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到底是钟情于道教还是儒家？

大家都知道，苏轼、苏辙兄弟少时的启蒙老师是张易简。苏轼是张易简道长颇为喜欢的门生。

受启蒙教育影响，他一生对道教颇为钟情，不只是穿道袍，访道士。随着宦海浮沉，对道教的理解进一步加深。元丰二年因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后年近50的苏轼在《送沈逵赴广南》一诗中写道：“功名如幻何足计，学道有涯真可喜。”其后在绍圣元年，近花甲之年的苏轼被贬到惠州，接着一贬再贬，被“流放”儋州，摧残极大。

正是道家顺应自然、超然物外的思想在支撑着他，让他直面现实，自我调节，寻求精神解脱。苏轼曾在《定风波》一词中写道“一蓑烟雨任平生”、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顺逆之境，随遇而安，我心依旧。面对人生的打击，仕途贬谪，道家思想无疑是抚慰心灵的一剂良药，让他释放心灵，以乐观旷达对生活报之以歌。

再来说说儒家对苏轼的影响。与接触道家起始差不多，苏轼从小就“学通经史，属文千言”，打小以范滂自居，有兼济天下之志。在《沁园春·孤馆灯青》中直抒胸臆：“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

即使仕途不顺，遭遇接连打击，一生颠沛流离，一直在贬谪的路上越走越远，“闻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但他的进取始终伴随一生，越挫越勇。他奋笔疾呼，在其《策略一》中一再阐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济世思想，希望“天子一日赫然奋其刚明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则智者愿效其谋，勇者乐致其死”。

他在朝时，敢于直谏，外任上勤于政事。他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任地方官，灭蝗救灾，抗洪筑堤。元祐四年，苏轼任杭州知州，为疏浚西湖，防洪救灾，他利用浚挖的淤泥构筑起一条由南至北的堤岸，现已成为西湖十景之首，名曰“苏堤春晓”，即以苏提为原型。

在贬到惠州后，捐资修桥。哪怕是被贬到儋州，却政心不减，与当地人一起种田、修路修桥、大兴教育，开启了海南的文化巅峰。流传至今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不胜枚举，政绩斐然。

他一肚子不合时宜，不盲从，不站队，不识时务，即不是变法派，也不是保守派，所有的标准都以天下苍生为念，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他的文人节操让他成为特立独行，有自主人格的知识分子争相学习的楷模。

儒家和道家实质上构成了他人格的两面，在朝进取，失意豁达，修身以儒，治心以释。归根结底，还是儒家是他的正宗，道家只是失意时的调剂。治心也是为了更好的出世，正如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想法一样，苏轼终归属于儒家，他的伟大也在儒思儒想。