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缺人 我们缺的是人才
平时,我们经常会听到这句话,“我们不缺人,我们缺的是人才”
那什么样的人才称得上是人才呢?是不是一定要有高学历才算人才?是不是只有受过多年学校教育的人才是人才?
其实不是的,受教育的目的是开发人的智力,启发人的智慧,提高人适应社会的能力,帮助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仅仅通过答卷考试的形式,反映出的是一个人对书本知识掌握的程度,并不能不代表一个人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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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应试教育”就是“分数教育”,这未尝没有道理,“应试教育”只注重学生分数的高低,而在这样的“分数教育”制度下,许多的学生、家长都追求高分,学校追求升学率,结果出现了很多高分低能的学生。
有的学生在学校学习是高分,而到了社会并不出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就是因为学生为了考分数,死记硬背书本知识,不能够灵活变通。一个考高分但根本不懂如何与人交往的人,难以有很好的社会关系;一个分数高,但是抵御风险能力差的人,也同样难以担当大事。
所以,在1997年,国家提出了考试内容应由最大化的考查死记硬背的能力向综合能力的测验转变。
在以前,只要上了大学,包括中专,就意味着有了固定的工作,就有了“铁饭碗”,相当于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而现在不同,即便大学毕业,并不见得就能找到称心的工作,毕业后还要自主选择工作单位,要通过用人单位的考核,才能进入单位工作。
当然这绝不是说上学没用,而是说,如果仅有好分数,不一定就有好工作,只有实际能力,才是“好工作”的最佳保障。
之前在书中看到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农村女孩,高中毕业,高考落榜后,到北京一家汽车销售公司应聘,但是因为没有学历遭到拒绝。可正因为这件事,激发了她刻苦钻研汽车销售技巧的决心,经过几年的努力学习,她在汽车销售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创下了半年销售500辆汽车的记录,并被公司提升为总监。后来她又到国外学习销售及管理经验,之后被任命为掌管全国200多个城市300余家汽车销售总监。
像中国有的企业多是注重学历,而外国的企业就不同。比如说某个人能给企业带来100万的效益,他提出50万的工薪要求,中国的许多企业往往可能会弃而不用,而外国的企业则会爽快地答应他的要求。这就是用人观念的不同。
国外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绩效管理”,强调业绩是人才评判的重要标准,进入21世纪,又提出要创造一个以人力资源为基础的经济,设计了新的绩效与能力素质标准。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曾湘泉在研究美国《华尔街日报》上的部分招聘信息后发现,在这些招聘信息中,只有2%要求硕士,4%要求学士,其余的均没有学历要求。就连一向注重学历重资历的日本,在人事改革中也明确提出了“能力主义“,并取消了学历统计。
有的人没有高学历,但是他们非常注重发展自己的能力。这个社会一直在淘汰有学历的人,但是不会淘汰肯学习愿意改变的人。
在美国历史上有这样一位人物,他是美国的政治家、科学家、作家,还是美国《独立宣言》的五个起草人之一,以及美国宪法的起草人,这个人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
我们可能以为,富兰克林有着如此渊博的知识,一定是一个高学历的人,但恰恰相反,在富兰克林幼年的时候,由于家境贫寒,所以他只读过两年书,他完全是靠自学掌握了丰富的知识,他还发明了避雷针,在数个领域多有建树,得到的荣誉不计其数。富兰克林没怎么上过学,也没有高学历,但他却做了太多个比他学历高的人做不到的事情。
学历不代表一个人的实际能力,学历仅能说明一个人具有某一学习经历或者是具有某一专业的知识,但并不代表一个人在具体岗位上的能力。毛ZD说:“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点真才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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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没有学历和名落孙山的人,他们没有别人羡慕的学历,也不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他们心怀壮志,不甘落后,多付出汗水和心血,一样可以获得成功。
像清代的蒲松龄,先后4次应试未中,后来深入民间采访,终于写出了著名的文学作品《聊斋志异》;
明代的李时珍,应试举人,三次考试三次落榜,后来下定决心从医,花了27年的时间,精心研读和实践,写出了名扬四海的医学名著《本草纲目》;
两次考试失利的宋代文学家苏洵,失利后并不气馁,坚持刻苦自学,终成著名散文家;
爱因斯坦整日空想,在学校时许多测验都不及格,但他却成了科学家;
托马斯·爱迪生仅仅受过三个月的学校教育,他的老师曾说他是个糊涂蛋,可他却有1093项发明;
温斯顿·邱吉尔在学校也是差生,并且说话结结巴巴口齿不清,然而他却成了首相和演说家。
高尔基虽然写出了《我的大学》,但高尔基并没有上过大学;
大文豪鲁迅,也没有念过中文系;
学历和成功没有直接的关系,学历和财富也没有直接的关系,据一项调查显示,美国百位富翁中低学历多于高学历,而这种学历高低不与财富多寡成正比的现象,说明成功的人并不一定是文化程度很高的人,甚至有许多是根本就没上过大学的人。
条条大路通罗马,成功并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一条路。许多应试失败没有机会上大学的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也能获得和别人一样的成就,甚至超过那些上过大学的人。这就好比一个现象,森林外的树木,有时会比森林里的树长得更高、更壮。
发现人才需要一双慧眼,需要根据人的实际工作能力来判定,不应该根据人的文凭盲目下结论,否则很可能由此埋没真正的人才。
我们来看一个人,孔祥银,孔祥银在国际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多篇论文,他与合作者发现了一系列疾病的相关基因,他的研究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和国家863计划赞助,成果也获得多项专利,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但提起往事,孔祥银却说了四个字——不堪回首。
孔祥银曾在德国马普分子遗传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工作,后因为听说国内急需生物人才,决定回国来工作。可他回来后才发现,几乎没有单位愿意“收留”他,因为他只有本科学历,在他“漂流”了几个月后,要不是上海生物工程研究中心的负责人独具慧眼发现了他,他可能就要被埋没了。
所以后来提起这事,孔祥银感叹地说:“如果人才标准不及时进行调整,肯定会埋没许多能力足够但学历不够的人才……”
有能力的人,不一定都是有学历的人,有学历的人,也不一定都是人才。如果我们还是按照“惟学历”的标准来选拔人才,那一定会埋没许多的人才。为什么近年来做假文凭泛滥成灾,这与不科学的人才标准有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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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该怎样定义呢?2003年12月18日,全国人才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召开专门的全国性人才工作会议。
据中国权威人才研究专家、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人事与人才研究所所长王通讯介绍,此次会议将会给人才一个明确的定义:有知识、有能力,能够进行创造性劳动,在政治、精神、物质三个文明建设中做出贡献的人,都可以说是人才。他还说,不管人才的标准怎样改变,但必须从以学历为本位转变为以能力为本位。
所以,不管是古还是今,我们都应该抛开“学历观”去识别人才。真正的人才,不一定都是学校里出来的,人才市场上也不见得都是人才。
像之前的一些企业家,台湾台塑集团的王永庆、大陆万向集团的鲁冠球,他们也都没有大学文凭;
像青岛港的许振超,只有初中文凭,但他作为贵宾,登上了清华大学的讲台,为天之骄子们讲课。
像我们所说的蒲松龄、李时珍、苏洵、丘吉尔,爱因斯坦、爱迪生,高尔基、鲁迅等等。
这些人都没有高学历、高文凭,但我们能否定说他们不是人才吗?
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人才到处都有,关键是看我们有没有辨认出人才的眼睛。
上海社科院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研究所所长、著名的人才问题专家沈荣华说:“博士里面有庸才,工人里面有人才,如果现在我们制定人才规划、人才战略也按学历、职称来进行,将难以培养、选拔引进和激励真正的人才,路肯定会越走越窄。”
沈荣华还举了三个例子,他说:
1、上海的人才引进计划曾提出,只引进本科以上学历的人才,按这个标准,比尔·盖茨来到上海,也不算是人才,因为尽管他创造了著名的微软公司,但是他大学没有毕业。
2、著名的桥梁专家林元培在上海设计了杨浦、南浦、徐浦、卢浦四座大桥,成为上海的代表性建筑,但按这一人才标准,他在上海也不能算是人才,因为他是中专毕业。
3、温州民营企业家中,有学历、有职称的不到三成,但他们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为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果按现有人才标准,这些企业家也不能算是人才,其中很多人都没念过大学。
据沈荣华分析,由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早已进入“普及化”、“大众化”阶段,所以他们对人才标准的界定也已走出了“惟学历”的误区。
因此人才的最新标准应该是:有真才实学,能进行创造性劳动,在政治、精神、物质文明建设中做出贡献的人,他们都可以称得上是人才。
“我们不缺人,缺的是人才”,很多用人单位、企业喊出这句话,就是因为他们更渴望那些具有真才实学的人,而不是拿着文凭混饭吃的人。
——读书使人明智
我是大米哥
自由职业者
自由撰稿人
柔与韧读书会城市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