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曲史与曲体及创作三方面 如何区分本色文词二派的曲辞审美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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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曲史的角度区分本色、文词二派。他以明成化年间邵灿的《香囊记》为界,把曲史划分为分别以本色派和文词派为主导的两个阶段,把包括《西厢记》在内的元杂剧“元剧”和以《琵琶记》《拜月亭记》为代表的旧南戏都归入“本色一家”,把邵灿《香囊记》以降“以儒门手脚为之”“工修词”“涉藻绘”的新传奇归入“文词家一体”。
《香囊记》的人物绘图
从曲体的角度肯定本色派存在的合理性。戏曲是综合性的舞台表演艺术,这一根本特征决定了其曲辞必须具有通俗易懂、入耳消融的特点,若像诗文那样堆砌典故、罗列辞藻就会给观众的理解和欣赏造成人为的障碍,不合乎戏曲的文体要求所谓“夫曲以摹写物情,体贴人理,所取委曲宛转,以代说词,一涉藻缋,便蔽本来”,正是就曲体的这一根本特征而言,既指出本色派的合理性,也指出文词派的弊端。
戏曲的舞台表演
从创作主体的角度肯定文词派存在的合理性。明中期以降,传奇戏曲的创作主体较之旧南戏发生了显著变化,旧南戏是以文化水平较低的书会才人、优伶艺人等为创作主体传奇则以文化水平较高的文人为创作主体,与此相应,传奇的接受者亦以文化水平较高的士绅阶层为主。这一变化决定了新传奇必然具有文人雅化的特征,所谓“然文人学士,积习未忘,不胜其靡,此体遂不能废,犹古文六朝之于秦、汉也”,即是指此而言。
南戏的舞台呈现
在辨析本色、文词二派的利弊得失的基础上,提出雅俗兼济的曲辞审美理想。此一弊即是彼一利,此一得便是彼一失,所谓“大抵纯用本色,易觉寂寥;纯用文调,复伤雕镂”,“至本色之弊,易流俚腐;文词之病,每苦太文”,即是指出本色、文词二派各自的利弊得失。那么理想的曲辞形态是什么呢?王骥德只说“雅俗浅深之辨,介在微茫,又在善用才者酌之而已”,似乎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但结合他对汤显祖“才情在浅深、浓淡、雅俗之间,为独得三昧”的评价。
王骥德的书籍
可知“浅深、浓淡、雅俗之间”实即其理想的曲辞形态。其实在《论家数》中也表达了这层意思,只是没有直说,而是通过对具体作品的评价来说明的。他以《拜月亭记》为“纯用本色”的例证,以《玉玦记》为“纯用文调”的例证,二者都不符合他的曲辞审美理想。《琵琶记》则本色、文词“兼而用之”,所以是“正体”。显然,这个“正体”既非“纯用本色”亦非“纯用文调”,而是折中“本色”“文调”,以雅俗兼济为旨归的第三种曲辞审美理想。
《琵琶记》的书籍
在讨论戏曲创作的具体问题时,王骥德亦反复阐发这一折中雅俗的理念,如《曲律·论剧戏》谓“大雅与当行参间”,《论过曲》谓“大曲宜施文藻”,“小曲宜用本色”,《杂论下》评汤显祖《南柯》《邯郸》二记谓“掇拾本色,参错丽语,境往神来,巧凑妙合”,可见其心目中理想的曲辞形态,既非本色派的质朴通俗,亦非文词派的绮丽藻缋,而是在雅与俗、文词与本色之间拿捏得恰到好处的折中形态。
汤显祖的绘图
他对王实甫、汤显祖剧作的赞赏,都是以此为衡量标准的结果。朱朝鼎为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题跋云:“夫传奇,称最善者,要在浓淡得体,而实不由妆抹成。”这与王骥德的曲辞审美理想正相契合。钟本一友与王骥德提出“浅深、浓淡、雅俗之间”的曲辞观的理论背景相近,吕天成的“当行”与“本色”两收的曲辞观也和他对元曲的推崇、品鉴及反思不无关系。《曲品》品评的重点虽然是嘉靖至万历时期的“新传奇”,但对旧传奇及元杂剧亦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参考资料
·《曲品》
·《新校注古本西厢记》
·《曲律·论剧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