岁。

1987年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说，我们很早就读过李泽厚的名文，获益匪浅。李泽厚当时脸红了。同样的现象还发生在日本。

80年代初去日本，一些日本同行都很惊讶地对李泽厚说，以为李泽厚应该是白发苍苍的老学者。

50年代后期，在知识分子当中，李泽厚算是很有钱。印象最深的是1956年冬，李泽厚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一篇美学文章，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一篇关于孙中山的文章，稿费加起来1000元。

当时李泽厚的月工资收入才56还是70元。而李泽厚在1956年就拿过每千字20元的稿酬，这是当时的最高稿酬。因为一般的稿酬是10元左右。

这是李泽厚富足生活的开始。他买了一个唱片机，电动的，不用手摇，这在当时是奢侈品，但他仍然不讲究穿着。在新加坡，人家叫李泽厚买件名牌衬衣，李泽厚说，名牌穿在身上是负担。

于是，李泽厚买了一块不太坏也不是名牌的表。

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李泽厚很少为金钱的事务发愁。即使是在被下放的60年代，他被开除公职，但是有未用完的稿费支撑着他。

李泽厚的版税超过百万，这在学者中是少见的。作品在学界和市场上都通过了检验，这使李泽厚有底气立下一个规矩。“50年代就定了，不为政治任务，也不为经济利益考虑写文章。

对于会议邀请或讲座，李泽厚认为自己是自我感觉并不良好的人，文章已经都写过了，老重复不大愿意。李泽厚觉得没有什么太多东西可讲的。

很多讲演邀请自己都拒绝了。李泽厚不像很多人到处讲演。当然，他完全不反对别人到处讲演。

对于学术，李泽厚讲过当代学人有“两大问题”：一是，情绪左右思想，不能客观分析；二是，喜欢抽象议论，缺乏具体思维。

很难说李泽厚是否意识到了前辈学人因为谨慎而少有建树，但他在和一个朋友的对谈中说：“反正我是称过他们的分量，分量也就那个样子，包括一些名家。”

脾气倔强，不懂迎合却偏偏少年成名，付出的代价就是人缘不好。这个特点到老年也没改变。而李泽厚在北京城中心的房子，清雅干净，却少有朋友拜访。

李泽厚确实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钱钟书给他写信，他说想不好如何回复，拖一阵就忘记了。替宗白华写《美学散步》的序言，“我始终没和宗先生交谈，我没去看望他，事前事后也没去征求他的意见”。

但宗白华先生去世的时候，李泽厚得知他是因行政级别不够而被阻挡了就医之路，在90岁诞辰的前三天逝世，就写了一篇悼文：我为宗先生哭！我为中国知识分子哭！我为中国哭！

多年前，在北京的一次“李泽厚学术思想研讨会”上，与会者讨论了一个有趣的话题——“李泽厚像谁？”

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角度来说，有人认为他像卢卡奇；从对80年代的广泛影响来看，有人认为他像萨特；以“思想黯淡时期寥落孤星”作比，有人认为他像阿伯拉尔……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有意思的是，当李泽厚的思想进入《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评选的时候，他经历了和法国社会理论家布尔迪厄的一次“PK”。一位西方评委认为，李泽厚的美学思想和布尔迪厄近似。

推荐人之一的顾明栋认为布尔迪厄“主要用的是社会学、经济学的方法，强调审美的阶级性、社会性和意识形态的作用”，而李泽厚“主要用的是人类学和历史心理学的方法，探讨‘人类如何可能’和‘人的审美意识如何可能’等问题，得出的是文化积淀的理论”。

最后的结果是，布尔迪厄的文章落选，李泽厚《美学四讲》第八章“形式层与原始积淀”入选这部最权威的文论选集，李泽厚的名字与两千五百年间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内的148个名字放在了一起，李泽厚是其中惟一的中国学者。

而现在，新一代的人或许只知道李泽楷，却不会认识李泽厚。

现在为什么会没多少人知道李泽厚？

李泽厚的看法是：国外有人说我的欠缺是没带多少学生，可以支持支援你的思想学说。

的确，现在好些学者、教授到处去带学生，然后徒子徒孙一大堆，成了一股势力，一个派别，于是名声大振。我就没有什么学生。

特别是我从来没有要求学生看我的书。我的学生也的确都没怎么看我的书。这也怪我，我现在后悔了。我要是让他们看我的书，他们现在的成就可能会大一点。

李泽厚，这个上世纪下半叶中国首屈一指的思想家现在身处博尔德——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小镇。他已在此地居住多年。在洛基山脚下，他常常想起故乡湖南。

博尔德已经有70多人因新冠肺炎去世，对于只有几万人的小镇来说，比例太高。2月的时候，高龄的李泽厚在家做平衡运动，摔伤了腰椎。

很快，疫情蔓延了整个美国。他年事已高，担心去医院治疗时感染病毒，“我这个年龄，要是感染了，肯定没命了。”

李泽厚从来不忌讳谈及生死，他觉得他和许多人一样，在2020年的上半年，都在践行着他的哲学理念——人首先要活着。

虽然身体不好，李泽厚依然思维敏捷，你还没说完，他就知道你要说的是什么。有本杂志曾为他拍了个封面照，李泽厚不太满意，嫌人家把他拍得“太老、太丑、太苦了”。他在做这番评论时哈哈大笑。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干春松曾写过一篇《从康有为到李泽厚》的论文，很合李泽厚的心意。

因为早在1958年发表的《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中，李泽厚就跟当时的学界定论唱起了反调。几十年来，李泽厚对康有为改良思想的评价越来越高，他已经把康引为同调。

一个容易为外界忽视的观察视角是：李、康二人不仅在思想上存在某种继承性，而且二人都属于早熟型思想家。康30岁以后思想从未变过，李后来思想也无大变。

是什么原因使李泽厚对康有为倾注了如此多的热情？

李泽厚说，我先从反面来回答这个问题。看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我有很深的感受。原来我老说百无一用是书生，现在看也不见得，一个错误的理论会导致非常坏的结果。

纳粹理论是非常低级的理论，但当时在德国居然举国若狂，包括一些高级科学家都信。我们搞理论的人，应该有责任意识，至少要防止错误的理论。

所以，易中天问我，“中国应该走哪条路？”我讲，问题应该是“中国不能走哪条路”，我们应该警惕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合流。

我非常愤慨的是，以前到重庆去站台的那些学者，都不是理论家吗，他们的责任感何在？

我认为有必要梳理一下以下几位理论家：

一是卢梭。他讲公意，这就造成了后来的人民民主专政。

二是马克思。讲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但一个社会主要是靠阶级和谐、妥协才能生存下去，靠天天斗是不行的。

马克思、恩格斯本人都承认，奴隶社会比原始社会要残酷得多，但这是历史的进步。所以我一直强调伦理主义与历史主义二律背反的问题。

什么时候伦理主义占上风，什么时候历史主义占上风，值得深入探讨，但把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是错误的。

我承认，现在也有阶级矛盾，富士康那么多人跳楼不是阶级矛盾是什么？但从大的理论来看，应该强调阶级的和谐、妥协。

庄子就反对一切文明的异化，连用机械都不行，“有机事者必有机心”，那人干脆回到动物世界去最好了。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动物为什么会进化成人？我认为，人类是自己把自己创造出来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讲“劳动的两重性”。在他的理论里，抽象劳动引导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引导出按劳分配，然后到按需分配。

这是有逻辑可能性的，但没有经验基础。按康德的说法，先验幻想是不能成立的。

先验幻想好像宗教一样，能够鼓舞人心，能够起一种积极作用，十字军东征不就是打着上帝的旗帜吗？圣战不也是打着真主的旗帜吗？

三是尼采。虽然现在各种左派都把尼采奉为圣人了，讲半句坏话都不行，但我从来对尼采不感冒。

他导致的就是纳粹，蔑视群氓，那是赤裸裸的，所以希特勒也是赤裸裸的，就我这个种族行，其他种族都不行，犹太人是最坏的。

如今有人张口闭口就是海德格尔、卡尔·斯密特，这些人都是尼采右派，都是走向法西斯主义的，他们不是讲上帝跟魔鬼的斗争吗？尼采左派是福柯，走向无政府主义。这都是尼采种下的恶果。

搞理论的，你提出什么，至少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李泽厚对中国的企业家阶层寄予很大期望，他认为企业家是现代社会真正的核心、骨干力量，而不是学者。

企业家现在不靠近权力赚不了钱，那是没办法，但他们并不甘愿。

随着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当钱的力量盖过权的力量的时候，企业家就会想，我是不是不靠权力就能做好企业呀？如果我不巴结你我也能干好，我又何必巴结你呢？

有一种观点认为，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的结盟，或许是一种现实方案。

对于这种看法，李泽厚大笑：什么是知识精英？什么是政治精英？现在教授太多了，连泰斗都太多了。

李泽厚不是一个爱热闹的人，不跟风、自我边缘化成就了他思想的原创性。

今年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李泽厚：您所在的博尔德人口很少，您以前也说过，住在那里太孤独了，人太少了。

李泽厚回答：那没办法，孤独伴了我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